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村
图 1：百家村旧照（《画说厦门》）
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厦门市政改造，给湫隘不堪的海岛小城带来巨大的活力和生机。或出于对资本再生的追求，或出于对故国家山的热爱，或二者兼具，这一时期华侨资本的注入，尤其是房地产方面，表现得格外活跃。其中成功的范例之一，就是深田地块“百家村”小区的建设。民国15年(1926年)堤工处成立，开始筹建中山公园，1930年竣工。筹建初期，征购房地拆迁数百户，后在公园东门外的深田内填田为地，兴建数百幢石木结构的平房(后改建为二至三层的楼房)，作为安置拆迁户移居，初名“百家村”，寓意四面八方百姓聚居之所，后因百家村井井有序，又被称为“模范村”。[1]其实，“模范村”是厦门市政改造中的一建筑设想，其目的为“以备小户房屋收买拆卸时之换居”，即类同今日之“拆迁安置房”。除百家村外，“尚有蜂巢山、先锋营、后江埭等三处，均拟建为模范村”。[2]
在今天看来，百家村的平房建筑条件算不上优越。房屋为双坡顶砖木结构,每户前有一小院，后有一小天井，内部为一厅二房的竹竿式结构。然而在百家村区域之中或是区域周边，还鹤立些二层以上建筑，却堪称经典之作。2001年市规划部门推荐“历史风貌建筑重点保护单位”68幢，其中位于百家村区域的有：深田路49号、深田路40号、深田路42号、东门路48号、东门路46号百家村红楼、东门路4号柯汉荣别墅、中兴路40号厦门法学会。[3]
豪宅美屋，必然有人惦记。1938年5月厦门沦陷之后，可称百家村门户的深田路42号侨宅即被日本“兴亚院厦门连络部”据为巢穴。日人设置“兴亚院”，是专用于应对中国事务。其下设有华北、蒙疆、华中、厦门4个连络部。尽管厦门连络部只管金厦两岛，却能与其他三部比肩，日人自有其用意：厦门因为在台湾对岸的关系，所以此地新设的连络部，与其他三连络部不同。与其说以中国人为对手，倒不如说是台湾的延长。因此厦门的连络部长，是以曾任军令系统之要职的水户春造少将来担任。在此可以注意的是帮助他的人，是海军特务部长原忠一大佐。[4]
“兴亚院厦门连络部”职责并非为了“连络”，其实际为沦陷后的厦门之最高权力机关，操纵各股黑暗势力肆虐于闽南各地。其机构情况：兴亚院厦门连络部是敌寇侵略华南的阴谋总机构,它的任务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战前,这些责任原是敌寇南进机关台湾总督府担负的,现在为着加强工作,设立厦门连络部专负其责。同时为着保持连络部与台湾总督府联系的便利,所以连络部设于厦门。……连络部的政务部担负情报、文化政策及其他侵略阴谋。经济部的任务是资源的夺取,对华之投资及其他经济侵略。[5]在政务部、经济部之外，还有“调查室”。其任务是“进行情报和策反等特务活动，情报人员分散在闽南各地”[6]。1942年11月，日本新设“大东亚省”，统管日本海外占领区一切事务。中国沦陷区的日本使领馆和兴亚院一并归入“大东亚省中国事务局”，厦门也不例外。1943年4月，“兴亚院厦门连络部奉命结束，调查室情报人员及电台全部调到厦门海军武官府”[7]。而原日本驻厦总领事馆移驻深田路42号，原兴亚院的政务部、经济部人员归入其中。此后的日本总领事馆人员更加复杂，机构更加庞大，其下属机构组织及职责有：第一班：掌理产业经济开发、各所事务之调整、资源统制运用等事项。第二班：掌理神社、兵役、日人学校、民训、居留民团及其公共团体、日人同业组合企业。第三班：掌理帝国权利之保护，伸张商工会议及营业国债储蓄奖励、帝国政府贷金等事项。第一班：掌理关于机密馆务之连络，调整所管行政之考查、人事调整、公文收发编纂及保管官邸之管守，官有财产、庶务及会计，不属其他主管事项。第二班：掌理情报、宣传、检阅、调查事项之统计调查报告。第三班：掌理政治、文化、经济之指导，连络华侨登事项。除警察署外，其余部门驻领馆办公。在移驻深田之前，日本驻厦领事馆驻所有过几次变迁：在厦门日本领事馆，乃置自光绪元年(明治八年，乙亥，1875)，本馆在鼓屿西仔路，至民国26年升格为总领事馆。是年因抗日军入闽，全馆人员奉命于8月撤退。翌年5月27日，馆门重开。嗣后将本埠妈祖宫码头之旧海港检疫所，改造为领事馆之办公室。故办公始移至厦。[9]原门牌号为“鹭江道44号”的厦门海港检疫所大楼，建成于1936年11月。1938年5月至1943年被日领馆占据。日领馆迁后，大楼又成为日本海军武官府情报机构驻所。1945年抗战胜利，海港检疫所回归国人之手，但却未能恢复本业，大楼成为“行总厦处”行辕。“行总厦处”，全称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浙闽分署厦门办事处”。1946年10月行政归属调整，改名为行总“福建办事处厦门分处”，简称不变。与之对接的是联合国救济总署，简称“联总”。1946年11月，“行总厦处”办公地址迁往深田：行总厦处原借鹭江道海港检疫所设处办公，现因地址过小，且因联总近又在厦设立办事处，原址更不敷应用。除难民遣送站及储运股一部分仍在原址办公外，已于昨（18日）迁移至深田路42号（前日本领事馆）新址办公云。[10]自物价狂奖以来，生活程度亦随之步步飞腾。一般市民大都陷于饥饿线上，呻吟挣扎。唯在此贫困围圈，其度生方式可分出若干不合界限。据记者目触耳听，约可分为三种，特分述如下：一，家中均系老弱妇孺，乏人谋生，除慈善机关救济外，鬻儿卖女，为人雇佣，以度残生。二，有丈夫儿子谋生，入不敷出，一家五口，仅有维持两口，如店员劳工等等。其三，外表可观，实则外强中干，如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辈多为教员文化人员、公务员（廉洁者）。此三种家庭，如逢慈善机关发给平价物质时，前述一、二两种均敢力争请领，而后者为顾面子，多不敢露穷态，以维其“尊严”，真有苦无处诉。而三者奋斗之方式，亦各不同，在前之穷苦妇幼，无所顾虑，如能饱腹，任何工作，皆肯力为之，如抬魂亭、持彩旗、拉土车、清道夫、做泥匠小工等，均为若辈占有。其次，则令子女出为劳作、为艺徒、为女招待，节衣节食，以与环境扑斗。而公教文化人员，则大多典卖告贷度日。唯来日方长，终有山穷水尽之时。至禾山农民，大都耕耘不能自给，由喜事鬼神，花费甚大，如废历七月之“普度”，家家户户盛宴祭祀，不惜典卖借高利贷，诚饮鸩止渴。全市十五万人口，穷苦者有占十分之八以上。[11]善后救济为当务之急，需救济的事项各色各样，地志记载有：（1）施米；（2）设难民收容所；（3）施棺；（4）平粜；（5）赈麦；（6）发动捐献；（7）冬赈；（8）急赈；（9）收发菲侨赈品、赈款；（10）设救济协会；（11）遣散难民。当时救恤情形，应有尽有。经费物品之来源，由省府、行总、侨胞、地方集合而成。[12]“行总厦处”的到来，为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厦市打了一剂强心针。1946年7月4日，行总厦处在报刊上发表声明，郑重表态：务期需要善后救济的地方和需要善后救济的事业，都能公平的分配到，都能普遍的分配到，都能迅速的分配到。同时我们亦热切期待各界与我们通力合作，共谋闽南闽西28县市善后救济之开展，则国家幸甚，受难同胞幸甚。[13]行总厦处成立于7月1日，迄今甫将二月，除与政府配合办理工赈外，兹据该处发表月来发出赈□及受惠人数如下：面粉161738磅，受赈人数3237人；食米433645市斤，受赈人数86729人；奶水71914罐，受赈人数大中小学生、教职员14383人。至于汤粉截止目前止，计发出27保491箱（每箱48磅半）。又自本月5日至21日止，共遣送广东难民35人，上海54人，台湾2人，本省38人，合计119，发出旅费膳食119万8千7百元。[14]尽管如此，行总厦处的风评却老是不佳，负面消息层出，仅从报章标题就可见一斑：1946年7月24日《星光日报》：《行总厦处救济物质多数冻结仓库》1946年8月11日《中央日报》：《行总厦处人事不健全，救济工作进展迟缓》1946年9月25日《立人报》：《行总发放赈米，贫民以“三不”慨叹，曰“米质不好、斤两不足、非鹄候领不到”》1946年9月27日《星光日报》：《行总厦处难民站尅扣米粮冲水》1946年10月7日《立人日报》：《行总所发赈米米质腐劣，细碎如沙》1947年5月7日《厦门大报》：《行总物腐虫生——有人坐领干薪，临终还想扑粉》1947年6月2日《厦门大报》：《行总厦处敛其所寡、褒其所多》1947年6月3日《江声报》：《行总厦处腐败，社会舆论指责》1947年6月2日《江声报》：《行总厦处人员，舞弊层出不穷》1947年7月1日，“行总厦处”工作刚满周年，即宣告闭馆谢客。全处只留下储运处和华侨复员遣送站二处，负责扫尾收摊。然而，就是这欲休未休的储运站，爆出了惊天大案：禾山墩上社渔船数艘，19日在高崎一带海面撒网捕取鱼虾时，突由海底网获牛肉罐头、牛乳罐头、药品数10箱，各货均甚完好，大发横财。附近渔民闻讯，亦纷纷划船入海争捞。查该货之由来，乃行总厦门分处于前（18）日下午3时许，以该处汽车4辆，运至高崎沙滩，雇用小舟，以35万元为代价加以填海者。至该处所以将该批赈物填海原因，难以探悉。[15]饥馑的市民还在垃圾堆中觅食，负责救济的行总居然如此暴殄物资，霎时间舆论狂潮爆发。厦市各报以“填海”“抛海”“沉海”“投海”称之，紧紧追踪。地方法院检察处也紧急跟上。行总物质填海事，经地方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吴鼎植，于前日亲往禾山调查，并购回舟子所捞获牛乳水罐头及牛肉罐头等回处。吴首席为求取得确证，以便进行处理，特于昨日函邀本市党政团各首长及省立医院、市卫生事务所，及法院医官暨各报记者，于昨下午5时，在地检处共同公开检验所带回之罐头。由省立医院骆凤阳、陈彦雄，市卫生院潘英才，地方法院医官陈扬靖当场化验。计开验牛乳水4罐，内1罐微坏，3罐完好，牛肉罐2罐，内1罐微酸，1罐完好，牛乳酪1罐完好（果子酱及咖啡精各一罐，因事前已开，未予化验）。验后，由各医生签名，并由各机关代表及各记者签名作证。[16]据接行总之人士谈，行总人员本有南北派之分，互相排挤。但北派权力在握，所有“美缺”，均为北派盘据，舞弊贪污，亦多出於此辈，今行总结束，剩余物资，在暗中移动吞占。事为对方所知检举，恐物证被获，一时又无法出售，乃投海以灭证。又称该批物资，乃人员瓜分不均，相持不决，故赌气投於海。至所称物腐恐食用中毒一说，实不可据。盖果有此项情事，该处必邀同地方机关监督，绝不感擅自废弃。[17]1948年5月，厦门地方法院检察处以“毁弃公物”罪对“物资填海案”庄厚坤等5名责任人提起公诉。地检处的起诉书，刊载于1948年5月19日报章，而法院的判决后续却没有消息，不知以何种方式告终。就在热火朝天地侦办“物质填海案”的同时，地检处也忙着乔迁办公地点。1947年10月2日消息：厦市地检处因原有办公地址不敷应用，已于今日开始迁往深田内前行总厦处旧址，明后天即可全部迁竣。至于该处在未迁竣以前，仍在原址照常办公云。[18]深田路42号的新老二任房客，就这样很有意思地纠集在一起。
[1]《厦门市土地志》,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2]《厦门工商业大观》第三章 市政 第四节 改造厦门之程序，第12页，1932年版。
[3]《厦门年鉴（2002）》,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在民国的厦门地图上，深田内的住宅区分为两片区，西片区标为“百家村”，东片区标为“模范村”（参见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图说厦门》，2006年内部资料，第98、100页）。
[4]（日）绪方升，吴斐丹译：《对华侵略中心机构——兴亚院连络部与四长官》，《世界知识》1939年第6期。
[5]《厦门敌伪机关动态(1940年11月)》，福建省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1931-194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第34页。
[6]《厦门政法志（1906-1990）》上卷 第二篇 特务间谍，第二章 日本侵厦期间的特务间谍机构,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7]《厦门政法志（1906-1990）》上卷 第二篇 特务间谍，第二章 日本侵厦期间的特务间谍机构,第73页。
[8]《厦敌总领事馆组织系统表（1943年12月）》，福建省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1931-1945年）,第42页。原文为图表形式。厦门“兴亚院”情事，可参阅《厦门故迹寻踪》之“白鹤岩”篇。
[9]《新厦门指南》政治日本总领事馆，华南新日报社1941年版,第23页。
[10]《厦办事处移深田路》，《星光日报》1946年11月19日。
[11]《饥饿线上贫民奋斗方式不同》，《江声报》1946年8月26日。
[12]《收复厦市时救济事项》，民国《厦门市志》卷21 惠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73页。
[13]《行总厦处正式成立》，《星光日报》1946年7月4日。
[14]《行总厦处施赈统计》，《中央日报》1946年8月27日。
[15]《行总物质填海，禾山渔民大发横财，捞获罐头药品甚多》，《江声报》1947年9月21日。
[16]《行总填海罐头昨日公开检验，共验七罐有五罐完好》，《江声报》1947年9月25日。
[17]《行总救济品投海，传系因分赃不久，地检处正慎密查究》，《厦门大报》1947年9月23日。
[18]《本市地检处迁移深田内》，《厦门大报》1947年10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