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暄医话：民国“中风”拎要

整编：京城老半

日期：2021年04月22日

感悟：中医，是一场人生修行。

民国时期的医学的一大亮点就是中西汇通。西学东渐有史可载早见于唐代，《新唐书》就记载有东罗马医生“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被称为“盖伦丸”的底也迦（Theriaca）也被收录于《新修本草》、《千金翼方》内。明代意大利利玛窦入华传教，著《西国记法》，该书中有神经解剖方面的介绍，影响较大的是关于脑功能的描述及“脑主记忆”学说，第一次将西洋医学传入我国。对于沿袭了两千年的“心藏神”、“心主神明”来说，这显然是一种全新的学说，这一学说也为当时开明的中国士大夫和医界人士所接受。比如方以智与汪昂。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一书中对西医的脑、脊髓、神经等解剖知识进行了阐述。汪昂《本草备要》中记载：“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脑学说的普及无疑也深深影响到临床上对于疾病的再认识。此时期，著名医家张山雷、张锡纯对“中风”病的论述便可窥一斑。

张山雷在《雪雅堂医案·类中秘旨》的基础上，引古据西著成《中风斠诠》一书。张山雷认为，猝暴昏仆之病以“中风”“类中”、“非风”命名，都不可取。“以内风二字，揭诸天下，而顾名思义，易得归旨”，明确提出了“内风”命名。对于中风病的发病机制，山雷大力提倡“血冲脑经”的病机学说，“西学脑经之论，其始译西人之书者，泽之为脑气筋。或称为脑经者，以其发源于脑，而分布于全体也”。在治疗上，张山雷极力排斥小续命汤，谓“小续命汤之治卒中风欲死”，抨击喻嘉言、陈修园仍然引用此方“论者新奇，病者无命”，认为中风非在表之风邪，必非小续命汤之庞杂所能“侥幸图功”。张山雷评议古方，总结出内风八大治则尤重镇肝化痰的治疗大法，选方用药以介类第一，“如珍珠母、紫齿、玳瑁、石决明、牡蛎之类”。张山雷的治学创新精神，堪为后学楷模。不过碍于历史局面，张氏只知“血冲脑”，未能论及“血塞脑”的病变。不过，这并不妨碍张山雷一代宗师的形象，其《中风斠诠》也是民国时期中风病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张锡纯力主“衷中参西”、“中西医汇通”。张锡纯受 《素问·调经论》“血之与气， 并走于上，则为大厥”理论的启发，结合西方医学理论，力排众议，明确指明中风病的病位在脑，这无疑是“中风”病史上一大进步。张锡纯赞同张伯龙《雪雅堂医案·类中秘旨》及张山雷《中风斠诠》对“中风”的认识，肯定了中风的内因致病学说。对于中风的发病机制，张锡纯在汇总历代认识的基础上，汇通中西，提出了脑充血与脑贫血的观点。“气之上升者过多，可使脑部充血，排挤脑髓神经”为脑充血；“气之上升者过少，又可使脑部贫血，无以养其脑髓神经”为脑贫血。在治疗上，脑充血的代表方有镇肝熄风汤、建瓴汤。脑贫血的代表方有干颓汤、补脑振痿汤、加味补血汤。张锡纯先生以脑充血、脑贫血立论“中风病”，尽管与现代医学的出血性、缺血性脑血管意外不能划等号，但相对于前代医家对“中风”病的认知显然已经有了十足的进步。在论治“中风”病的过程中，张锡纯也提出“心脑共主神明”说；也重视中风患者的便秘情况，认为“当以通其大便为要务”。张锡纯开明进取的精神无疑是现代中医的楷模与典范。

从《内经》至民国，两千年来，古人孜孜不倦以求对应“中风”这种顽疾。《内经》时代“中风”并非是病名，概指触冒风邪而言。不过，《内经》中的“偏枯”、“偏风”、“痱”、“暴厥”、“薄厥”等病症记载与后世的“中风”一病比较吻合。“中风”作为病名首见于《金匮要略》，张仲景以外风立论，并提出有中经络、中脏腑之别，治疗上有风引汤、续命汤、侯氏黑散等。唐代孙思邈对中风的学术思想完全是出自对《内经》、《伤寒论》的继承与发扬。隋唐之前对中风病因的认知以外风为主，但是这种认识在金元之后遭到质疑，以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王履等医家为代表，提出了内因致病的观点。金元时期对中风病因的认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继之明清很多医家，如张景岳、叶天士、王清任等开始完全否定外风致病一说，认为“中风”纯为内因做祟。民国时期，西学东渐，脑学说逐渐普及，以张山雷、张锡纯为代表的医家对“中风”病的认识较前代距离真相更近一步。汉唐以降，涌现出地黄饮子、补阳还五汤、镇肝熄风汤为代表的经典名方，至今仍在被临床使用。

无问中西，不管南北，

不事先站队，不预设立场，

不在乎黑白，还是其他的五颜六色，

只在乎客观事实，只对客观事实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