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秩序的流变——对今日性别生态的观察与反思
观察今日的舆论生态，可以勾勒出有关性别的一幅复杂画面：一方面是多元话语特别是尊重女性权益声音的出现，对女性家务劳动价值的承认和对性骚扰等伤害女性做法的正视便是如此；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会看到极端言行和性别暴力的蔓延，围绕脱口秀女演员杨笠的争论就大多是基于本质主义的“站队”和谩骂。细究其根里，这对立的两者又在社会性别秩序变动的语境下得到了统一的解释。
首先，女性地位的提高成为撬动和松懈男性统治的倒逼机制。男性统治规定了女性从属、弱势与低下的社会位置，她们丧失了自我实现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随着经济、文化和政治等领域的利益变动和权力重组，女性摆脱了服从男性的结构性困境，拥有了表达自我的话语权和行动力，“她力量”的崛起表征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上升。
女性地位的提高是对传统性别格局的反叛，挑战了既有生活与观念的不言自明，通过“祛魅”于男性统治，女性的发展成为推动男权制度的变革性力量。这时候不是男性统治想不想变——事实上我们也无法期待它的自觉改变，而是女性的崛起迫使它不得不变，如若不然，则何以建构日常的生活秩序？于是我们看到，女儿赡养改变养老格局，密集母职成为学术热点，外嫁女引发社会热议……可以预期，女性地位的提高将会合理化人们对于男权制的反思与反抗，成为解构男权制的关键因素。
其次，男性气质的多样化成为动摇男权制霸权地位的内部动力。依据康奈尔提出的男性气质类型学分析，显然从属型、共谋型、边缘型都被笼罩在霸权型男性气质的支配之下。单一化、僵硬化的男性统治格局在明确男性气质阶序的同时，更限制了男性探索性别可能的机会。近年来不时泛起的“阴盛阳衰”“男孩危机”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于传统男性气质的迷思，一方面也可看作是男性对更大行动空间的争取。当人们还在贬低女性气质的厌女症情结中固守，男性自身也通过对性别身份的“另类”实践，构成了松动男性统治的一股力量。
在今天，女性主义、性别刻板印象、男权体系……不再是高高在上或者艰难晦涩的学术概念，而越来越成为我们解读现实、省思自我、重构秩序的启发性术语。两性之间的一个个叙事隐喻，不断地撞击着我们对于性别秩序的迷思。概括地说，性别秩序的流变一方面意味着性别平等的推进，一方面也必然会引发男性统治的反扑，二者的“纠结”导致了性别生态的暧昧。
以50后60后和80后90后两代女性的亲密关系冲突为例。调查发现，上一代女性往往以家庭主义话语来消弭冲突带来的伤害，她们觉得“为了家”特别是孩子，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一家子”的共同体诉求和“半辈子”的生命历程期许使得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消化掉生活中的许多不如意，面对丈夫的家庭缺席、大男子主义甚至出轨，都以“就是这样子”而默默地将之正常化了。当传统的家庭主义与被强化的女性特质相勾连，年长代女性的家庭生活更像一个束缚她们的牢笼，使她们倾向于成为亲密关系冲突中忍气吞声的一方。
把视线投向千禧一代，我们则看到了另一幅图景。改革开放塑造的新秩序带来了性别观念的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了对女性价值的发掘和尊重，女性经济实力的增强赋予她们在家庭中以更多的议价权，随之而来的就是年轻代女性面对亲密关系冲突时的自主甚至“自私”。有年轻女性表示，她们会因琐事与伴侣争吵，而是否和好与如何和好皆“一切看我心情”。冲突的现实性往往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龃龉，这背后是夫妻双方对于婚内陆位平等的共识，特别是对于女性权利的正视。年轻女性在家庭生活的融合过程中突出了自我的感受与知觉，“我”的承诺是“我们”的前提与构成，而非不可见与不可说。
两代女性的所经历的家庭政治成为社会性别秩序流变的注脚，家庭成员的协商与竞合离不开两性地位的调整与重建。总体而言，女性在政治、经济、科教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无限潜力，构成了时代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逃避性别平等道路上的阻碍甚至倒退。传统性别观念的复苏、国家与市场等对女性劳动价值的无偿征用、新自由主义和个体化浪潮在女性权利尚不充分的前提下便匆忙剥除对她们制度化保障的做法……凡此等等，都是我们需要正视与处置的现实议题。性别平等的硬约束（制度层面）和软约束（观念层面）同样面临“文化堕距/失调”的现象，所以当女性地位提升触碰到既有性别秩序的利益时，我们总能看到传统性别观念的“死灰复燃”。性别秩序的流变一方面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我们可以体察到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也需要去个体化和“全人”的视角，只有把女性的性别体验放置到政治学、经济学与文化学、社会学等的视域下，才能够更好地把握性别平等事业的进进退退。
在今天，当疫情猛然使性别平等进程发生倒退，当月经贫困和家庭暴力等还在侵犯女性权益，当容貌羞辱和身材焦虑主导着女性的自我认同，当大众传媒热衷于“少女感”、剩女歧视和脸谱化的婆婆妈妈……性别平等显然还不是我们生活的默契与常态。对此，制度性和观念上的变革都无法忽视且必不可少。从微观层面来说，只有当我们从性别观念的习以为常中挣脱出来，有勇气也有智慧去反思其中的不合理与不人性之处，并有意识地在日常生活中去主动争取自己的性别权益（而不是男权制下被“赐予”的性别红利），我们所乐见的性别秩序之理性流变，才真真正正而踏踏实实地迈出了一步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