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守陵人身后的政治链

皇陵护卫队看似是政治斗争、后宫撕咬的淘汰品,但他们所展现的,才是古代最完整鲜活的政治生态链。

在古代,守陵制度可以说是一种生的折磨。守陵这个不起眼的事务,是皇帝手里的一张王牌,是失意皇室、失宠嫔妃的归宿,掺合了宗法王道、政治纷争,而它承载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这些。

作为政治缓冲带的守陵制度

为了对付盗墓贼,先秦就设有冢人、下大夫、中大夫等官职,掌管公墓之地。秦始皇时代设置了护卫陵园的单位“丽邑”。到西汉,出现了陵邑制度,即在先帝王陵园附近修建县邑,让一部分人迁到那里居住,始作俑者是汉高祖刘邦。

刘邦立汉之初,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一些前朝遗老少不了给他脸色看。为解决这些动乱之源,刘邦将他们迁到关中平原。人来了,没有那么多官职安排,怎么办?刘邦下令,将这些人安置到长陵县邑,长陵就是刘邦的陵墓。

这一安排,既解决了地方豪强坐大的问题,又给那些迁到长陵县邑的豪强们戴上了优越的道德光环:你们未来就是给朕守陵的,你们的工作是神圣的、重要的、无可取代的,能在这里为帝国服务是你们的荣耀。当然,皇室许诺给这些豪强一些优惠条件,比如一定数量的田地,免徭役赋税等等,让他们世世代代窝在那儿守墓。

帝王一道诏令,地方大族不得不扔下苦苦攒下的基业,移民到帝王陵旁“被安居乐业”。此后,汉惠帝修建安陵、汉景帝修建阳陵、汉武帝修建茂陵时,都照搬此操作,这一妙招对巩固中央集权效果甚好,还解决了皇室一族的身后事。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到汉元帝时期,迁移人口充实陵邑的制度已致东部地区凋敝空虚,百姓背井离乡、苦不堪言。读着儒家经典长大的汉元帝觉得,这违背了仁道。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他下令,西汉帝王诸陵按地界划分,让三辅(治理长安京畿地区的三名官员)接收,其他陵园让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太常来管理。“自今所为陵者,勿置县邑”,持续了100多年的陵邑制度,终于画上句号。此时,大汉的气数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后代帝王也许觉得汉代的陵邑制度太过了,纷纷退而求其次,沿袭汉代一系列陵寝制度和机制,但不再另外设县邑。唐朝皇家陵寝数量巨大,政府便设置了管理皇陵的专门机构陵署。

守护唐代皇家陵墓乾陵的陵户众多,除了平日的供奉和硬件修葺,还需每日定时巡逻。干这个事情的人虽然没有像汉代那样大规模地聚集为县邑,但也不可小觑。这些陵户一直世代延续,至清朝也没有离开。清人毕沅任陕西巡抚时,到唐陵考察,发现陵园被开拓成了良田,也不知道皇帝的遗骨还在不在墓里。

到了清朝,关外三陵和关内的清东陵和清西陵,都设置有专门的军队看守,外加专门的护陵大臣“护法”。护陵大臣可不是小官职,都是正三品的大员。当时,只有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这样的上三旗子弟,才有资格担任护陵大臣,而这个官职常常被皇室宗亲包办。说白了,皇陵还肩负着一个发配夺嫡失败的皇室成员的重任,以缓冲皇室矛盾。十四皇子胤禵被雍正帝派去守陵,也是这个意思——你可以不死,还能以孝赢得美德,而皇帝也借此彰显了仁义。

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民国政府出于道德和政治缓冲的考量,继续设置“守陵大臣”。1928年,军匪孙殿英堂而皇之地挖掘清东陵,可能是因为当时军阀混战,工资俸禄也没有开够,守陵人不管了,任由孙殿英一行胡作非为。再后来守陵卫士因拿不到工资,纷纷离开,还有的索性加入了盗墓大军,监守自盗。清朝皇室遗老向国民政府抗议,要把“孙贼”正法,国民政府考虑了半天,终于派人打扫了一下被盗皇陵的卫生,再也无下文。一些遗老愤怒之余,搬到了皇陵附近,自己做起了守陵人。

陵旁被隐去的女性

“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唐代诗人罗隐的一首《铜雀台》,道尽了守陵嫔妃的悲惨命运。铜雀台是曹操在邺城所修,他临死时留下遗嘱,命令他的小老婆们要定期对着他的墓葬歌舞。

如果说殉葬制度对于女性来说是一场谋杀,那守陵制度就是一种生的折磨。守陵的人,无外乎政治斗争失败的皇亲国戚,或是“打工人”护陵官兵,而这些宫女被发配去守皇陵,剃发为尼,仅仅是因为她们不再受宠,或被正牌嫉恨。

刘邦死后,吕后忌恨他的宠妃,便将那些没有生育刘家子嗣的嫔妃发配到陵园居住。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为名门之女,曾生下一个儿子,但几个月后夭折,之后再无生育。在赵飞燕姐妹得宠后,怕遭受赵飞燕姐妹的迫害,班婕妤主动到长信宫侍奉太后以求避祸。汉成帝死后,班婕妤到陵园守陵,离开人世前,她留下绝笔:“永终死以为期,愿归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余休。”

班婕妤死后葬入陵园,还算得到了一个相对较好的结局,并在《汉书》的《外戚传》中史册留名。而对于大部分被送到陵园的宫女来说,皇帝一死,她们的人生弹幕上就飘来了一切结束的标签。等待她们的,是微不足道地完成工具属性后,便被弃如草芥。

东汉皇帝驾崩,“诸园贵人”即随“大行皇帝”灵柩迁徙陵园居住,以守陵为终生任务。这里所说的“诸园贵人”,就是《汉书·安帝纪》说的“谓宫人无子,守陵园者也”。

但在唐代,发生了一起嫔妃主动要求守陵的事件。唐德宗李适的韦贤妃出身名门,她为人聪慧,性情贤淑,德宗对她比较上心,后宫里很多事情都会听取她的建议。然而,韦贤妃一生沒有子嗣,按照惯例,德宗死后她得出家为尼,为先帝守陵。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刚咽气不久,韦贤妃的上表就来了,她请求为唐德宗守陵。

这是颇值得玩味的一搏,又带着辛酸与绝地反击的希望。明明知道守陵是常规操作,根本逃不掉,但韦贤妃这积极主动的一表,从态度上就可以占据主动。最终,她确实从最糟糕的结局中,为自己争取到了最大的好处。

韦贤妃展现出主动的姿态后,掀起了一场持久的道德秀,她赢得了皇室的尊敬和社会的认可。唐德宗驾崩4年后,72岁的韦贤妃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白居易奉命为她撰写墓志铭:“七十二年,礼无违者,册命曰贤,不亦宜哉!”韦贤妃的家里人也因此沾光,朝廷要为他们家族加官进爵。

为韦贤妃写墓志铭的人是白居易,写《陵园妾》吐槽守陵制度、同情宫女的人还是白居易。“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年月多,时光换,春愁秋思知何限。”朝堂的较量、后宫的对垒,留下一地鸡毛。

皇陵护卫队看似是政治斗争、后宫撕咬的淘汰品,但他们所展现的,才是古代最完整鲜活的政治生态链。而那些为另一个死去的人毫无意义地荒废掉一辈子精力的众多人生,那些不能被历史忽视的一个个有温度的血肉之躯,仍然值得再被我们提起、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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