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阁：中国古代专制吗（上）

皇帝身为九五之尊，他们仍自称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辖和约束。每当遇到上天降灾，天呈异象，还要躬身自省，不时的下罪己诏，向上天忏悔

多少年来，世人的思想被打上深深的“专制”、“中央集权”的烙印。当人们一提起中国古代王朝，认为是“专制”几乎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式。更有甚者认为，从秦始皇以来至清朝，中国的王朝历史都是黑暗的、落后的、专制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专制？

“专制”政体源流

中国古代书籍中，确有专制一词，但无“专制”政体。在《史记》、《韩非子》、《左传》等古籍中，所出现“专制”一词，多指后宫干政，或大臣以下犯上掌控朝政，代替国君擅权独断，妄加干涉皇权。倘若国君不听谏言，滥用皇权肆意妄为，史官也用“专制”一词作为对人君德行的评价。所以“专制”一词，在中国古籍中多为贬义。

将“专制”作为政体，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界所翻译的西方学说。1866年，福泽谕吉编译《西洋事情》将“despot”音译，意译为“立君独裁”，将中国政治称为“立君独裁”。《西洋事情》在日本明治时期影响非常大，因此书中观点也广为人知。1872年，中村正直翻译穆勒《自由论》，将其中的“despotism”意译为“霸政”。1876年，日本人何礼之根据英译本将孟德斯鸠所着《论法的精神》译成日文即《万法精理》，书中以“专制政治”一词对译“despotism”。此书卷8第21回“论支那帝国”，译者根据英译版本，将中国归纳为专制国家。从此，“专制政体”一词流行于日本。

清朝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从日本引进该词译语，其意涵包括“专制主义、绝对君主制及独裁”多层意思。“专制政体”在中国广泛流行后，通常用来描述古代中国传统君主的政治型态。据1908年出版的《东中大辞典》词条“君主专制”释义：“君主总揽国务，一切大小政事，均由其独断独行，恣意处理者是也。”

应神受命 为天之子

古代对天子的定义：“应神受命，为天所子，故谓之天子”。皇帝身为九五之尊，他们仍自称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辖和约束。每当遇到上天降灾，天呈异象，还要躬身自省，不时的下罪己诏，向上天忏悔。在古人的思路中，神赋予天子权力不是为了让他享乐，为所欲为，而是让他用权力为子民做事。用儒家的观点理解，仁者爱人。作为君王要有仁心、施仁政、顺民心，这样他才能合法的存在下去。君权神授，上天既给了天子权力，同时又给了他限制。

中国古代统政理念认为，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是礼对皇帝的基本要求，也是皇帝行使皇权的基本准则。天子上对皇天、下对庶民，担负着双重使命，既要上承天道，建立中正的治国法则，又要下抚黎民，使其顺应于道。那些奉天命的人君，不仅要尊重民意，并且还要倾听民声，接受民意的考验。

古代天子听政，命公、卿以至列士进献诗章，乐官献曲，史官献史书，还有“百工谏，庶人传话，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然后国君考虑哪些政令利于民生。所以古代政治起着疏导的作用，沟通上下君民之情。

翻开《太平御览》皇王部，古代帝王学的是如何修缮帝德，育民爱民的王道。《礼记》曰：“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天子以道德作为车驾，以乐舞作为驾车者。将德与乐推广到天下，诸侯礼尚往来，大夫以信义相互考察，百姓以睦邻原则维护邻里关系，将这些合在一起，天下就会大顺。

帝王小时候读的是儒家四书五经，史记，诗赋。很多帝王敬天信神，遵从祖训，敬畏民心。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御史制（谏诤君王）以及征辟制（提拔士人从政）、科举制等，也从道德层面限制着君王的一些权力。历朝历代，由史官秉笔直书帝王言行；由人臣评定君王生前德行的谥法，这些都使君王注意自己的言行。

自秦朝至清朝两千多年来，君权是中枢。整个社会秩序、官僚系统与文化秩序的建立和运作，都依赖于君权的统摄和行使。“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法自君出，大臣执行律法，而百姓是律法的受领者。但这并不是说，皇帝拥有一切特权，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到法律的约束和限制。

中国史上，天子制定法律，必须秉承天意，遵循天地运行法则，即黄帝、老子所说的“道”。汉代大儒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里的天，不是空空如也的苍天，也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万事万物的神。古人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也是帝王统政的基础。由此派生的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历史。

诏制敕颁布程序

以隋、唐、宋、明四朝部分史实为例。隋朝时期，通常诏书确立当朝大政方略以及根本制度，包括政经、军政、律法等方面。制、敕多指天子对具体人事发布的命令。隋朝时，诏、制、敕从形成到颁布，需经几个环节。

一、文武百官、王公宗亲上奏献策，奏事提议。臣子所奏之事，隋文帝裁定后，直接宣出，由内史省起草。

二、凡是军国大事，机密要务，须经内史令、纳言、黄门侍郎、左右仆射等主掌机密或掌管朝政的宰相大臣集体讨论，对可行之事决议后，进行筹划，并将集体讨论的结果上奏于天子，由皇帝裁决予以批准。

三、最高决策一旦形成，诏、制、敕文书则由内史侍郎起草，上呈天子御画，再经内史令以下联署，交送门下省。

四、经皇帝御画和内史省官员签署的文书，由门下省负责审核。如果对文书持反对意见，有权对原文书驳正封还。

五、经内史、门下二省起草、审核、签署的诏、制、敕文书，上呈覆奏皇帝御画之后，完成最后一道程序，就具备法律效力。

从上述文书形成的整个程序看，这一制度很有刚性。开皇九年，隋朝灭陈，内史令李德林曾向隋文帝进献平陈方策，论功行赏，他被封为柱国，获得厚赏。晋王杨广已经宣敕，但因尚书高颎等大臣的反对，隋文帝只好作罢。文帝握有最高权力，如果门下省不同意，即便已经宣布的敕令也是无效。隋朝末年，宇文化及发动江都之变，弑杀隋炀帝，立文帝之孙杨浩为傀儡皇帝。他颁发矫诏，仍会派令史让杨浩画敕签署，才能颁发这封矫诏。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六部指吏、礼、户、兵、刑、工部。皇帝颁布旨意的程序，先由中书省起草诏令，经门下省同意及副署，再交给尚书省执行。凡是正式生效的诏书上，有皇帝御书“敕”字，敕字之下，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最后由尚书省执行。如果门下省对诏令持反对意见，有权对原诏书涂改批注，再送还中书省重新拟定，此举称为“涂归”，也称为“封驳”、“封还”、“驳还”等。

武则天临朝称制，大臣刘祎之悄悄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不如太后返还朝政，以安天下民心。此话传到武氏耳中，令其大为不悦。垂拱三年（687年），有人诬告刘祎之收受贿赂，武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讯此事。

王本立出示武氏敕令，刘祎之看了一下文书，说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武则天称制，改称中书省为“凤阁”，改称门下省为“鸾台”。 言外之意，不经过下级官员复审签署，仅凭她一人下的命令，怎能称为“敕”。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