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张 ‖ 文武兼资——涿地卢植世家

卢植，东汉末年人，家住涿郡涿地，字子干。他自幼好学，家里人将他送到当时经学大师马融的门下学习。马融因得到邓太后之弟邓骘的赏识，官高位显，且才华出众，史称“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后汉书》卷五十上）。卢植在他门下，受益匪浅。

马融学问好，也喜欢将自己的学识传授给后辈。他一生教育的学生，有好几千，但最出名的，要数涿郡卢植和北海（今山东境内）郑玄。卢植尤为其所喜爱。据说，马融为人风流洒脱，喜好音乐，尤其擅长鼓琴、吹笛，为当时的风流名士。马融在生活上比较奢华，“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同上），甚至在教授学生时也不避讳，“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帐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人其室者”（同上）。在这种靡靡之音的衬托下，马融达生任性、不拘小节的个性得到充分体现。然而学生深受其苦，难免因音乐舞蹈的诱惑而心不在焉，成绩普遍较差。但卢植却对此视而不见，在上课时能够专心听讲，认真学习，在女乐面前，“侍讲积年，未尝转眄”（《后汉书》卷九十四）。马融看在眼里，很是敬佩卢植的定力与气度，于是倾囊传授其艺。卢植学习更加刻苦，到毕业时，已经能精通当时流传甚广的“古文经学”。对于在两汉盛行、到东汉时已衰落的“今文经学”，卢植也比较精通。他与同学郑  玄一起，成为马融升堂人室的优秀弟子。这时卢植已长大成人，仪表堂堂，身高达八尺二寸（汉尺，折今五尺六寸多），体健身强，声音洪亮，而且天生的好酒量，可饮酒一石，着实了得。

卢氏家族是涿郡的望族，卢植学业结束后，原可很快做官，但他却在辞别老师后，回家讲学授徒，不与当时的所谓名流来往。“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态”的他，实际上时刻关注着国家大事，并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

不久，窦皇后（桓帝后）的父亲窦武扶立灵帝，因功高而主持国政，百官们都要为窦武加封爵。卢植虽在乡间，听说这件事后，因一向敬重窦武的人品，就写信去劝止他受封。信中以周公、伊尹等人精心扶佐幼主为例，劝窦武勿贪图虚名，应该“宜依古礼，置诸子之官，征王侯爱子、宗室贤才，外崇训道之义，内息贪利之心，简其良能，随用爵之，强干弱枝之道也”（同上）。结果窦武不听，独掌权柄，最终全家被诛，身死族灭。

卢植一直不愿出仕为官，“州郡数命，植皆不就”（同上）。但卢植的名气越来越大，终于连朝廷也知道了。建宁(168-172)年间、汉朝政府起用卢植为博士，专掌经学。熹平四年(175)，九江地区的百姓造反，朝廷以卢植“才兼文武”而任命他为九江太守。卢植到任后，殚精竭虑，采用各种办法将九江抚平，但自己也积劳成疾，在平叛后辞官休养。过了几年，他再次被任命为九江地区的地方官——庐江太守，以镇抚百姓。卢植采取“存清静，弘大体”的政策治郡，被时人称为“深达政宜”。一年后迁拜议郎，在朝廷内校雠整理“五经”。不久被提拔为侍中、尚书，成为东汉末年的一位重臣。

卢植精于政事。在光和元年(178)就出现日食一事，上书汉灵帝，批评灵帝“君政舒缓”，提出改良政事的八条建议，即“用良”“原禁”“御疠”“备寇”“修礼”“遵尧”“御下”“散利”，希望灵帝能修政谨治。但这些针砭时弊的话，灵帝没有采纳，国内矛盾愈来愈激烈，终于在中平元年(184)爆发了黄巾大起义。起义军人多势众，直逼洛阳。东汉政府慌忙命卢植为北中郎将，率军镇压，双方在河北发生激战。不久，黄巾军领袖张角病故，起义军退守广宗。卢植领军包围广宗，日夜激战。灵帝派宦官左丰来军中视察，刚正不阿的卢植拒绝贿赂左丰，左丰遂向灵帝诬告卢植通敌，姑息养奸。东汉朝政一向为宦官把持，此时朝廷竟听信左丰的谗言，以“固垒息军，以待天诛”的罪名，“槛车征植，减死罪一等”。幸亏卢植的学生皇甫嵩，在广宗消灭了黄巾军，回朝盛赞卢植行军有法，足智多谋，方才使其脱难，不久官复原职。

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与袁绍等人谋划消灭宦官集团，打算从西北调董卓的军队来帮忙。卢植坚决反对这样做，称董卓是虎狼，进京必定生乱食人。可惜何进等人不听。不久事机不密，何进被宦官所杀；袁绍等人又举兵杀尽宦官。当袁绍等领兵攻入皇宫时，宦官张让等挟持何皇后与少帝刘辨，欲图顽抗。卢植亲自持戈披甲，救下何皇后，使宦官集团挟持人质的计划落空，束手就戮。董卓是东汉并州牧，生性贪贿残暴。他率军至洛阳后，废少帝刘辨而立献帝刘协，百官都不敢说话，只有卢植仗义执言，结果触怒了董卓，意欲加害，卢植只好辞官归隐。不久袁绍请他做军师，卢植帮助袁绍平定北方四州。初平三年(192)，卢植因病逝于军中。临死，告诉儿孙们要俭葬，“葬于土穴，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同上）。

卢植一生虽然长期从事政治活动，但于学问丝毫不肯放松。卢植研究学问与为“三礼”作注而名噪天下的同学郑玄不同，讲究“好研精而不好章句”，对六经大义的掌握更为全面，而且还精通“今文经学”，著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二书，从一种新的角度来注解先秦典籍，颇有新意。

西汉盛行今文经学，东汉盛行古文经学，到了东汉末年，学术上的分歧已经很大了。东汉政府为了平息这种纷争，在熹平年间( 172-178)，议立“五经”石经于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门前，“以正《五经》文字”（同上）。在摹石之前，特请蔡邕等人校定。卢植听说后，上书朝廷，要求校订《礼记》，提出“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正圣典，刊定碑文”（同上）。并要求立《毛诗》《左氏》《周礼》博士于学官。这个建议得到朝廷许可，但就在卢植准备校经之时，朝廷又改派他去任九江太守，此事遂罢。

但不久以后，东汉又在东观（东汉政府图书馆）召集学者校书，这次卢植被排在校订者名单中，以“议郎”的身份与谏议大夫马日单、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当代著名学者合作，“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纪》”（同上）。对东汉典籍整理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卢植被时人称为”海内大儒”，尊重异常。曹操在建安(196-220)间讨伐柳城，路过卢植的墓前，作了一篇祭文，对卢植多有推崇。其文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世之楷模，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荣之闾；郑丧子产，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宜有殊礼。亟遣丞掾，除其坟墓，存其子孙，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卢植有一子，名卢毓，幼受学于卢植，家学深厚，成人后也是一位知名学者。以后的卢氏子弟亦以儒学传家，为一方诗礼世家。

主要参考文献

《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

《三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阅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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