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研究动态 | 新中国的对外关系研究（一）
主持人语
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 赵旭铎
为促进海内外学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本中心公众号特设“海外研究动态”栏目，向国内同仁译介海外学者的前沿研究。我们希望通过本栏目激发读者的学术灵感，以期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理解、回应乃至超越西方学界的既有范式。在筹备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海外多家出版社和学术期刊编辑部的许可以及众多作者的热情支持，谨此一并致谢。
近年来，英文学界不断推进对于新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这些学术成果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提供了新图景、新视角和新方法。这些新的创见得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风行学界的全球史和跨国史转向。一方面，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力图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主角的传统外交史框架，在经贸往来、民间交流、国际组织等更为广阔的层面上挖掘史料，揭示以往研究视角所无法呈现的历史多重面向；另一方面，这一转向旨在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概念和视角，在后殖民主义与跨文化交流思路的启发之下重审全球的流动性与现代性、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交流与互动、中心与边缘的形成与流变等重大问题。
“海外研究动态”推送的第一期专题正体现出这样的问题意识。
本期专题——“新中国的对外关系：竞争、交流与合作”将围绕新中国对外关系史展开，推送六篇文章。这六篇文章的内容尽管异彩纷呈，但都着力超越传统以冷战史为中心的外交史框架，展示一幅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竞争与合作、疏离与交流并存的复杂景象。
一马当先：英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贸关系
（1949-1966）
博洛尼亚大学教授 罗伯特･皮卢兹
（Roberto Peruzzi）
(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Modern Asian Studies编辑部与Roberto Peruzzi教授授权本中心译介本文)
本文旨在加深学术界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与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特殊政治与经济纽带的了解。本文指出，英国始终是冷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归功于香港扮演的金融和商贸角色。作者认为，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金融与贸易关系呈现出两个不同阶段：1949-55年的第一阶段和1955-66年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英国决策者从金融利益考虑，捍卫其在华利益和资产。决定保留中国业务的两家银行——汇丰银行（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和印度新金山中国渣打银行（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完全承担了捍卫英国金融资产的艰巨任务。随着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于1955年2月签订了一项重要协定，1955-66年期间的中英经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阶段可称为中英关系的“黄金时期”。
本研究改变了学界对于两个研究领域的既有认知。首先，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关系的学术成果十分有限，且以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为主线。既有的学术成果大多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建国初动荡的二十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完全被西方国家孤立，这种状态一直到中国与美国外交关系扭转之后才得以结束。作者挑战了这种观点，认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英国就从未切断对华经济关系，而香港正是中英经济活动的重要媒介。
同时，就中英经济关系领域而言，大多数研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1949年后英国“在中国保留立足之地”（keeping a foot in the door）这一外交方针的形成过程以及新中国政府对英国在华企业的严苛态度。作者对英国在华企业的文书档案进行分析，认为英国摆脱帝国主义遗产的过程比以往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该文主要利用英国国家档案和汇丰银行档案，提出贸易和金融利益不仅是塑造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因素，也是中国新政府处理对英经济关系的主要考虑。正是在这种考虑之下，在西方对华实行禁运的不利环境下，新中国政府欣然接受了英国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提议，作为中国沟通世界的桥梁。
该文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静待狂风骤雨来临”并通过这场考验；二、作为中英关系关键的大陆——香港贸易。
（一）“静待狂风骤雨来临”并通过这场考验
1941-53年间担任汇丰银行总司理的摩士（Sir Arthur Morse）与外交部“中国通”的观点不谋而合，对国共内战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并不悲观，而是持有谨慎乐观、静观其变（wait-and-see）的态度。同时，考虑到军事上香港无险可守，他因此认为必须尽量与新政权保持良好关系，使香港成为能够使中英双方利益最大化的中心。惟其如此，英国才能保持在远东的经济利益并维护对香港的统治。
1939年以前，汇丰银行在中国一度拥有多达十四家分行，而解放后仅剩下五家（上海、天津、北京、汕头和青岛）。除了上海和天津（即使这两家分行也面对诸多问题），其他分行已名存实亡。尽管经营困难，但包括摩士在内的许多人都主张着眼于汇丰银行长远和整体的利益，维持该行在华业务和活动，哪怕只是惨淡经营。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汇丰银行的伦敦董事会强调该行务必采取“在商言商”的立场，将利润而非英帝国的国家利益作为最重要的考量。1952年，该行董事会声称将关闭上海分行，理由是“新中国政府似乎不准备让上海分行继续盈利。”以此为契机，摩士向中国当局提出解决方案：该行将放弃在华一切资产，换取该行所有债务一笔勾销或由某个中国组织承担。事实上，这一姿态仅为一种策略性的手段，目的是使汇丰银行能够在中国继续运营，并深化中英两国的经济金融合作。中国当局对汇丰的激烈态度表示惊讶，推动中国银行出面帮助汇丰银行改善营业状况。1955年，双方达成重要协议，汇丰银行撤回了终止在中国大陆一切业务的请求。短短几年内，汇丰上海分行即转亏为盈。中国银行通过汇丰银行开展对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国际贸易，汇丰银行亦帮助中国银行在港机构，积极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包括对美贸易）。至此，香港成了大陆经济的贸易、物流和金融的枢纽，同时也构成了中国银行强化与汇丰银行关系的绝佳环境。
（二）作为中英关系关键的大陆——香港贸易
香港对于英国保持二战后世界大国的地位至为重要，因此英国政府十分重视香港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与美国对华禁运的严苛态度不同，英国积极运作放松禁运和提升中英贸易；1952年底，英日成功对美施压，争取到对华禁运条件的放宽。纵观1949-67年的总体趋势，大陆对港贸易出超不断扩大（尽管1959-1961年间有所下滑），香港成了大陆外汇的主要来源；同时，香港也深度依赖大陆提供的食品和劳动力。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构成了所谓中英关系“黄金时期”的基础。另外，由大陆控制的银行（以中国银行和南洋商业银行为代表）在香港的业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们不仅吸收了大量游资，还把不少资金汇往大陆以及其他国家地区，更强化了大陆与香港、大陆与世界的经济纽带。中英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远早于中美建立起类似的关系，也挑战了以往那种认为新中国长期隔离于西方世界之外的传统观点。
作者与编译者
作者：罗伯特･皮卢兹（Roberto Peruzzi）,博洛尼亚大学语言与文化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英经贸关系史、香港史、中欧文化交流史等，在Modern Asian Studies、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