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鲁迅”专栏】之四《风雨茅庐》
【“郁达夫与鲁迅”专栏小编提示】
曹丕《典论·论文》中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这一极具普遍性的现象并不适合于鲁迅和郁达夫。鲁迅一生"骂"过不少人，且以尖刻闻名，但对郁达夫却从没有过微词。他虽反感创造社同仁一副"创造"脸，但觉得郁达夫脸上"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鲁迅、郁达夫这一对文坛密友,在现代中国文坛被传为佳话, 他们之所以会成为至交,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又都是追慕“真”的人,待人真诚,做人很真实,让人体会到一层实在,都是追求真挚之人,彼此之间更是真诚以待。两人也都是颇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路途上,互相理解,携手并进,共进退,甚至同时遭难,并尽全力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编辑刊物,不遗余力;发掘新人,给以帮助,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发展的平台,较为适合的环境,中国现代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当中应该说他们的功劳是不可估量的。今后十四天特辟“郁达夫与鲁迅”专栏，以飨读者。
郁达夫与鲁迅的故事之四
风雨茅庐
“八·一三”事变后，郁达夫为避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于1933年4月举家移居杭州。郁达夫夫妇花1700元买下了玉皇山后30亩山地，接着又置换地皮建屋。新家于“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建成后，还“涂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郁达夫特意给它取了一个极富文人情调的名字：“风雨茅庐”。
“风雨茅庐”位于现在的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2号，坐北朝南，分正屋和后院两个部分。临街的是两扇大铁门，进门有一条宽敞的水泥甬道，直接通向高台上轩敞着的三间正房。甬道两侧有五六间平房。正房的当中一间为客厅，其正中的位置上挂着“风雨茅庐”横匾，由著名学人马君武所书；东壁有四个大镜框，是鲁迅先生亲笔手书的著名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西壁挂的是中国传统国画。整幢正屋三面木柱回廊，古朴典雅。正屋的东侧有一条矮墙，过月洞门，进入后院，有一个天井花园。园内蕉肥竹瘦，绿荫匝地，花木扶疏，幽雅别致；假山石、金鱼缸，相映成趣，别有洞天。后院建有三间平房，分别是书房与客房。其中两间书房，三面沿壁全都排列着落地的高大书架，密密麻麻地放着数万册中、英、日、德、法等国文字的书籍。
假如是太平世界，郁达夫由沪迁杭，精心构建自己梦中的精神家园，尽享人生的绮丽与安宁，委实不失为一件令人羡慕的美事。可是，在时局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风雨萧瑟，政治阴晦，一个人即便如郁达夫这样著名的文学家，又如何能驾驭自己的命运。与郁达夫一直保持着亲密交往的鲁迅，早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33年年底，也就是郁达夫迁杭半年后，鲁迅写下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鲁迅借助诗歌相当含蓄地向郁达夫指出，杭州城环境险恶，希望他举家远游，实际上便是让他离开杭州。遗憾的是，郁达夫虽把鲁迅的赠诗高悬客厅，内心却无动于衷，以致为杭州的官僚政客等群丑所包围，最后不得不负箧远走。
郁达夫迁居杭州后，并未过着隐居生活。他担任《东南览胜》编委，任杭州作家协会理事，还经常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杂文，不时揭露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表现出进步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风雨茅庐”建成后，郁达夫发自内心地希望自己能在美丽的西子湖畔长期生活下去。但他终究未能一劳永逸地在“风雨茅庐”中享受到宁静的生活。仅仅过了半年，郁达夫先是远赴福建谋职，奔波于闽杭之间，抗战爆发，日寇长驱直入，杭州沦陷，他又辗转四方，最后浪迹海外……
附：鲁迅与郁达夫在上海的主要革命活动
1928年春，与鲁迅一起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
1928年6月，与鲁迅编进步文艺月刊《奔流》;
1929年1月，与陶晶孙合编进步刊物《大众文艺》;
1930年2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0年3月，与鲁迅等一起发起在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左联作家联盟;
1931年12月19日，与夏丐尊、胡愈之、周建人、丁玲、傅东华等一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32年1月28日，与鲁迅等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
1932年2月5日，发表与鲁迅、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签名的《上海文艺界人士告世界书》；
1932年2月，与戈公振、陈望道等三十五人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协会”，并被协会公推为编辑委员和国际宣传委员；
1932年7月，与鲁迅、茅盾、柳亚子等三十二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南京当局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以重人道”；
1933年1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5月，与鲁迅领衔签署发表《为横死的小林遗族募捐启》;
1933年5月，为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丁玲、潘梓年四处奔波，并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致电南京当局，要求释放丁玲和杨杏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