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书法---书法知识一本通

魏晋南北朝书法

一、三国、两晋时期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正是在三国时期，楷书进入刻石的历史。三国(魏)时期的《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

钟繇《宣示表》

晋时，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最能代表魏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以陆机、卫瑾、索靖、王导、谢安、鉴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相当繁荣。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子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其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二、东晋、南北朝时期

东晋、南北朝是继东汉、三国、西晋以来，完成了书法艺术大变革的辉煌时期。草、楷、行书已经独立并日渐成熟，成为通行的书体，书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在风格上，一变汉魏以来古朴之风和雄强之态，使秀逸流便之风占有优势。钟繇、刘德升、崔瑷、卫觊、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影响南北。书家代出，父子相承。王羲之、王献之的秀逸流便之风一直沿袭到宋、齐、梁、陈、隋和唐初。北朝多碑刻题记，初期承汉魏余绪，古朴雄强之风盛行，故清代阮元有所谓南北分派之说。北朝的手札、启牍几乎没有留存下来，从碑刻、写经来说，南北书风大体是一致的。由于中原地区的士族和文士云集，代表了传统文化，故影响大。东晋以来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声誉很高，特别是经梁武帝肖衍、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南朝的书法声誉盖过北国。其实，北朝的许多碑刻题记和墓志的书法，造诣也极高，至少并不亚于南朝书家，只不过他们不见经传而已。

东晋政权，依靠王导、谢安、庾亮、恒温为代表的北方和南方士族的支持，社会没有出现更大的动乱，经济上有了发展。特别是造纸技术的进步，纸张已完全代替了竹帛的地位，毛笔制造技术也有了改进。在王、谢、庾、桓、郗等名门望族中出了许多著名的书法家。《述书赋》有“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之称。据窦蒙注解，所谓四庾即亮、怿、翼、淮；六郗是鉴、惜、昙、超、俭之、恢；三谢是尚、奕、安；八王是导、劭，珉、羲之、献之、廞、濛、述等。羲之的书法尤为精妙，后世称为“书圣”。羲之七子献之继承家学，又有创新，虽工力不若父，然秀媚过之。叔伯兄弟珉、殉、兄弟徽之、凝之、父辈廙、敦，羲之老师卫铄等均以书出名。他们或精于行、草、藁书

；或善长楷、隶、八分

，流传下来的作品以手札启牍居多。由于当时统治阶级信奉玄学和接受佛学思想，士大夫崇尚清淡，盛行着一种享乐主义。在文艺中，讲究形式美，这种哲学和美学思想，对东晋书法艺术出现飘逸秀媚和讲究形式美的书风有着直接影晌。

宋、齐、梁、陈时期，南方经济文化继续得到发展，帝王当中许多人也很重视书法艺术，如宋文帝和王僧虔赌书，粱武帝肖衍亲自著书评说书艺，有《与陶隐居论书》等三篇著作传世。宋有羊欣、孔琳之、肖思话、薄绍之、虞和，齐有庾黔、王僧虔、谢眺，梁有沈约、庾肩吾、陶弘景、肖子云，陈则江总、顾野王、殷不害等，他们大都以钟、王为师，专长行草、楷书，并对自秦汉以来特别是对二王的书艺、技法进行了总结和评议，发展了书法艺术理论。

北朝书法以魏为主。北魏虽属少数民族统治，但是在政治和文化上不能不依靠中原具有高度文化的汉族士族。公元494年，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实行和汉同化，又提倡佛教，寺庙石窟的佛教艺术成为北朝艺术的特点。太和以后，墓志和题记尤多。北魏的崔宏、崔浩父子，江式、道士寇谦之、郑道昭，北齐的姚元标，北周的赵文渊，南来的王褒，都是著名的书法家。另有《始平公造象题记》的书者朱义章，《孙秋生造象题记》的书者肖显庆，《石门铭》的书者王远等都是不著经传的书法家。

王远《石门铭》

清代阮元认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干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南北书派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批驳说：“阮元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卢谌

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又说“以余考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龙藏寺》(属隋)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极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元达之为是说，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竞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连康有为也不同意南北分派之说。东晋、南北朝的书法发展情况较为复杂，既有东晋以来南朝的笔札启牍，写经墨迹，更有石刻墓志，如近年出土的王氏家族墓志、二爨和肖梁家族墓碑；北朝也有写经，如敦煌石室发现的大量北朝的写经，龙门等处的大量刻石题记，北魏以来的大量墓碑，这些在书体风格上都有所不同，前后期也有区别。

由于以二王为代表东晋以来的手札启牍大多是几经翻刻的刻帖本，其中如《淳化》《大观》中大量行草书刻帖，不仅真伪杂陈，即使是真迹翻刻的，也已经参杂了唐宋人的笔意。留存下来的墨迹，除王珣《伯远帖》未见疑词以外，其他如《万岁通天帖》、真伪争论极大的《兰亭序》，多是唐宋人古摹本。《万岁通天帖》中的《姨母帖》一类作品和《兰亭序》，一类的作品的书风，有所不同，前者古朴，后者秀逸，但都是有所本的摹本，不同程度地保持了原貌。如以被唐张怀瓘《书估》中列为三等的王珣《伯远帖》作为考察的起点，看二王的行草书，尽管格调可能有差异，但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书法水平和疏放妍丽的风格是可信的。那种认为东晋就不能出现《兰亭序》那样作品，或者认为东晋的行草书只能是隶意很浓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定论。也不能以东晋写经书体为标准，因为写经的要求和书法家的书风不能相等同。写经多用楷体，而书法家则可任意而书，王珣《伯远帖》和后凉麟嘉五年(公元393年)的《维摩经》，两者都是同一时期的墨迹，可是明显不同，足见同时也有文野之分。

王珣《伯远帖》

东晋以后的书风，康有为曾说，“以帖观之，钟、王之书丰强秾丽，宋齐以后，日渐纤弱。今观宋羊欣《暮春帖》、齐王僧虔《刘伯宠帖》、梁沈约《今年帖》，陈智永《千字文》的书风，此论似可相信。”

东晋、南北朝初期写经书体沿习曹魏、西晋书风，具有横画起笔轻，右按收笔和捺笔重，直笔和撇笔起笔重而方劲，收笔轻等特点，风格高古朴茂，笔法简单清爽。逐步演变到南北朝时，强调点画顿挫变化，结体茂密，点画峻厚，气韵高逸，已进入隋唐楷书体段。如符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写的《譬喻经》，气势浑穆；姚秦时期的《大云无想经》，劲俏绮丽，北凉承平七年(公元446年)的《持西经题记》，豪放骏逸，顿挫笔法鲜明，已启唐楷先声。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的《佛说欢普贤经》，古雅峭宏，是南北朝写经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梁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写《金刚经》，劲挺健朴，有北魏龙门石窟题记的书风，西魏大统十四年(公元548年)写《大般涅槃经》、北周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一》骏逸俏丽，具有《兰亭序》笔法的韵味。北魏正始二年(公元408年)《大般涅槃经》道劲清隽，虽有北魏书意，但已进入唐楷的体段。后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的《大般涅槃经》，已具隋唐楷书的工整秀丽的书风。南北朝写经书体，互相渗透，互有影响，逐步向高度成熟的隋唐楷书过渡。

《大般涅槃经》

相比之下，东晋、南北朝早期的碑刻书体，要比写经体发展慢。早期都是楷隶体，即楷书参杂隶意。如太和二年(公元367年)的前秦建元三年的《邓太尉祠碑》《广武将军碑》《好大王碑》等，虽是楷书结体，笔画平整，但尚缺少楷书的顿挫笔法，有的还出现明显的隶书笔意。这和王氏家族墓志，如《谢鲲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等的书风大体是一致的。近年出土的晋泰元元年（公元376年)《孟府君墓砖刻志》3块，都已是行楷书结体，其中两块字体秀丽，刀法细腻，具有《兰亭序》笔味，其他3块刀法较随便草率，有的还含有波挑的隶书笔意，与晚50年的《中岳灵庙碑》书体相似。

《孟府君墓砖刻志》

由于南朝沿袭魏晋禁碑之律，故南朝墓志多于碑刻。宋有《爨龙颜》《刘怀民墓志》《明昙懵墓志》都属于楷书体段。书风或古朴雄劲，或秀丽多姿。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刘岱墓志》，是精彩的楷书体，雄劲清秀。早年出土的《吕超墓志》，笔画匀整，苍劲秀美。梁代的肖梁贵族墓群多是丰碑巨制，以贝义渊书的《肖憺墓志》《肖秀墓志》和《肖宏神道石柱题额》《肖敷夫妇墓志》，近年出土的《肖融墓志》《王妃慕韶墓志》书法为最佳，都是成熟的楷书体。最著名的《瘗鹤铭》，是倍受书家们潜心学习的一块志铭，风格自然而具天趣。陈朝碑法几乎没有留存下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只记载一种《赵和造象记》。南朝碑志继承东晋书风，在结体和笔法上已高度成熟，笔法日益丰富，方笔圆笔，异态多姿，风格多样。北朝碑志和造认题记、摩岩刻石数量很大，书体也复杂。仅河南龙门石窟造象题记就有千种左右，罗氏《石交录》曾称：“予家所藏拓本1500余品，予门生关百益近撰《伊阙石刻图表》著录2200余品，魏至隋约三分之一，唐约三之二，恐仍未尽也。”另外山东云峰刻石、岗山、尖山一铁山是摩崖刻石最集中之地，云峰刻石就有40余种。墓志数量更大，还不断有新发现。孝文帝迁都前，属于开拓阶段。迁都以后碑志题铭激剧增多。书法除篆以外，属于篆隶的极少，说明楷书已通行。有人说：“北朝真书仍守中原旧习，大多尚具分意”，情况并不如此。有些属隶楷书，有些属楷隶书，但都存隶意，但这只是一部分。这时期出现了一种隶真混合的书体，如魏《元惊墓志》《司马金龙墓志铭》、西魏《杜照贤造象记》、北齐《韩宝晖墓志》(墨书)《玄极寺碑》等。以此类书体结构说，似楷非楷，似隶非隶，但在用笔上还多少采用隶书笔法，其中最明显的是横画出现的波挑，点画粗细变化少，似乎是汉魏八分书的延续，实际上是书写时有意的变态，模仿隶书写法却写得不纯正。这与下列情况相似，为了适应碑记这种形式的需要，把楷书写得庄重古拙，又适应石刻的方便，采用长条方笔，点画转角处如同斩钉截铁，全用方笔或外方内圆，横画两头出现不明显的向上波势。从东晋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开始，到南朝的《爨宝子》、北朝的《嵩高灵庙碑》《孙秋生题记》《郑长猷题记》《贺兰汗题记》等等，这种书体都是有意地把楷书体写成特殊的变态体。还有极少数的碑记，采用篆隶楷杂揉一起的混合体，如赵文渊的《华岳庙碑》等。但是，大量碑志的书体，都是楷书的佳品。如《晖福寺碑》《郑道昭上下碑》《石门铭》《始平公》《杨大眼》《张猛龙》《李超墓志》《张黑女墓志》《元详墓志》《刁遵墓志》等等。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见美。”这种品评，并不过誉。过去所谓“魏碑体”的概念，往往理解为似乎是隶楷过渡体，即具有隶意的楷书，或说“大多具有分意”的真书。有的称为“隶楷”，其实并不确切。商承祚先生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中曾说：“隶书笔意，必须具有隶书的形态为前题，因隶书笔意是由隶笔表现出来的，离开了这个条件，所谓隶书笔意是不存在的。”北朝碑志(主要是魏碑)，除了上述几类情况以外，多数都是楷书规则范围内，只是结体、笔法的不同处理所造成的不同风格，有的是因用途不同，有的因刀刻而造成的。所谓“魏碑体”，应该更多的是指这类高度成熟了的秀美雄强的楷书体。康有为曾称誉南北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酗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集中概括了南北朝书法艺术的高度成就。

三、魏晋南北朝主要书法家评介

（一）三国、西晋主要书法家评介邯郸淳，三国曹魏时人，生卒年月不详，一名竺，字子叔，一作子淑、又作子礼，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一作陈留(今河南陈留)人。为人志行高洁，博学有文才，精于文字学。汉献帝初平中客居荆州刘表处，表死降曹，文帝黄初年间任博士给事中。传他八体悉工，师曹喜，尤精古文，大篆、分隶。自杜林、卫密以来，古文失传，由淳复著。尝以书教诸皇子，又于正始中，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即《正始石经》。卫恒《四体书势》说：“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可见其书法结构严密，笔画规整，超过蔡邕。又善隶书，梁鹄说韦诞师淳而不及也。袁昂评他的书法说：“应规入矩，方圆乃成”。

卫觊，三国曹魏时人，字伯儒，河东安色(今山西夏县)人。工古文、篆隶。传《受禅表》为卫觊书。

韦诞(公元176～253年)，字仲将，京兆(今西安)人，擅长草书，又善楷书，并作剪刀篆，飞白书入妙，尤精题榜，魏时宝器题铭，皆由诞书。

钟繇(公元151～230年)，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汉献帝时任阳陵县令，曹操时拜御史中丞，文帝立，任廷尉、太尉，官至太傅，故有钟太傅之称。工隶、草、楷、行，尤长楷书。师法曹喜、蔡邕、刘德升。传曾入抱犊山学书三年。据《宣和书谱》载，钟向诞求蔡邕笔法，诞秘而不传，至使钟繇缒胸呕血晕倒，曹操以五灵丹救活。诞死，钟掘诞墓得钟笔法，书法遂大进。常对其子会说：“吾精思书学三十年，坐与人语，以指就座边数步之地书之！卧则书于寝具，具为之穿。”可见其学书极为刻苦，故书艺功力深厚，与东晋王羲之并称“钟王”。

对于钟繇书法，历来有许多评论。卫恒《四体书势》说“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二子俱学刘德升、胡书肥、钟书瘦。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铭石书即指《上尊号碑》等八分书，章程书乃是表启字体，如《宣示表》等。庾肩吾《书品》说：“钟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评为上上品。袁昂《古今书评》说：“钟繇书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向茂密，实亦难过”。虞世南《书旨述》称钟繇“真楷独得钻研”。李嗣真《书后品》说：“元常正隶如郊庙既陈，俎豆斯在；又比塞涧阁豁，秋山嵯峨。”“钟、张筋骨有余，肤肉未赡”。张怀瓘《书断》说钟“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钟能博取众长，兼善各体，尤精隶楷，为楷书摆脱隶书影响作出了贡献。

钟繇的真迹在唐世已很稀少，现在看到的大多是刻帖本，其中《宣示表》是代表作，传说在西晋末年的战乱中，王导将真迹隐在袖中带过江东，后归王修，修殁，其母将真迹随棺陪葬。后世流传的《宣示表》，据传是王羲之的临本，宋《淳化》《大观》，明代的《东书堂》《宣贤堂》《停云阁》《墨池堂》《玉烟堂》《秀餐轩帖》，以及清《三希堂帖》《孔子搬雪楼》、旧藏晋唐小楷9种均有收刻。翻刻本的行数、字体均有所不同。《宣示表》虽几经翻刻，但结体高古，笔法古朴，布局自然，大体可以看出那个时期楷书的面目。《荐季直表》有唐宋人的印章和题款，“民”字缺笔，疑避李世民的讳，故其原底本可能是唐人摹本。《宣和书谱》曾载正书一件，即《贺克捷表》，书体与前二表不同，没有前者古朴，有些字结体与笔法和《兰亭序》有相似之处，这是几经摹刻的结果。另有《墓田丙舍帖》《力命表》等。

其子钟会，也善书，字士季，官至司徒。有父风，筋骨俱备，兼美行草，尤工楷书，风格飘逸，有凌去之态。皇象，三国吴人，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吴国侍中，知青州刺史。以章草著名于世、师杜度。先有张子并，时有陈良甫，都称能书，然陈书恨瘦，张书过峻，象斟掌其间，甚得其妙。晋葛洪《抱朴子》称其为书圣，是吴国一代绝手。张怀璀评其书说，虽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妙。文而不华，质而不野，沈著痛快。论者认为其书如龙蠖蛰启，伸盘腹行，言其蟠屈腾踔，有纵横自然之趣，或谓其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其遗音余韵，得之于笔墨之外。他的八分书，也写得雄逸自然，可与蔡邕相先后。其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淳化》《大观》有其《文武帖》，《玉烟堂》有其《急就章》等。

钟繇画像

卫瓘(公元220～291年)字伯玉，卫觊之子，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初为魏尚书郎，至镇东将军，封菑阳侯，入晋为尚书令，引索靖为尚书令，俱善草书出名，故有“一台二妙”之号。泰始初进爵为公，领太子少傅。学问深博，明习文艺，工诸书，尤精章草。他采张芝笔法，又参入其父觊的书法，遂达神妙。璀天姿特秀，张怀瓘称其“若鸿雁奋六翮，飘飖乎清风之上，率情运用，不以为难”。常与人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其子卫恒)得其骨，靖得其肉。”时人评论，瓘书放手流便处超过索靖，而法度则不如靖。

其子卫恒(公元?～291年)，字巨山，少辟齐王府递转黄门郎。善古文，得汲冢古文，恒常玩其中最妙的论楚事者的书法。写有《四体书势》，论及古文、篆、隶、草特点等。善长草、隶，并创散隶书法。这是一种开张的隶体，微露其白，拘束于飞自，潇洒于隶书，是隶书和飞白并用一种书体。传说又作云书，笔动如飞，字张如云，然传世皆是草书。袁昂评其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风格秀娟姿媚有余，而刚健则非其所长。弟卫宣、卫庭也善篆、草书，家学相传，时称“四代不坠”。

索靖(公元239～303年)，字幼安，敦煌人。汉张芝的外甥。少有奇才，与乡人汜衷、张甝(音含)、索台、索永，日游太学，时称敦煌五能。后举贤良方正，对策及第，张勃推荐说：索靖才艺绝人，宜置台阁。官至尚书令，封安乐亭侯，赠太常司空，谥日庄。善耄草，名动一时，为学者所宗。东晋王虞尝得靖书，每宝玩之。后遭永嘉之乱，把索靖书作四叠，缝缀衣中渡江。论者认为，论精熟靖不及芝，以妙有余姿，张不及靖。或论其八分书，亚于诞和繇，而楷法则胜过璀。肖衍评论其书说：“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言其笔画便转流畅，势如飘云飞鸟。张怀瓘《书断》说其章草“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时有《毋丘兴碑》传世，章草入神，八分、草入妙。写有《草书势》一篇。刻帖本有《月仪帖》传世。

陆机(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吴县)人，祖父陆逊为东吴丞相。机善章草，有真迹《平复帖》和刻帖中的《望想帖》等传世。潘伯英说“这一帖(指《平复帖》)是充分地表现了古拙又兼灵秀的书法特色的”。

(二)东晋时期主要书法家评介

王珣(公元350～401年)，字法护，导孙，洽子，与弟珉同有书名。官至尚书令，有真迹《伯远帖》传世，书凤洒脱飘逸，古朴自然。

王珉(公元351～388年)，字季琰，小字僧弥。王殉的弟弟。因代献之为中书令，献之为长称大令，珉称小令。少有才艺，工隶与行草，尤以草书为世人重，名出殉右。

王羲之(公元307～365年，又作321～379年或303～379年)，字逸少，琅玡人，后居会稽(今浙江绍兴)，父旷，也工书。初从卫夫人学书，后自创一格，被后人称为“书圣”。书法世家出身，年幼即好学，传十二岁窃父枕下蔡邕笔法论，旷知授以大纲。卫夫人观其书有老练之态曰：“此子必蔽我书名矣”，甚得伯父王导、王敦器重，称为“吾家优秀子弟”。朝廷公卿也爱其才学，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不受。据《右军年谱》称：“四十五岁自护军出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后辞官不就，闲居会稽。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暮春之初，与志同道合者41人，会于山阴之兰亭，饮洒赋诗，并挥笔写序，称为《兰亭序》，凡28行，334字，重字皆作别体，秀媚劲逸，被称绝代所无。今传世之《兰亭序帖》，均是唐以后的摹本。

羲之初学卫夫人书，传说后渡江北，见李斯、曹喜书，又在许州见钟繇、梁鹄书，在洛阳见蔡邕石经，又从王洽处见张昶《华岳碑》，遍阅前人笔迹，始觉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改学众碑，书法大进。时即书名甚重，有以《道德经》换白鹅的故事，又有给蕺山老妪书扇以增其值的传说，成为书家美谈。

王羲之的书法，历代评论极多。最早为晋后宋、齐人的评论。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他“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古今莫二”，可见东晋以后王书评价就极高。但是羲之早年书法并不超众。虞和《论书表》说：“少年临川时迹，既不键观，亦无取焉”。庾翼在荆州时，见庾家子辈遍学右军，颇不平说：“小儿辈乃溅家鸡而爱野雉，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后见到羲之给其兄庚亮书，乃大服，写信给右军说：“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因丧乱遗失，尝谓人曰：妙迹永绝，今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似可佐证虞和所言非妄语。王羲之的贡献在于创新，改变了钟繇等人的古朴书风，创造出适应当时社会审美需要的秀媚飘逸风格。王僧虔《论书》说：“洽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芝)”。所谓“古形”，即是楷、草发展成独立以后初期阶段的质朴书风。羲之自言：“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成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孙过庭《书谱》说：“元常专工隶书，伯英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少劣，而博涉多优，摁其终始，匪无乖互。”认为羲之虽然专工方面稍差，但从草真全面讲，钟、张都比不及。孙过庭又认为羲献继承了钟、张，“古质而今妍”。王书“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既能继承质朴的传统，又符合时代妍丽的书风，而不流于庸俗。王羲之所处的时代、草楷行书都已完成了过渡阶段，书法已经成为独立的观赏艺术，所以王书的创新正是符合时代的要求。唐代张怀瑾《书断》说：“备精诸体，自成一家，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又说：“然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之草书不壮不瘦，浓纤得体，楷体虽运用增华然而不失古雅。王羲之正是在剖析了钟、张等前代优秀书法基础上损益而创出新的风格。梁武帝肖衍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太宗更是倍加称誉：“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菲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这是李世民为王羲之作《传》中所评论的。王羲之书法，一方面确实脱去了隶法影响下的古形古法的巢臼，开创一代崭新的书风；另一方面他又把脱离了古形古法的草、楷、行书高度艺术化，融合进了东晋士大夫阶层追求秀丽雅逸、流美随便的审美趣味和思想感情。这就符合了历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崇尚，也符合一般人喜欢秀美的心理，故王书影响深远不是偶然的。

王羲之画像

王羲之作品，真迹可说已无存，但古摹本和刻帖本流传下来却甚多。如古摹本《快雪时晴帖》《远宦帖》(唐摹，在台湾)《丧乱帖》(唐时传入日本)《行让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均为摹本，在日本)《寒切帖》(唐摹，天津艺术博物馆)《姨母帖》《初月帖》(《万岁通天》帖中两帖，辽宁博物馆藏，唐摹)《上虞帖》(古摹，上海博物馆藏)《游目帖》《袁生帖》《大道帖》《二谢帖》《平安蛄》(包括《修载》《何如》《奉橘》3帖)《秋月帖》《都下帖》(以上都是古摹本，在台湾)，1972年在日本发现的古摹本《妹至帖》等，另有唐摹《兰亭序》的神龙本和定武本等。这些古摹墨迹本均已刻入各种丛帖。如《淳化阁帖》《绛帖》《汝帖》等均有收辑。楷书中有《乐毅论》《东方画赞》《黄庭经》等，也都是古摹本镌入刻帖。这些刻帖本，真赝杂芜，众说纷纭。唐僧怀仁《集王字圣教序》，是选集《兰亭》等帖中王字而成的著名行书帖，其中“会、群、林、斯、是、为、时”等字均与神龙本《兰亭序》中的字一致。洋洋大观的巨制，集字的笔势章法都极自然，如同一气呵成，可见集者的书法修养了。

羲之有七子，其中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均工草隶，以七子献之最著名，凝之妻谢道韫，有才华，也善书。

王献之(公元344～386年)，字子敬，小字官奴。历任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人称王大令，特进太宰，谥曰宪。以书出名，与羲之并称“二王”。幼时得父教，有才华。其父曰：“此儿当有大名”，并书《乐毅论》令其临写。学戍，“空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书断》)。虞和说：“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类似，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年十五六时，常对其父曰：“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可见其很有创见。传说献之外游见北馆有白壁，随以箒沽泥质写方丈大字，观者如市，其父见之甚赞美，知为七郎书，写信与亲友说：“子敬飞白大有意”。又传羊欣在吴兴时，子敬往见，时欣身着白绢裙酣睡，献随书白绢裙上，欣觉甚欢，十分珍视子敬书，后献给朝廷。以上传说均出于宋虞和《论书表》，离东晋甚近，可见子敬青年时即已有书名。梁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子敬“善隶藁，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张怀瓘《书论》评：“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并说他最理解一笔书的“造诣”。现存《鸭头丸》《中秋帖》(古摹本)，略知其笔法笔势。“挺然看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有若风行雨散，洞色开花”之笔法体势，风流神骏。齐梁时，“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子敬书风行于世，竟掩盖过钟、王。子敬书名大，然不轻易下笔，“偶有兴会，则触迂造笔，皆发于哀，不从于外”，故其书时必有触而发，不为应酬也不屈于所逼而书。

王献之《鸭头丸》帖

所传献之墨迹均为古摹或刻帖本。除《鸭头丸》(藏上海博物馆)《中秋帖》(藏故宫博物院)外，尚有《地黄汤帖》《鹅群帖》《廿九日帖》(《万岁通天帖》中之一)等。刻帖有《淳化》卷九、十，据顾从义考异，收71帖。另有《宝晋斋法帖》卷7，有《洛神赋》《乞暇帖》《辞中令帖》，卷8有《十二月割至帖》《日寒》《东山》《送梨》《南中佳音》等帖。

(三)南朝主要书法家评介

羊欣(公元370～442年)，字敬元，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人。官至中散大夫。博涉经史，喜与人论。长楷书、师子敬。工书不想仕进，因却会稽王世子元显书扇，屈为军府舍人，无形于色，得敬仰。论者认为他学子敬，可以独步，故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语。王僧虔《论书》云：“欣书见重一时，行草尤善，正乃不称”。谢综说他“力少媚好”。隶行草入妙，著有《采古来能书人名》和《笔阵图》。

薄绍之，字敬叔，丹阳(今安徽当涂)人。官至给事中。善书，长楷、行、草。以子敬书为范本，书风秀丽。其草书得意时，尤如利剑出匣，自由驰骋，光彩夺人，可与欣比，然论者认为他骨力尚稚，缺独创性。

王僧虔(公元426～485年)，琅砑临沂(今属山东)人。书法世家出身，官至尚书令。宋文帝刘义隆见到他所书扇面，赞叹说：“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孝武帝刘骏要擅书名，僧虔不敢露其书迹，故大明年间(公元457～464年)常用拙笔书写，以此取得容纳。后出吴兴太守，子敬也曾在此任，又均专书，故受人称誉。僧虔宗法子敬，论者认为其书丰厚淳朴，虽甚肃清，然稍乏妍华，寡于风味，质朴有余而文彩不足。

陶弘景画像

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字通明，自号华阳陶隐，又作华阳陶隐居，晚称华阳真逸，又称华阳真人。秣陵(今南京)人。幼即品操殊异，及长读书万卷，善琴棋，工书画，长草隶。官至诸王府侍读，常与肖衍共游，后隐居句容句曲山。肖衍即帝位，屡欲礼聘，弘景画二牛图相辞。然问书不止，传有《与梁武帝论书启》、凡大事每向弘景谘询，有“山中宰相”之称。赠大中大夫，谥贞白先生。书法宗师钟王，采其气骨，时称与肖子云、阮妍各得右军一体。楷书体势劲利，隶书自成一体，道媚精丽，为时所重。世传“画版帖’和《痊鹤铭》是他的真迹。

(四)北朝主要书法家

郑道昭(公元?～515年)，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荣阳(今属河南开封)人，官北魏光州刺史，工书，历史上不著明，未列入书法家行列。宋代起，赵明诚《金石录》始有记载，至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包世臣、张琦、吴熙载等极力推重山东掖县等地发现的云峰诸刻石，其中包括《郑文公上下碑》等40余种，包氏等认为出自《乙瑛碑》，书法造诣极高，有“云鹤海鸥”之致，为北碑之宗。于是郑道昭书名大显，为国内外书家所重。

赵文深(北周)，本作文渊，避唐李渊讳改，字德本，南阳苑(今河南南阳)人。幼学楷隶，年十一即献书魏帝，后任丞相府法曹参军。有钟、王法则，笔势可观，时碑榜题字均是深的笔迹。世宗命深至江陵书景福寺碑，人以为工，梁王肖詧也极称美，得厚赏。天和2年修西狱碑，由文深隶书。

王褒(公元?～577年)，字子渊，琅砑临沂(今属山东)人。肖子云为其姑夫。博览经史，扰工文字；特善草隶，褒常去子云家，书遂特进，名仅次子云，见重于世。进关后，北朝掀起学褒书热潮。梁武帝肖衍《古今书人优劣评》称：“王褒书悽断风流，而势不称妙，意深工浅，犹未当妙。”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