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与隐蔽战线的故事

夏衍与隐蔽战线

夏衍（1900－1995）

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中国近代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 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夏衍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锋而为人熟知，但他同时又是一名中共党员，长期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虽然他谦虚地说：“我是帮忙做事，没有加入过组织（中央特科）”，但他的人生经历却与党领导的隐蔽战线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我们就来讲述几个夏衍与隐蔽战线的故事。

（上）

杨度的单线联系人

1930年秋，在旧租界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附近一座小洋房，即将离开上海的潘汉年将一位五十出头的绅士介绍给夏衍，请夏衍与此人单线联系。潘汉年没有告诉夏衍此人的姓名，只说“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并说这房子是杜月笙的，夏衍“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于是，夏衍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当时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这位老先生则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请夏衍转给上级组织。后来两人逐渐熟悉，这位老者才告诉夏衍，他就是杨皙子（杨度），夏衍也不免大吃一惊。

杨度（1874－1931）

杨度早年参加过立宪运动，还做过“保皇党”，后来逐渐转向民主共和，营救过李大钊、成舍我等人，并由周恩来直接介绍入党，身份十分特殊。

夏衍后来在《纪念潘汉年》一文中写道：“我曾问过他（潘汉年），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也是严守秘密的。”实际上，夏衍作为一名资深的地下党员（他1927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中央特科”的潘汉年、蔡叔厚等人都有非常密切和长期的联系，才会被党组织委以这样的重任。

促成《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1929年中央“文委”在上海成立，旨在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战线的统一领导。党组织安排夏衍参与“左联”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左联”执行委员，又发起组织中国左联戏剧家联盟。1932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由夏衍任组长，他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那段时间，电通影业公司等左翼电影机构与任光等人任职的百代唱片公司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夏衍与田汉、聂耳等人交往密切，很多电影的插曲都是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的。

1935年，田汉为电通影业公司创作了一部名为《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其中最后一节诗稿，后来就成为影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原版歌词。田汉写完初稿后由于叛徒告密，上海中央机关遭到第三次大破坏，“文委”成员五人中的阳翰笙、田汉、杜国庠被捕，夏衍和周扬幸免。剧本交到了夏衍手里，他在徐家汇隐蔽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把田汉留下来的剧本故事改编成《风云儿女》电影剧本，并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最后一句歌词从最初的“向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进”，改成了“向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进”。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听说《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谱曲，就主动向夏衍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这才有了后来的电影《风云儿女》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后，夏衍用更加审慎的态度去对待国歌。他在1983年1月27日专门写信给《北京晚报》编辑部，澄清了过去一些的讹传之处。比如这首进行曲是田汉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由孙师毅等人保管，而不是田汉在狱中所作，写在香烟锡纸上带出来的。80年代初国内播放一些在敌营潜伏的电视剧时，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夏衍看过后也撰文表示，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性、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可见夏衍作为一名党员的严谨与审慎。

（下）

1937年7月，夏衍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告诉他，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在即，需要像夏衍这样早年在日本在孙中山面前加入过国民党，又与吴稚晖、戴季陶等高层打过交道的人，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说：“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当然，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夏衍下了决心回答：“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尽力去做。”这是夏衍正式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的开始。

夏衍

参与“民主人士大营运”

1948年8月，为了筹备召开新政协，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共中央专门致电中共香港分局：“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随后，负责运送民主人士的“专门小组”当即成立，由潘汉年掌管全局，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个别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具体接送。他们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等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

1949年5月初，夏衍从香港北上，在北平李克农家的合影。

左起：钱筱璋、阿英、夏衍、李克农、袁牧之

《周恩来年谱》记载：8月30日起草和任弼时、李维汉联名的致钱之光电：同意组织一批民主人士乘所租的苏联货船开往朝鲜，但“须注意绝对秘密”。九月七日，在获知冯玉祥乘船由美返国途中于九月一日遇难的消息后，即刻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当时情况十分复杂，要做好保密工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一次护送民主人士都要采取细致入微的安全保密防护措施，才能保障他们的行程顺利，经过潘汉年、方方、钱之光、夏衍等人的不懈努力，1948 年11月至1949年3月，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 沈雁冰、叶圣陶等数百位民主人士纷纷经香港北上，得以安全抵达解放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策反韩练成

韩练成将军（1908—1984）原名韩继周，曾用名韩圭璋，出生于甘肃省固原县，曾做过国民党第46军军长，却与周恩来建立了长期秘密而密切的单线联系，被周恩来称为“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他在1947年3月华东战场上为中共立下奇功，帮助华东野战军在三昼夜中歼敌五万六千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鲁南会战计划”。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

韩练成最早与刘志丹结识，后因刘志丹去世没有和党组织继续发展。他再次与中共发生交集就是与夏衍的相识相交。1939年，夏衍任主编的《救亡日报》在桂林陷入财政危机。夏衍决定为《救亡日报》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筹募基金义演，义演的售票分两种，一种是一般的票价，一种是“荣誉劵”，5元一张，当时主要是靠“荣誉劵”来募集资金。广西军政要人李宗仁、白崇禧、梁寒操、程思远与苏联顾问都前来捧场，韩练成也在这时与夏衍成为了朋友。夏衍后来在《我的家史》一书中记录：1939年的大事之一是“认识韩练成，订'君子协定’。”当时，韩练成倾诉了自己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没有实现。

韩练成（1908-1984）

1942年6月，韩练成在重庆与周恩来秘密会面。从此，韩练成确定了与党的关系，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除了周恩来及其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夏衍之外，不接触党的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1943年，韩练成进入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可以接触到国民党核心机密。内战爆发后，蒋介石计划在山东临沂或沂蒙山区与华野决战，当时中共军队19万人，而国民党军队有24万人，形势对我并不有利。1946年秋，韩练成四十六军奉命从海口进入山东青岛一带驻防。周恩来得到消息，要求夏衍写信给韩练成，配合我军展开工作。同时向陈毅、饶漱石发来绝密电报:“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已海运青岛，该军军长有起义可能，望华东局迅速派人与该军军长取得联系……”

当时华东局负责人接到这一份突然的电报既兴奋又困惑。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虽然对于韩练成的身份他们并不知晓，但联络工作在紧张的进行中。最终，因为韩练成的故意拖延，导致了莱芜之战国民党6万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瞬间灰飞烟灭，副司令官李仙洲被俘，国民党统帅王耀武长叹一声:“6万人三天就被解决了，我就是放6万只鸭子也够共产党军队抓一个礼拜的。”

1948年10月韩练成只身从上海乘飞机潜入香港。11月，他在潘汉年、夏衍等人的组织安排下顺利到达东北解放区。在解放区，韩练成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接见。

乌鲁木齐南路178号夏衍旧居，1949年至1955年间夏衍曾在此居住

夏衍参与中共隐蔽战线的活动不止于上述这些事情。他一生从不以情报人员自居，但终身都有着深厚的地下党情结。在他留下的大量文字中，他反复强调自己做的是统战工作。在党的隐蔽战线中，统战和情报往往是互为明暗、时有交叉的两条线。他对待自己和战友所从事的工作，始终保持着客观、审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荣誉面前不邀功、风浪来时不抹黑，保持着一名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他们在隐蔽战线的传奇经历也将成为党的保密工作史中一个重要的篇章。

资料来源：沈芸《祖父夏衍与隐蔽战线》、陈奇佳《夏衍与中共隐蔽战线关系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