白林密 | 情感渣男曹聚仁，文坛虽也风流，却难掩人性龌龊
总第12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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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 ）五月底的曹聚仁，成年后生性风流，一生中多次移情别恋。结发妻子王春翠几经努力，挽救了第一场婚姻危机之后，面对第二次危机，她最终选择了放弃，成全了他的花心。
在原配王春翠宣布跟他解除婚姻关系之后，曹聚仁迅速与自己的学生邓珂云结了婚。
虽然曹聚仁文笔扎实，著述颇丰，晚年处事圆滑，政治声誉良好，但终究难掩他情感上的喜新厌旧和私生活随意的龌龊。
祖籍浙江浦江的曹聚仁，儿时在自己父亲创办的育才学堂读书。
当时的浦江，是江浙地区的第一大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民风开化。政府注重教育，鼓励民间士绅办学，因而学龄儿童大多因此受益，有了学习知识的机会，很多有条件的人家，把女孩子也送进了学堂。
那时的学校教育，提倡古人高声朗读的记忆方法，因而，通州桥上，人们几乎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一个十一二岁，干净整洁，容貌俏丽的小姑娘凭栏晨读。
同龄的曹聚仁也被深深吸引，于是一次次的“路过”，一次照面，曹聚仁更加清晰地一睹了小姑娘的芳颜：五官端正，俊俏甜美，天真清纯！尤其那双清亮明澈的大眼睛，叫人一见不忘！
曹聚仁心生喜欢，央告家人打探这是谁家的姑娘。很快，家人就打听到女孩儿名叫王春翠，家就住在兰溪对岸。曹家托人保媒，王家了解曹家门风，因而一经说合，王家就很爽快地答应了。曹聚仁心花怒放。
初开情窦的曹聚仁那时只有十五岁，王春翠十二。
也就是在那一年，1915年，曹聚仁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1921年，曹聚仁师范毕业，曹王两家按当地风俗，在老家给两个年轻人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曹聚仁和王春翠结婚之后不久，曹聚仁就只身来到上海，进入上海爱国女中教学。
1922年，王春翠考上了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独自到杭州读书。小夫妻身处两地，聚少离多。起初，两人新婚燕尔，鸿雁传书，你侬我侬，一封封邮件传达着夫妻的彼此思念。
日久天长，敏感的王春翠发觉，丈夫的书信渐渐少了，以往卿卿我我的蜜语也慢慢没了热度。
晚上，王春翠藏在被窝里，把这一切悄悄耳语给了闺蜜。闺蜜一戳她的胳肢窝儿 ：“你的小夫君呀，外边儿有人儿啦！”
闺蜜的一句玩笑，彻底搅乱了王春翠的心绪——难道自己的丈夫真的移情别恋了？自尊自强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退学！到上海去找曹聚仁！
王春翠的突然出现让曹聚仁大吃一惊！紧张到无语，这也让王春翠肯定了自己内心的猜测，闺蜜的玩笑一语成谶！
王春翠不动声色，温柔地说丈夫一个人在外特别辛苦，自己既然嫁给他做了妻子，理应夫唱妇随，陪在他身边照顾他。
这番话一点儿毛病没有！
曹聚仁无话可说。
随后，王春翠说，我退了杭州的学业，但也不能就此荒废，我就到你的课堂上去，做你的学生吧！
这些话，还是没一点儿毛病！
课堂上，敏锐的王春翠不一会儿就发现了不同寻常：一个小姑娘满面春风，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课，见过了风月的王春翠当即锁定了目标。
她有意识地注视了那个女孩儿一阵子，然后把目光转向了曹聚仁。曹聚仁顿时方寸大乱，错误频出，结巴连连，脑门儿冒汗……
王春翠默不作声，对曹聚仁更加温柔体贴。聪明的王春翠一招儿“软着陆”，四两拨千斤，既提醒警告了自己的丈夫，也保住了他的声誉。
曹聚仁羞愧难当，当即向学校递交了辞呈，带着王春翠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其实，1922-1937年之间，曹聚仁先后在上海爱国女中、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务本女校任教。期间凭借着自己丰富的学养和优美的文笔，接连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当时已经名声鹊起。
1926年，曹聚仁出版了第一本史学著作《国故学大纲》，奠定了他在国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也是在这一年，王春翠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儿。夫妻欣喜不已，曹聚仁更是视如掌上明珠，兴奋地给女儿取名曹雯。
天有不测风云，招人喜爱的小雯雯，不到六岁却不幸夭折。夫妻俩心疼不已，陷入痛苦难以自拔。
曹聚仁首先振作起来，他建议妻子跟自己一起工作，以期早日走出失去爱女的悲痛。随着时间的流逝，王春翠也渐渐从锥心之痛中解脱了出来。
然而也就是在这时，曹聚仁又一次显露风流本性，公开了自己跟务本女专学生邓珂云的暧昧关系，说女孩儿如何的才华横溢，说他们俩如何的志趣相投，如何的难舍彼此……
王春翠彻底对丈夫失去了信心，爱女的夭折早已让她心力交瘁，她已完全无心应战。
她果断地选择了离开。
1938年，王春翠宣布跟曹聚仁解除婚姻关系之后，曹聚仁立马在武汉跟邓珂云举行了婚礼。
回到兰溪的王春翠，一直生活在婆家，接过了公公的工作，主持育才学校的日常，孤身一人，直到1987年去世。
回顾曹聚仁的前半生，除了在外人看来的婚姻美满，他的才华也及时得到了展现。1921年，浙江师范毕业的曹聚仁来到上海任教，与李公朴、史良、柳亚子、鲁迅兄弟相识并成为好友；结识史学大家章太炎，他的聪明才智得到章氏的赏识，并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
1931年，侵华日军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件，公开侵华。身在上海的曹聚仁与友人创办《涛声》《芒种》等文学刊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同时又与邹韬奋、沈钧儒等人成立“抗日救国委员会”，并任委员。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曹聚仁投笔从戎，毅然奔赴前线，以笔为刀枪，采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大力宣扬战士的英勇顽强。期间首发通讯“台儿庄大捷”，鼓舞了全国抗战，一时名声大噪，民国中央通讯社特聘他为战地特派员。随后又是他首次向世界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民国政府授予曹聚仁“云麾胜利勋章”，表彰他在战时的积极努力和付出。随后曹聚仁回到上海，重又走上了三尺讲台。
1949年，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曹聚仁放弃了赴台机会，留在了大陆。随即在1950年年初，他又迁居到了香港。
在今天看来，曹聚仁选择在香港居住，在政治地缘上拿捏得异常准确，关键点掌握得恰到好处——香港当时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国，但实际是在英国人的管辖之下，曹聚仁住在香港，既不得罪国民党，又远离了当时共产党的权力中心，使得他日后在海峡两岸运转自如，足见他作为一个资深报人特有的机警和明智。深谙世事的他，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支点。
1950年之后，曹聚仁在香港主持多种报纸，从事自己以往的专业，并利用自身的品牌价值，担任国共双方的特使，往来于海峡两岸，促进两岸的政治交流。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去世。官方定论为“爱国人士”。曹聚仁人生圆满。
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政治原因，1950至1982年，曹聚仁的著作一直没有在内陆出版过，因而时光埋藏了这位名噪一时的文坛大咖。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第一本曹氏著作《我与我的世界》。因而，1985年之前，除了学界，曹氏在内陆鲜有人知。近年来，曹聚仁文学热兴起，国内及港台共出版曹聚仁散文、杂文、史学研究等著作七八十种。
然而，表面再光鲜，也掩盖不了他人性中喜新厌旧的劣迹，先后两次移情别恋不说，抗战期间，作为战地记者的他还在安徽做过一件风流事。有次他投宿皖南一个小镇，店伙计拉皮条，他跟一个落难的少女做了一夜露水夫妻。
第二天，少女的母亲给曹聚仁看了少女带血的手帕，随后曹聚仁帮这对落难的母女还清了欠债，又送给她们一些赶路的盘缠。虽然说曹聚仁的“仗义疏财”救助了母女，但毕竟有趁人之危之嫌。
晚年，有人提及此事的时候，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
“战时道德放假”，这明显是曹聚仁在为自己的罪责洗地。做出了龌龊的事情，却不敢担当，十足的一副小人心态。他的诡辩，只能越描越黑，只能叫人把他人性中的卑劣看得更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