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回鹘民族与茶叶在亚洲腹地的传播
古往今来，贸易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7世纪中期至8世纪末，由于唐王朝在西域的直接统治，使中西交通的干道“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通畅繁荣，中西贸易大为发展，人员往来也更为频繁。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指出：“通往中亚和西方的各条路线对隋唐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们当然是通商要道，中国人就是通过它们出口丝织品以换取种类繁多的外国货物。但当中国正处于其世界思想极为盛行、受到的外来影响甚于以前或以后任何时候之际，它们也是主要的文化联系的环节。通过这些路线，许多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技术传到西方。”[1]P8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国家。随着茶的种植区域和面积扩大，茶制作技艺的提升和种类的增加，茶已经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闾庶民的“比屋之饮”，茶文化日益兴盛。此时，作为重要日用消费品的茶、以及饮茶的文化也伴随中西贸易的繁荣逐渐西传，深入亚洲腹地，为茶叶风靡世界开启先河。
“亚洲腹地”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提出，来自探险家斯坦因，他在1928年出版的《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其中主要涉及的区域包括：东迄河西走廊，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南自兴都库什山，经准噶尔，北达内蒙古西部地区[2]P4。本文借用此概念，认为亚洲腹地包括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地区。《中亚古国史》载，“自远古时代,若干中国的植物,如桃及杏等,就已由中亚及波斯西传到欧洲。更后则其他中国植物如大黄、姜及茶等,亦为运入西方备受欢迎的物品。”[3]P21
01丝路勃兴：中原地区与亚洲腹地的交通
唐朝中央政府不仅对外实行积极主动地外交政策，也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北乃至西域地区经略，以期达到对外友好交往与和平通商的目的。唐朝初年，唐太宗先后派兵打击了威胁和阻碍丝绸之路交通、贸易的突厥、吐谷浑旧部、麴氏高昌政权，设置西伊州（公元632年改称“伊州”）、西州、庭州，并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翌年，又设置龟兹、焉耆、于阗、疏勒4个军镇。刘统在《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中指出，唐朝为了保证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又在安西地区内的部落、城镇基础上建立起大宛都督府、康居都督府、南谧州、贵霜州、木鹿州等多个羁縻府州作为都护府的外围防御体系，皆隶属安西都护府节制。到702年，安西都护府被一分为二，另设北庭都护府（治庭州）统辖天山、锡尔河一线以北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而安西都护府则统辖天山南麓各绿洲的城郭诸国[4]P17。可以说，唐王朝对西北乃至西域的经略，尤其是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建立并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等，为唐朝发展与中亚、西亚等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奠定了稳固基础。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制度和措施，促进国内生产力和经济等进一步发展，尤以盛唐时期最为突出。唐人所著《开天传信记》盛赞这一时期：“河清海宴，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5]P2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品经济、都市等也有了巨大进步与发展，这为商品经济的流通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才有可能吸引丝绸之路沿线上各国、各地区与中国进行贸易并持续繁荣[6]P24。饮茶之风在中原盛行，也逐渐影响了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之中原，流于塞外”。茶叶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大宗商品，回鹘、吐蕃等入中原，皆“大驱名马市茶而归”[7]P47，从而刺激了茶叶生产，“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8]P672。唐贞元年间以十税一率征收茶税，茶税每岁收入高达40万缗之多。到唐朝后期，茶业规模愈大，茶利收入增加一倍以上。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唐朝都市和商镇数量剧增，尤其是中小市镇增多。如西北地区丝路沿途的城市几乎全是仰赖商品贸易而产生发展的。《资治通鉴》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9]（卷198p6919）同时，在西北丝路沿线还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商贸货物充足。北庭都护府治所庭州、安西都护府治所的高昌或龟兹，也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旧唐书》载，高昌“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葡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10]P5293-5294
陆上丝绸之路在唐代扩展十分明显，形成了发达的对外交通道路网络。其一，从安西（今库车）向西，沿塔里木河、阿克苏河、托什干河方向至乌什、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马克），到达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再向西与中亚撒马尔罕等地相连。其二，从敦煌向西，沿天山北麓西行至北庭之轮台（今乌鲁木齐以北）、弓月城（今霍城西北），至碎叶、与上道汇合，基本上是沿着西北丝路北道前行。从西部东来的胡商，则大多从呼罗珊的木鹿到阿穆勒，渡过乌浒水到布哈拉，经库克而到撒马尔罕[11]P34。安史之乱以后，因吐蕃占据了塔里木盆地及河西陇右地区，传统丝绸之路受阻，丝路北移，地处漠北的回鹘路成为中原与西域间主要通路和中西方交通要冲。《新唐书·李德裕传》载：“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自艰难已后，河陇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纥路去。”[12]（卷174，P4523）其路线大致沿秦时直道到达天德军（今巴彦淖尔市），再至回鹘牙帐（即唐安北都护府，今哈拉和林），然后入伊州（今哈密），至高昌（今吐鲁番），通往西域。
此外，唐朝还积极发展驿传制度，在中原内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均十分完备，以保证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交通顺畅。据《唐六典》记载，唐朝全国共有驿站1639所，其中有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所86个。[13]P163这些驿所设有驿长，配置驿马、驿船。每个陆驿之间大约相距30里。其中，从长安通往西域的主要交通要道上均设有驿馆，有专门的“捉馆官”负责，供给过路商人、官员食宿和牲畜草料，大大便利了商队、官吏、僧侣等在丝路上的往来交通[14]P107。有的馆驿明确记载是为丝路贸易或与周边各族各国交通所用的，如《资治通鉴》载：“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上皆许之。”[9]（卷198，P6245）
02茶叶西行：粟特、回鹘商人的丝路贸易与茶叶传播
在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最活跃、最积极的商旅民族莫过于中亚的粟特人。粟特人发源于中亚锡尔河、阿姆河流域间泽拉夫善河的绿洲地区，位于丝绸之路的中枢、中亚与西亚间的咽喉要地。上述地区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具有悠久的历史。有明确记载的官方交往始于西汉。当时的粟特为康居国属地，与中原王朝保持了数百年往来，粟特人建立了繁华的商业文明，撒马尔罕等城市是欧洲大陆商业贸易路线的交汇点。粟特人在中亚绿洲地区建立的国家甚多，如以玛拉干达、阿芙拉西阿卜等中心城镇为前身形成的撒马尔罕是汉文典籍中的“萨末建”或康国；以瓦拉赫沙、阿滥谧等城镇为前身形成的布哈拉，是为汉文典籍中的捕喝（布豁）或安国。此外，还有著名城邦“苏对沙那”（即唐朝时的东曹国）、“弭秣贺”（即唐朝时的米国）、“赫时（者舌、柘支赭支）”（即唐朝时的石国），等等。这些国家以经商为主，兼顾半农半牧，掌握了较高的农业灌溉技术，使得粟特人能够长久立足于丝绸之路上砂碛干旱地区之间的一些绿洲地带。自公元前4至公元前3世纪，粟特人即已开始探索前往中国的路线；南北朝以来，粟特商人开始活跃于中原与西域之间；唐朝时期，粟特商人进一步向东发展，在当时的疏勒、于阗、西州、敦煌、肃州、甘州、凉州、长安、洛阳等地都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移民聚落。[15]P27-86粟特人不仅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以及中原各地从事商贸活动，他们的更经由长安、洛阳向东北进入灵州、云州、并州和幽州等地。粟特商队是中国和中亚、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北方民族之间贸易的主要承担者，“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把东西方物质文化中的精粹，转运到相互需要的一方”。
回鹘源自铁勒，铁勒又源自匈奴统治下的丁零部落，公元4世纪—5世纪时主要聚居在漠色楞格河流域，以游牧为生。公元629年，回鹘首领菩萨遣使入唐朝贡。开元年间，回鹘汗国建立，并在安史之乱中与唐军结盟，出兵助唐收复长安、洛阳等地，唐朝先后嫁多位公主于回鹘可汗、以结和亲，历代回鹘可汗都接受唐朝的册封。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后分为3支：一支先后以河西走廊的甘州和沙洲为中心，先后建立甘州回鹘、沙洲回鹘；一支迁至中亚葛逻禄统治区，建立哈喇汗王朝；第三支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的高昌回鹘王国。[16]P5-7不难看出，回鹘诸部西迁后建立的国家均在唐朝丝绸之路沿线，从河西走廊、高昌延伸到了中亚腹地。随着与唐朝经济联系的加强，回鹘的社会经济受中原地区的影响日渐深刻，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一定发展。而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流动族群之一，自回鹘汗国建立伊始就在汗国的经济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粟特人代表回鹘汗国与唐朝进行商业活动。回鹘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与中转站，来自东西方的商旅都要在此停留，此后在回鹘人中兴起了经商之风，“回鹘族就和中亚粟特商人一起，日夜奔驰于从漠北经北庭都护府（今吉木萨尔）、伊犁、碎叶通往河中的地区的丝绸之路上，创造了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17]30。商业经济和贸易经济逐渐成为回鹘汗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回鹘商人参与的东西间贸易活动中，唐朝政府与回鹘间的茶马贸易是不可忽视的部分。回鹘人从唐内陆换回大量的丝绢、茶叶,除自身需要外,主要远销中亚各地,他们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宗教(指改奉萨满教为摩尼教)以取悦于经商高手粟特人来打开绢、茶在中亚的销路[18]P101-106。
唐代，茶树已经普遍实现了人工栽培种植。据陆羽《茶经》记载，全国种植茶树的区域已遍及42个州郡，划定了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等8大茶区。陈椽先生在《茶业通史》估算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全国产茶200万市担，人均达到3.64斤；并指出制茶工艺有了新的突破，发明了蒸青制茶法，制作饼茶或团茶，茶叶成为人民喜爱的饮品[19]55-57。制茶行业日益发达，产茶区遍布南方。陆羽《茶经》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英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州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20]P60这里记载的仅仅是江淮、巴蜀、岭南等名茶产地，至于一般茶园不可胜数。唐朝的制茶业已经专业化、规模化、商品化。例如安徽祁门茶区“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21]P8430-8431
茶有着生津止渴助消化的功效，对于食酪饮乳的游牧民族来说是最好的佐食饮料，备受青睐。《唐会要》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2]P1546清康熙年间编纂的类书《格致镜原》记载：“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大经。”[23](卷21)丝绸之路沿线游牧民族人口众多，而自8世纪开始茶便成为重要的商品之一，茶叶贸易兴盛，茶文化在前文提到的丝绸之路安西入西域道、大同云中道和回鹘道传播，逐渐进入中亚腹地，前者是唐朝国际交往的西线，后两者是唐朝与回鹘、突厥等的交往线路。根据荣新江等人的研究总结，这些路线上最为活跃的就是粟特商队[24]136-178，他们的主要将西来的商品在长安、洛阳等地贩售后，又将茶与丝绸等带着浓郁东方气质的商品，一是经原州(固原)进入河西走廊至敦煌，再由敦煌的中转进入西域的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等，于疏勒翻越葱岭，进入中亚各地；二是经灵州(灵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乃至幽州(北京)、营州(朝阳)，进入回鹘牙帐，传播至漠北深处。
茶入中亚，最重要的路线之一就是途经河西走廊至西域，敦煌地区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节点。《敦煌文献?茶酒论》中将当时茶叶的贸易繁荣景象描述为“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山）流（蒙）顶，其（登）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少。商客来求，船车塞绍”[25]p435。敦煌文献中已有茶具记载，敦煌沙洲某寺交割目录点检文书中（敦煌文书P.2613）有记载：“柒两弗临银盏壹，并底。叁两肆钱银盏壹，肆两伍银盏壹，肆两银盏壹。”[26]P9这里的银盏可能是一种较为高级的茶具，因为它有“底”。银茶具在唐朝是一种高级茶具，在法门寺出土的贡品中就有银茶具和烹茶拨火的银火筷。敦煌寺院中保存有这样高级的茶具，说明在当时的敦煌喝茶是一种高雅的行为，寺院的僧侣也时常喝茶。
新疆吐鲁番（唐时为高昌）作为当时西域的重要区域，茶叶贸易与饮茶之风同样也已经传播至此。据考古发现，吐鲁番阿斯塔纳那唐墓出土文物中，绢画《围棋仕女图》中便画有一个手捧茶托端茶献茶的侍女。图中的奉茶侍女，头梳丫鬟髻，额间装饰花钿，身着蓝色印花圆领长袍，双手托盏，表现了侍女为弈棋的主人进茶的情景。[27]p85-90而唐朝时茶入回鹘也有史料可证。《新唐书?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12]（卷196，P5612）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喀喇楚克的遗言》中，出现了“一个茶盅（茶杯），两把（涂过）漆的小勺子，六双漆筷子，十双红筷子”的记载[28]p299，这是生活在10-11世纪的回鹘人喀喇楚克临终时留给儿子的遗物，其间第一次出现了回鹘文的“茶”字，这里的茶盅确定无疑是用来饮茶的专用器具。从遗物的数量和价值来看，喀喇楚克的身份应为普通百姓，由此可以说明茶成为了回鹘人的日常饮品，更是茶饮生活在西域传播的实证。此外，在历史上粟特人居住的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广袤区域，多个语言中都有“茶”，且发音也与汉语相近，如茶在哈萨克语中称为xay,在吉尔吉斯语中称为tsay,塔吉克语中称为cairy,这说明华夏饮茶习俗早已随粟特人传播到了中亚地区[29]102。
03结论
唐代丝绸之路更加通达繁荣、成为唐朝中央政府经略西域和发展与西亚及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干道，基于对众多历史典籍、方志、笔记的研究，通过对唐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与建设、社会经济的发展、唐王朝与西域的交通路线与制度等三个方面的考察，梳理出茶叶传播的基础条件：一是隋唐时期强盛的中原王朝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经略与治理，带来了丝路的通畅与沿线的稳定与繁荣，这是丝路商品的流通的前提；二是唐代饮茶之风遍及南北，形成了成熟的茶叶消费市场，茶的种植、制作、销售成为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茶叶得以西传的基础；三是唐代驿传制度的完善，使丝路的交通更加便捷与安全，客观上激发了以粟特、回鹘为首的商业民族的积极性，商品流通更加频繁而广泛，这是茶叶西传的保障。
公元8—11世纪随粟特、回鹘等民族在西北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活动，茶叶得以逐渐西传，从茶向外传播的具体路径来看，通过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再由敦煌进入西域的高昌，翻越葱岭后进入河中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中亚各地。粟特人与回鹘人是隋唐时期陆上丝路的极为活跃者，他们通过大量商业贸易活动联结了东西方，茶叶也因由频繁密切的商业活动而进入西域所在的亚洲腹地，甚至传播至更远的西方。
刘军丽，四川旅游学院教授，长期从事饮食文化应用与传播、饮食史、烹饪理论、川菜标准化与国际化研究。2010年开始，曾多次赴河西走廊、新疆调查丝绸之路沿线饮食文化传播情况，并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子课题“西北丝绸之路与华夏饮食文明传播”。四川博物院注册志愿者，2012年起在四川博物馆开展公益文物讲解公众，服务观众数万人，2019年获得全国十佳博物馆志愿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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