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卲说，看人“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此两语实有深意。若论圣人，本即是一聪明人，目能视，耳能听，所视、所听又能深入玄微，这便是其人之“聪明”。又如同读一书，各人所得不同，此即其人之聪明不同。圣人便是聪明之尤者。但在看一人之聪明之外，更应察其性格之能“平淡”与否。此语中极涵深义。从前儒家多讲仁、义、礼、智、信，渐渐把美德讲成了名色。至刘卲时便不再讲此，却转移重点，来讲人之性格与其用处。人之性格与其用处之最高者，刘卲谓是“平淡”一格。此如一杯清水，乃是淡的。惟其是淡，始可随宜使其变化，或为咸、或为甜。人之成才而不能变，即成一偏至之材，其用即有限。故注意人才而求其有大用，则务先自其天性平淡处去察看。所谓“平淡”，应可有两种讲法：一指其人之内心来讲，即其人之所好、所愿望。如人都喜欢在某一方面欲有所表现，此人即是不平淡。以其不平淡，因而亦只能依其所好、所想望，而成一偏至之材。又如人好走偏锋，急功近利，爱出锋头，此等皆是不平淡。大圣如孔子，始是一真平淡者。惟其平淡，故可大受，而当大任。如孔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及其“无可、无不可”，此即孔子之平淡。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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