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古统治对华夏民族的摧残

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划时代的伟大革命，支持唐宋变革论的学者们，无论是国内的吴钩先生，还是日本的内藤文虎还是法国的汉学家谢何耐都认为，唐代是中国汉文明中世纪的终结，宋代是近世的开端。黄仁宇先生更是直言，中国到了宋代，已经具有现代化世界的一切雏形，从纸币到原始期货—时估，到类似三权分立的祖宗家法制度和皇帝的虚君化，到女性可以自由恋爱，一生离很多次婚，等等，都是有力的印证。

令人惋惜的是，尽管经历了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抗争，且给予蛮夷以重大杀伤，包括击毙了被欧洲人惊恐的称为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但由于战略失误，奸相误国，忽必烈等汉化派的崛起，华夏民族还是第一次覆没在蒙古鞑靼的水面之下，逐步丧失了民族的脊梁和精气。

两宋时期，政治开明民主宽松，皇帝的奏折诏书没有三省六部的共同联署，不得通过。人民，士大夫和皇室共治天下，天下兴亡系于宰相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北宋宰相吕惠卿更是对宋英宗直言，天下非陛下一人有之，但庶民共享耳。但令君臣互不相犯，岂不美哉！一度强势的宋神宗在对西夏用兵失败后，想自作主张，斩杀一名陕西转运使，宰相章淳不同意，神宗皇帝也无可奈何。到了南宋，由于失去了半壁江山，政治更加宽松民主，南宋末年误国的权相贾似道人称蟋蟀宰相，上朝带的蟋蟀都爬到宋理宗胡须上，宋理宗也无可奈何。

而经过蒙元征服期间的肆意杀戮，和对汉人，特别是南方汉人暴虐酷烈的统治，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化为乌有。拿元酋忽必烈举例，上朝时候众臣，不管汉人还是色目人（穆斯林为主）大臣都畏惧如虎，皇帝一个不高兴，就把大臣拖下去打板子，甚至推出午门斩首凌迟。一个叫马合台的穆斯林宰相因为触怒忽必烈，门牙都被皇帝亲自敲掉。一般来说，蒙古人由于自身统治能力的严重局限，加上对汉人，特别是南方汉人在征服过程中的坚决抵抗的刻骨仇恨，基本带来的都是草原上最野蛮原始落后的奴仆家产制，粗鄙的管理模式以及最致命的四等人制度（南方汉人在最底层，蒙古人也可以随意和南方汉人的女性通婚），加上一些原来北方女真金国的制度，比如行省制度代替了原来唐宋以来精密，权责分明的道制和路制（一个行省比两宋的一路范围更大，却缺乏有效管理，致使地方权责不明，贪污腐化，地头蛇文化逐步盛行）。汉人在此等情况下逐步沾染了暴戾之气，逐步被胡化，而后来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南宋故土淮西出的草莽和底层流氓朱重八。朱重八的出身和经历，注定了他既无隋唐帝王的贵胄之气，更无两宋官家对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包容之心。有明有史以来最血腥严酷的一人君主专制的形成，似乎注定了华夏文明的大倒退和精华的枯竭。从此以后，唐宋古典中国的荣光只可模仿，不可复制，只可追求，不可超越。

是故版图偌大的明朝，虽然只有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却和前面的南宋有天壤之别，不能不说是蒙古鞑靼的致命祸害。简而言之，汉人正朔已断，令人痛惜。而与此同时，欧洲由于蒙哥大汗之死，蒙古大帝国的分裂，免于东方瘟疫的威胁，得以蒸蒸日上，遂有后来的文艺复兴乃至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的主宰，让本来东西方齐头并进变为西方一枝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