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古代散文

文/沉吟先生

今天和大家讨论的，是中国古代散文。

矮油，你怎么说这么个东西啊？肯定很枯燥的，人家不想听哒啦！

且慢走开，一点也不枯燥，咱们可以坐下来，沏壶茶，煮茶论散文。

文学这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最大的一只鸟叫散文。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哲学教师对茹尔丹先生说：“凡不是散文的东西就是韵文，凡不是韵文的东西就是散文。”茹尔丹先生问道：“那么我们平时说的话，又算是什么呢？”哲学教师回答说：“散文啊！”茹尔丹先生恍然大悟：“天哪！原来我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自己还一点儿不知道呢！”

我们平常说的话都叫散文，够不够大?

其实，依我个人来看，现在的四大文学体裁虽然有学术上的分类，但从现实中来看，界限是比较模糊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散文诗，你说他是散文还是诗？写法像散文，不押韵，但注重节奏。从古代文学的角度来看，再比如，远古的神话，如“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能不能看成小说？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寓言，如“愚公移山”、“郢匠鼻端斫垩”（此处可以与血刀老祖在水笙鼻尖上批头发所比较），《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石壕吏》等叙事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又能不能看成短篇小说或微型小说？至于戏剧和小说，就更有相通之处了，除了表达手法不一样，基本内容可以说没有大的区别。当然，对于真正的文学家来说，他们自有他们的一套理论和系统，人家不带我们玩儿。比方说远古神话，在先民劳动之余讲述它们以自娱时，可能是比较生动的，但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记载，于是在先秦典籍中，可能也就是干巴巴几句话。在文学研究者分类时，因为其粗陈梗概，也就不能算作小说了。而我们平时常见的泼妇骂街，可能也就不能称之为散文了。

一

散文的起源，我们可以从先秦时的春秋、战国说起。既然说话都算是散文，那么比较出名的说话记录是什么呢？论语呗。

前段时间有段小视频刷爆了眼球。易中天在央视节目《开讲啦》中，现场被学生代表质问做节目是否刷存在感，小鲜肉说“我妈妈肯定会说这是不务正业”，并且不换一口气、语速极快、滔滔不绝举出了“务正业”的例子：“下周我还要到美国去读我的博士”（我去，吓死个人了，你咋不上天呢），结果当场被易中天这个老司机虐得满地找牙。像这种张嘴闭嘴“我妈说……”，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没断奶。人家孔子的学生就聪明多了，孔子的学生张嘴闭嘴都是“我老师说……”，这叫“子曰”。

这个“子曰”，就是孔子的日常说话了，曰的内容五花八门，不过当然是有选择的，并不是孔子日常说的每一句话都摘录进去，一些体现孔子政治主张、理论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的心灵鸡汤就成了“子曰”，骂街类的话基本上是不摘录的。但不摘录不代表孔子不会骂街，《论语 宪问》中有几句对话：“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问孔子，有人打我左脸了，我是不是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我们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你以德报怨，那拿什么报德？别人对我们好，我们才对别人好，别人如果欺负了你，别客气，拿起板砖呼他。

所以以后记住了，孔老夫子可不是省油的灯，“以德报怨”也不是他老人家的本意，断章取义要不得，是会扭曲一个人历史形象的。

说过《论语》，再说《孟子》。

《论语》一书已经是无所不谈了，《孟子》就更是扺掌而谈、无所顾忌了。其中很多言论，都是很大胆的。例如《尽心下》云：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干旱水溢，则变置社稷。”这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欢心的做国君，得到国君欢心的做大夫。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也就是国家），就改立国君。祭品丰盛，祭品洁净，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要改立国君。由此可见，孟子并不把当时的某些人君放在眼里。

孟子还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长得那个磕碜，太对不起观众了，怎么能当国君呢？这个就有点过分了，人家当国君又不是相亲，怎么能以貌取人呢？

再说道家，说话也很放肆，《老子》五千言，虽谈玄论道，抨击现实的也不少。例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这是相当激烈的政治评论，说老百姓之所以吃不饱，是因为统治者苛捐杂税太多，话说得相当尖锐。放文字狱那会儿试试？弄不死你！“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都跑不掉。

《庄子》洋洋洒洒十几万字，虽然大部分是寓言，“空言无事实”，但架不住人家文字漂亮啊，活儿做得好啊，鲁迅说“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者也”。“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八个字，道尽了《庄子》的文字特点，其辞采之富，非同时诸子所及。《逍遥游》、《齐物论》皆千古奇文，想象奇特，不比现在的玄幻小说差，而文字优美方面，更是甩现在的玄幻小说十七八条街。“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些文字，读起来会忍不住摇头晃脑，快乐得就像乌龟在淤泥里拖着尾巴游来游去。

同时期的《墨子》逻辑性强，《韩非子》犀利峻峭，《荀子》论证缜密，《吕氏春秋》条理分明，纵横家的文辞，也是慷慨激昂、口无择言、指陈利弊、披肝沥胆。总体来说，诸子散文虽然各有特点，但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批评（没有自我批评）十分尖锐，就像被惹炸了毛的斗鸡，这是跟“诸侯卿相，皆争养士”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周天子没人把他当根葱，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啥话也敢说，啥刺儿也敢挑。另外，还有一个特点，这时的文章，散体与骈体、散文与韵语的区分还不明显。诸子之文，常是韵散兼行、骈散并用。《老子》五千言，几乎半韵半散，《荀子 劝学》排比用韵，不胜枚举。鲁迅说“协其音，偶其辞，使读者易于上口”，这可能是出于作者的意图。没办法，诸子的文章也需要点击量啊，你写得再好，读起来拗口，文字不优美，粉丝不买账，没用。

同时期的史家之文，重在记事，但也记言，记言辞令也颇为优美，例如《国语》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时局的批评又来了，当时的统治者几乎成了万众痰盂）。

二

秦灭六国，天下一统。开始实行文化专制，很多文人政治敏锐性不强，看不清政治走向，一个个打了鸡血似的，一时刹不住车。始皇帝一声令下，你写书？烧了，你有才？埋了（不是埋没才能，是活埋啊，真埋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这对当时散文的发展有大影响。但秦二世而亡，还没合多久呢，又分了。楚汉之际，游学之风再起，诸子之学复兴。例如贾谊、晁错，为文“疏直激切”，纵横驰骋。贾谊善用比喻，形象丰富，例如“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把天地比成炉鼎，将人和世间万物比作被熔炼之物，苦大仇深的阶级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极游猎之盛，富丽堂皇、气势磅礴，但最后也归于“君臣之节”“圣贤之业”，马屁拍得很委婉，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

汉代散文更大的变化，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这其实也是出于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董仲舒之后，一些儒生侈谈天人感应，进行儒学说教，这类文章可能会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但能传世的不多。

汉武帝虽然尊儒，但窦太后却推崇黄老，黄老之学兼采阴阳、儒、法、墨等诸家观点而成。干什么都得慢慢来，并不都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儒学之外，其他各家尤其是黄老之学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其实就是一锅乱炖。司马迁著《史记》，被班固视为“先黄老而后六经”，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说到《史记》，自然会想起鲁迅的那句评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在史学著作里不用说了，在艺术性上，跟离骚比起来，也就是有韵无韵之别而已。

《史记》还有个特点，在尽量如实记录历史真相的同时，掺杂了不少个人感情，使得这部史书（散文集）丰满了很多。例如《伯夷列传》：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好人活不长，祸害一千年”，像伯夷、叔齐那样的好人，竟然被饿死了。而颜回那么好学，竟然也被1942了。可是那些违法乱纪的，却能享受荣华富贵。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明朝末年流传的几句民谣：“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这活脱脱就是司马迁这段话的译文，对老天爷都敢说一句“干你娘”，原来司马迁也是个大愤青。

出于这种愤慨，司马迁专门写《游侠列传》，赞美道儿上的兄弟“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又作《酷吏列传》，批评汉武帝的酷吏统治。一百多年后，汉明帝跟班固聊天儿，说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说得其实不错。但汉明帝没有站在当事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司马迁著《史记》是在遭受宫刑之后，你祖宗把人家JJ都割了，还不许人家发两句牢骚？

所以班固著《汉书》，就不免多了个心眼：老板跟我提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乱说话，变太监不要紧，脑袋和脖子互道有缘再见可就麻烦大了。因此《汉书》就遵循当时的统治思想即董仲舒以来的儒学思想了，例如《苏武传》写得就很绘声绘色，对忠于大汉王朝的人尽情歌颂。我们今天对苏武牧羊的故事耳熟能详，班固功不可没。

说到汉代的散文，除了实用性的史书，当然不能不提汉赋。汉赋四大家，除了上面提到的司马相如、班固，还有杨雄、张衡（对，就是我们小时候小学课文里学过的数星星那娃）。杨雄有点结巴，口齿不太伶俐，但文章写得不错，有司马相如的风格。西蜀子云亭，何陋之有，说的就是他，刘禹锡说他一住进去，蓬荜马上生辉，这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了。到了张衡，文章特点又有变化（汉赋四大家从最早的司马相如到最晚的张衡，足足跨了两百多年），不像司马相如那样长篇大论，出现了《归田赋》那样的短制散文。当然，世人对张衡的认识，大多限于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突出表现是晚上不睡觉数星星，还有发明最早的地震警报器。

三

魏晋南北朝，是散文发展的又一个时期，这个时候，散文存在的意义逐渐由应用过渡到文学价值方面。

汉魏之际，合久必分，统一王朝又解体了。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不再唯我独尊，就像天山童姥的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再独尊，也有三十年一次的蜕皮衰弱器。建安时期，曹操当权，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势，首先拿儒学开刀，代之以自己自己新的观念，特别注重求贤，“唯才是举”，说你思想品德差、人品人性不太好，都没关系，有本事就行。这一思想突出表现在他的《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当然这不是散文，是诗歌。这个“但为君故”，也不是求偶，而是求才。曹操儿子曹丕、曹植的文章，也有新的时代特征，抒情写志，纵意而谈。世称“三曹”。尤其是曹植，连命题作文都难他不住，七步成诗，很是有才，一篇《洛神赋》更是写得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南朝诗人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这就是“才高八斗”的由来。夸别人也就罢了，谢灵运说自己能得一斗，夸起自己来还真是不要脸。在曹氏父子的门下，还有几个文人，叫做“建安七子”，其中的孔融，年纪最大，为人为文都很独特，小时候就懂得让梨。他与王粲、陈琳等人同为“七子”，但文风不像“文学侍从”，马屁功修炼不到位，最终被曹操给咔嚓了。

到了魏晋时期，社会思想与建安时期又有不同，谈玄、嗑药、喝酒成了主旋律。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就是嵇康、阮籍他们几个。经常坦胸露乳，在草地上开露天party，喝醉以后就装疯卖傻、口不择言了，例如嵇康的《太师箴》说：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又一个大愤青。这个愤青是很有才的，文章写得好不说，还是著名的乐器表演艺术家，长得又帅，连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的妻子都成了他的粉丝。不过历史上愤青下场都不太好，嵇康最终被司马氏所杀。据说他死后，广陵散古曲从此湮没，又糟蹋了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晋的代表作者是王羲之，大家都知道他字写得好，其实人家文章也写得不错。到晋宋之际，最重要的是陶渊明，陶渊明既不放言无忌，又不关怀世事，而是归于平淡。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说“到东晋，风气变了，……再到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但陶渊明的文章也不能一概而论，鲁迅又说了：“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是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作'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仪’，未能进攻到底，但那胡思乱想的自由，究竟是大胆的”。

鲁迅也是很幽默的，别以为他老是板着一张臭脸，陶渊明《闲情赋》中写了点情书类的东西，便被他抓住，笑话人家“阿呀呀，我的爱人呀”，不像个隐者干的事。

到了南朝，改朝换代更加频繁，文风跟着变化也大，于是出现了多类型的作者。有的出身好，有的是草根。出身好的包括梁武帝萧衍、王谢子弟王筠、谢眺等。出身草根的首推鲍照，所谓“才秀人微”，其《芜城赋》是传世名篇。江淹的《恨赋》、《别赋》也都是六朝新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一句便胜却人间无数。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与散文相对应的骈文开始盛行，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因常用四字、六字句，也称“四六文”。例如庾信的《哀江南赋》：“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很有美感。

四

时光飞快，一眨眼，隋唐了。

分久必合啊，天下由分裂复归一统。文人又该收收心了，思想由通脱复归于儒。“文起八代之衰”，古代散文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唐以隋为鉴，正如汉以秦为鉴。唐朝初年产生不少为新王朝出谋划策的文章，以谏梳居多，代表人物为魏征。

贞观以后，历史重演，知识分子又开始发牢骚了，我才高八斗啊，我怀才不遇啊，我是千里马，但伯乐不常有啊，代表人物为“初唐四杰”。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不算太牢骚，文采也飞扬，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云云，也是一肚子不平之气。另一杰骆宾王牢骚发得就有点过火了。小时候无忧无虑，天天“鹅鹅鹅，曲项向天歌”，长大后不一样了，因为曾遭囚禁，一胸腔的激愤，满肚子的牢骚，一有机会就写出了《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讨武曌檄》），把武则天骂了个狗血淋头，开篇就是“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峨嵋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祸主。……”、“ ……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痛快淋漓，气势磅礴。不仅揭人家的出身老底，还揭发人家的生活作风问题，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是可忍孰不可忍，叔可忍婶也不可忍。可武则天还就忍了，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忍不住道：这么好的人才，竟然没有用，宰相应该被打屁股。这让人想起陈琳写檄文骂曹操，说他是太监的后代，被曹操抓后，曹操说你骂我也就罢了，怎么还骂我祖宗呢。陈琳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说我当时奉命写文章，骂得痛快，一不小心就骂过头了。曹操哈哈一笑，留他做了个秘书。

其实唐朝以后，文章最大的变化是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像上面说的《哀江南赋》，句子节奏韵律很有美感。但后来慢慢走歪了，一味追求对仗工整，就像有人对对联：我出个上联哈，考考你，看你能不能对出下联，对不出罚酒一杯。以至于内容空洞，远离实际。中唐以后国势衰微，知识分子想恢复大唐国威，于是想从古代的思想文学中找出改变时局的精神价值，这就是儒家思想与先秦两汉散文。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都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

唐宋八大家除了韩柳，其余六位都是宋朝的，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洵的《六国论》、苏轼的《石钟山记》、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曾巩的《墨池记》都是代表作品。但也各有区别，这其中，苏洵长于论兵，曾巩长于论学，王安石长于论政，而苏轼啥都擅长，跟欧阳修差不多。

范仲淹是北宋朝政改革的重要人物，他的文章以论政为多，如《岳阳楼记》，是赋体之文，洋洋洒洒，写得很有文采，但也涉及政治。这一点比现代诗歌中的“老干体”强多了。人家虽然言政，但也讲究艺术性。不像现在的一些“老干体”诗歌（据说鼻祖是郭沫若，谁当权歌颂谁，江青红的时候写江青是红太阳，江青一倒台，在他笔下马上变成了酸不溜丢的山里红），一味歌功颂德，往往以无数陈词滥调将外表装潢得富丽堂皇，气派不凡，但文学价值加起来没有二两，怎么俗怎么来，在我看来能称得上打油诗就不错了。

扯远了，继续说散文。

到了南宋，由于抗战救亡，又产生了不少论政论兵的文字，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都有，例如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

元代之文，大体沿袭宋代。但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道学气息很重，所谓“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

五

明清时期，散文发展最大的特点是流派纷呈。

仿佛进入了金庸的武侠世界。

少林派：少林自达摩祖师东渡，一直执武林牛耳，有少林七十二绝技，天下无敌，阿弥陀佛！

武当派：我武当赤手有绵掌，剑法有绕指柔剑，轻功还有梯云纵，张真人手创的太极拳，流传到后世跟广场舞都有一拼！

峨眉派：@武当派，我们有峨眉九阳功，你武当派牛逼，还不是要求到我们头上来？

崆峒派：@少林派，我们有七伤拳，连你家空见神僧都打死了！

明教：统统滚开，我家把你们都挪移了！

……

明初的宋濂、刘基、高启等，生当易代之际，文章都有时代特点，最能歌颂新朝的是宋濂。《阅江楼记》，善歌善颂，典雅雍容，马屁拍得相当得体。

明中叶以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发生了鲜明的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的斗争，出现了许多文学小集团或文学流派，著名的有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

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主张“文必秦汉”：你们的八股文太腐朽了，咱们老祖宗的玩意多好，来，写文章以后就照着秦汉的抄！

唐宋派掌门人归有光：切，什么前后七子，你们只是盲目模拟古人罢了，一群抄袭剽窃的货，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看我的《项脊轩志》，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家庭琐事、鸡毛蒜皮，多有真情实感，这叫“不事雕琢而风味超然”！

公安派掌门人袁中郎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严重同意楼上的，一群抄袭剽窃的货，不过那些鸡毛蒜皮也没啥搞头，我们认为还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才对！

竟陵派掌门人钟惺、谭元春：严重同意楼上的楼上，一群抄袭剽窃的货，“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也没错，不过公安派的太俚俗了，不像知识分子，看我们的，写得东西一般人都看不懂，冷僻生涩又如何？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

一派打闹声中，清朝来了。

满族入关，文人们受不了了，这是蛮夷啊，还剃头，奇耻大辱啊。于是纷纷以笔为矛，反清复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遗民学者，还有易代之后的侯方域、魏禧等，写的文章都有民族情绪。

满清统治者不干了，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还真以为我们满族人没文化了，以为你们讽刺我们那点事我们看不懂吗？我们把《三国演义》都快背会了。秦始皇那会儿怎么办来着？对，焚书坑儒，我们也来照搬一遍，但我们不叫焚书坑儒，我们叫文字狱。一时间一大批知识分子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文字狱以后，清朝又出了个流派，叫桐城派，代表人物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等，高举“义法”旗帜冲锋陷阵，思想虽没什么深度，用语总算“雅洁不芜”。后来的曾国藩也是这一派的。

清朝文章更大的变化，是晚清末代。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开启了新的风气。尤其是梁启超，感情真挚，文气纵横，以其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想，独到的见解为散文写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文化启蒙。我们就在对其《少年中国说》的欣赏中结尾：“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