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纽约版约翰·弥尔顿《失乐园》中古斯塔夫·多雷创作的插图
中华民族正在实施伟大的民族复兴，这是古老东方企盼、准备、奋斗了两千年的历史进程。存在决定意识，因为社会趋向阶段性变革，带来心理趋向的阶段性变革：那就是创造财富和追求物质。这是一个不容回避、无可非议，甚至是一个可欣可慰、可喜可贺的现实。可是这个现实给诗歌带来了什么呢？从社会结构到心理结构，诗在诗国失落了中心或重心的位置。这个现象正应了一部西方古典诗歌的题目：失乐园。社会进入转型期，诗歌缺少心理、理论乃至艺术和技术的准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个白发苍苍的民族箴言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诗歌走的是一条相对单一的道路。从一条道上走来，突然面临两条、三条甚至更多的互为交叉、互为延伸的道路，诗歌该作何选择？作为文学艺术应该也可以从容散淡、随心所欲地选择其它通道去走一走，走得适意更好，走得不适意，再改换一种走法也未尝不可——一个国家和一个政体尚且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何况本质就是探索的文学艺术？可是心气浮躁，可是体质孱弱，诗歌不善一试新步。四顾无人，惶然茫然，于是有惊呼四起：狼来了——其实并没狼，纵使有狼，那条狼也蛰伏在诗者心底里。也有不怕狼的。不怕狼的就四下里走。有路走，没路也走。他们记住鲁迅的话：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最初的脚印似乎怪异，怪异得让习惯分类、偏爱定性的诗论者难以分类和定性。而一旦失去概念，他们又如同失去拐杖一般失去支点。于是把这些本不同类的脚印类型化为“朦胧诗”。“朦胧诗”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首朦胧诗，定义的本身说明定义者的失语。在诗歌史上它是一个信号：分类者和被分类者都开始朦胧了。多条通道是客观存在，脚又为路而生，更何况诗歌的脚。于是脚印更多，于是更难分类，诗论者乏术而又不认乏术，于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笼而统之地把它们煮成一锅“先锋派”。是褒？是贬？还是超越褒贬层次的科学研究？作为中国提法的“先锋派”其实只是“朦胧诗”之无奈的翻版罢了。何必如匆忙分类，何必如此简单定性呢？在中外艺术史上“先锋派”是一个多么活跃、多么宽泛、多么繁复的现象。这是一个一时两时不易理清的问题。它的出现就像任何事物的出现一样，必然从正负两个方面体现出始料不及的效应。对于“先锋”的研究，最初的问题就是研究的失语：读不懂。读不懂未必是就是艺术之过。且不说未知感的扩展延伸是艺术深化的必然，且不说从不懂到懂是一个过程，且不说纵使“读不懂”的诗在诗的国度也不妨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呢。我主张“读得懂”，我不一般反对“读不懂”。读不懂不读就是——天地寥阔，怎能只长一种草呢？长出来的草，又怎么可能都一一叫得出它们的名字呢？开放容纳开放心态，多元培育多元视角，不然，艺术又如何丰富、如何发展呢？不可忽视“先锋”作者的严肃和自重。不是浅入深出，不是故弄玄虚，不是自欺欺人，不是玩世不恭。是进取之先锋，攀登之先锋。而古今中外一切严肃意义的先锋无一不是以发展艺术、丰富技术为手段，目的只是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时代。中国新诗沾滞、徘徊、复沓在浅近、功利的社会学层次上实在是为时过久了。正如人是历史的人，文学艺术也是历史的文学艺术，呐喊、呼唤、控诉、讴歌非但不是诗歌之过，而且是诗歌之功，是中国新诗特有的光荣和骄傲。剑总双刃：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多元、深层次的发现和表现，诗歌则缺乏切实的准备。置身转型期，但并没能真正认识到已经置身转型期，依然习惯把Ａ调音叉插在Ｂ调音箱上。面对声音不甚优美或者是不如以前优美，就忧虑烦躁，就焦灼不安，就显示出无所措手足的惶然茫然。就从诗歌所习惯、适应、善长的社会学层次言，它的发现方式和表现方式也滞后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潮。不去接近、不去熟悉、不去投入，而是驼鸟一般地采取对于生活的疏离和淡漠。疏离淡漠生活，就被生活疏离淡漠——诗歌疏忽了这个无所不在的牛顿古典力学定律。被疏离淡漠，又不承认被疏离淡漠，还说什么把长凳唤作条凳是如何地可笑，还说什么把条凳唤作长凳是如何地无知，表现出一种观念滞后的阿Ｑ心态。这种心态并不是东方专利，它们在弗洛伊德和荣格那里被称作“自恋情结”。更为可怕的是，因为诗歌被生活的疏离淡漠，传统意义的中国诗者那弥足珍贵的责任、热情、勇气和与之同步的骚动而敏锐的创造力正在悄无声息地萎缩和退化。艺术的尴尬还来自科学。近些年来，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批科学泰斗们不约而同地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未来的世界要从学习中国哲学开始。那么中国自己呢？醒来吧，麦克白——诗之现状终于把诗者逼到一起理论诗歌了。应该理论一下懂与不懂，应该理论一下脱离没脱离现实。可是，如果坐在二十一世纪的门坎上只是或者主要只是理论“理解”和“脱离”，那就无异于老虎坐在牢笼里议论高山。什么牢笼？思想牢笼。以功利理论功利，以功利抚慰功利，以功利改进功利，这实在是诗歌理论的缺钙和探索起点的悲哀。一则故事说，一位老人为制作一支手杖进了森林。一棵树一棵树，一条枝一条枝，他坚忍而又执着地走完无边无际的森林，才找到一根满意的材料。砍下树枝，削成手杖，老人拄着手杖返回他的村子。让他惊愕不已的是，他的邻里乡亲都早已作古，他的村子已然变成为一片古老废墟。对于创造，纵使一个王朝也都渺小短暂，老人的手杖就只能为无限而作了。明日扎根今日，无限扎根有限，艺术当懂得珍惜艺术之本身。
中国古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大命运。作为匆匆过客一般的人，还有什么比“生逢其时”更可宝贵的呢？我想到两个诗者：一个杜甫，一个陆游。同是才高八斗，同是学富五车，为什么生在唐代就是“诗圣”，生在宋代就只能老泪纵横颓然徒然地咏叹“错错错”和“莫莫莫”了呢？这个问题，淮南的桔和淮北的枳早已从生态学角度作出了东方式的回答。色彩斑斓、节奏迅猛、观念活跃、反差强劲：中国诗者正置身于一个大开放、大变革的时代，一个超常规的时代，一个反常规的时代。变革时代出奇迹——历史又一次把中国诗歌引导到三峡之前，那么，是巍巍夔门造就大江东去，还是大江东去造就巍巍夔门呢？在一切珍惜之中，最重要、最根本、最紧迫的珍惜是创新求变。其中包括不可疏忽、不可或缺的形式的创新求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求变是为创新，但值得警觉的是：新的并不等同好的，比如艾滋病；不新的不等同不好的，比如太阳。那么，该变、能变的是什么，不该变、不能变的是什么，变与不变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还是一句中国古话：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永远只是一个字：美。超越优化生态，超越水土保持，人类精神家园需要从沙漠防护林带脱颖而出的森林，森林则呼唤出类拔萃的巍峨大树。只有出类拔萃才配称独特，只有独特才有能力抗击以时间形态表现出来的湮没和遗忘——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 ·人民和美”当是新世纪中国新诗的美学定位。从《失乐园》到《复乐园》，中国诗歌必须俯身系紧鞋带。
《复乐园》插图
作者简介
赵恺，祖籍山东，1938年出生于重庆，1955年毕业于南京晓庄师范后在苏北淮阴生活至今。创作以诗歌为主，兼及散文、小说。曾多次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国际文学活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刊》编委，江苏省作家协会顾问。一级作家，江苏省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