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正智慧的宣城太守江淹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083期
陈虎山
成语“江郎才尽”，几乎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成语的主人公江淹不仅任过宣城太守，且是接了另一位宣城名守谢朓的班，在宣城太守任上从497年到500年整整干了四个秋冬，直到萧衍以梁代齐，连任新朝，成了一位改朝换代波橘云诡中的政坛不倒翁。大笔如椽的江淹，晚年离开宣城后罢笔无文，被世人目为才尽，成了文坛掌故，流传至今。
江淹（444—505），字文通，祖籍济阳考城（今河南省兰考县东）。济阳江氏系中原望族，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齐名。江淹的远祖江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孝子之一，东汉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谏议大夫。有子三人，俱同朝为官。 西晋永嘉乱后，中原士人南渡，济阳江氏几经沉浮。江淹的祖父江耽、父亲江康之，为官皆不过县令。江淹少孤贫，十三岁丧父，靠砍柴供养母亲。但江淹自小好学，六岁能诗，性情文雅，仰慕汉代名流司马相如、梁鸿的为人，喜欢文章，声名渐积，为高平名士檀超所赏识，常升以上席，厚礼相待。 其母曾预言江淹：“才行若此，岂长贫贱也？” 20岁后，江淹在新安王刘子鸾幕下任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四十年间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江淹文称当时，名誉后世；为官清正，不避权贵，直言敢谏，被史家目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和政治家。
江淹初入仕途时，不甚得志，相继任过“南徐州从事”和“奉朝请”这种类似随从的官职，因是地方州郡长官自己任命的属官，实际上不能算是朝廷正式的官员。泰始二年（466年），江淹成为建平王刘景素的幕僚。刘景素好与士人结交，江淹的仕途似乎有了希望。不久，广陵县令郭彦文因事获罪，牵连江淹，谎称江淹收受贿赂，江淹因而判罪入狱。江淹在狱中上书刘景素陈情喊冤：
下官本蓬户桑枢之民，布衣韦带之士，退不饰《诗书》以惊愚，进不买名声于天下。日者谬得升降承明之阙，出入金华之殿，何尝不局影凝严，侧身扃禁者乎？窃慕大王之义，为门下之宾，备鸣盗浅术之余，豫三五贱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眄以颜色。实佩荆卿黄金之赐，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常欲结缨伏剑，少谢万一，剖心摩踵，以报所天。不图小人固陋，坐贻谤缺，迹坠昭宪，身限幽圄。履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闻亏名为辱，亏形次之，是以每一念来，忽若有遗。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阴，左右无色。身非木石，与狱吏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下官虽乏乡曲之誉，然尝闻君子之行矣。其上则隐于帘肆之间，卧于岩石之下；次则结绶金马之庭，高议云台之上；次则虏南越之君，系单于之颈：俱启丹册，并图青史。宁当争分寸之末，竞刀锥之利哉！然下官闻积毁销金，积谗糜骨。古则直生取疑于盗金，近则伯鱼被名于不义。彼之二才，犹或如此；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将之耻，绛侯幽狱；名臣之羞，史迁下室，如下官尚何言哉！夫鲁连之智，辞禄而不反；接舆之贤，行歌而忘归。子陵闭关于东越，仲蔚杜门于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虚，罪得其实，亦当钳口吞舌，伏匕首以殒身，何以见齐鲁奇节之人，燕赵悲歌之士乎？
方今圣历钦明，天下乐业，青云浮雒，荣光塞河。西洎临洮、狄道，北距飞狐、阳原，莫不浸仁沐义，照景饮醴。而下官抱痛圜门，含愤狱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则梧丘之魂，不愧于沉首；鹄亭之鬼，无恨于灰骨。不任肝胆之切，敬因执事以闻。此心既照，死且不朽。
江淹不愧是文章大家，一封陈情书谈古论今哀婉动人，申诉冤情拿捏有度：信而见疑，贞而为戮，恳请垂怜。我本布衣，因仰慕王爷的仁义，才来投靠王爷担任僚属。王爷以国士的规格礼遇我，我也经常思图报效。不料遭到小人的谗毁，这种事是古代贤人都无法避免的，何况我一个普通人。如果我确实有罪，理当伏法受诛，但是在眼下的清明盛世，我却有冤情未申，希望王爷能够垂询明察。刘景素看了江淹的陈情书后，很受感动，当天就把他放了出来。不久又推举他为“南徐州秀才”。接着，江淹跟随刘景素坐镇荆州。
江淹宅
泰豫元年（472年），后废帝刘昱即位，年仅十岁。但是这位少年皇帝性格残暴，喜怒无常，登基之后无人管束，经常杀人。建平王刘景素当时手握大权，左右劝说他举兵谋反，为了自身的安全，刘景素也就与其亲信密谋，企图发兵东下，夺取政权。此时独江淹不赞成，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一旦发兵，必败无疑。于是他不顾利害，以西周时期管叔、蔡叔谋反失败的教训向刘景素进谏，告诫他不要轻举妄动：“流言纳祸，二叔所以同亡；抵局衔怨，七国于焉俱毙。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但刘景素没有采纳江淹的谏言，反而对江淹有所不满，开始疏远江淹。
随后，江淹随刘景素到了京口（今江苏镇江），任镇军参军，兼南东海郡丞。领兵京口的刘景素与心腹日夜谋议，准备起兵。江淹深感祸机将发，忧心忡忡，乃赠诗十五首，再次曲为规劝。刘景素依然不听江淹的劝告。江淹的苦心，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加深了二人之间的隔阂。在这种形势之下，为了排斥异己，也为了反叛的阴谋不至泄露，刘景素将江淹驱逐出自己的幕府，已经是势所必然了。元徽二年（474年）适逢南东海郡太守陆澄居丧在家，不能行使政事。江淹想以郡丞代理郡守，可刘景素却任用了司马柳世隆。江淹多次请求，刘景素大怒，通过主管官吏的吏部，将江淹贬为建安郡吴兴县令（今福建浦城） 。元徽四年秋（476年），刘景素在京城建康起兵造反，不久即被平定。与刘景素一同谋逆的人都被诛杀，江淹祸福转圜，只是免去了官职。因此，江淹在吴兴县任职三年后，去官为民，脱离了刘宋朝廷。
宋顺帝升明初年（477年），齐王萧道成听闻江淹的文才，召江淹入仕为官，授以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之职。当时朝廷由萧道成辅政，江淹复出不久就遇到荆州刺史沈攸之叛乱，萧道成问他有什么对策，江淹借史喻今，以刘邦和曹操的故事为例，说“昔项强而刘弱，袁众而曹寡，羽号令诸侯，卒受一剑之辱，绍跨蹑四州，终为奔北之虏。此谓‘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即是说，刘邦和曹操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原因在于他们在道义上而不是势力上强过对方。江淹又具体分析了五个萧道成必胜、沈攸之必败的因素：“主公雄武有奇略，一胜；宽容而仁恕，二胜；贤能毕力，三胜；民望所归，四胜；奉天子而伐叛逆，五胜。沈攸之志锐而器小，一败；有威而无恩，二败也；士卒瓦解，三败；缙绅不怀，四败也；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故虽豺狼十万，而终为我获焉。”萧道成听了很是欢喜，会心一笑：“君谈过矣。” 意为“先生您过奖了”。第二年沈攸之果然战败自杀，江淹也因此更得萧道成赏识，“军书表记，皆使淹具草。”江淹善饮，起草文书时，萧道成“先赐酒食……食鹅炙垂尽，进酒数升讫，文诰亦办。” 其才思敏捷由此可见。
升明三年（479年）宋顺帝刘准禅位于萧道成，南齐朝建立。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初年（479年），江淹担任豫章王记室兼东武县令，参掌诏册，撰写国史。不久又升任中书侍郎，正式进入齐朝政治核心。此后，江淹更是仕途平坦，一路升迁。齐武帝永明初年（483年），升任骁骑将军，仍然参与国史修撰。随后出任建武将军、庐陵内史。永明四年（486年），复任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不久，以本官领国子博士，兼御史中丞。
齐明帝萧鸾当宰相时，对江淹说：“君昔在尚书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宽猛能折衷；今为南司（即主管刑法的御史中丞），足以震肃众多官僚。”江淹答说：“今日之事，可谓当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称明旨。”于是江淹弹劾了“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并以久疾不预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辄收付廷尉治罪。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昙隆，及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多被劾治，内外肃然。” 对江淹如此果敢弹劾中央和地方官员、整顿纲纪的举动，萧鸾十分称赞，他对江淹说：“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意思是：刘宋以来，不再有法度严明的御史中丞了，现在你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494年，萧鸾即皇帝位，江淹依然官运不断，先是担任临海王长史，不久转任廷尉卿（掌管刑罚的官）、加给事中，迁冠军长史，加辅国将军，成为朝廷重臣。
497年秋，宣城太守谢朓调离宣城。是时，齐明帝萧鸾抱病，朝廷各派势力蠢蠢欲动。远在宣城的谢朓，离开宣城之前，似已感受到朝堂上的瑟瑟阴风，曾在宣城赋诗“谅诡恐非一，空为大国忧” ，表现了对政局动荡的担心。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江淹离开京城，出任宣城太守。次年七月，萧鸾驾崩，子萧宝卷继位，他便是南齐著名的荒淫帝王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年），齐帝东昏侯萧宝卷无道，崔慧景举兵造反围攻京城建康，许多官员和士绅纷纷拿着名片投身于崔慧景，只有江淹谎称有病不去。叛乱平复之后，世人都佩服江淹有远见。
永元三年（501年），东昏侯杀害平乱功臣萧懿，导致萧懿之弟萧衍发兵攻打建康，拥立新主齐和帝萧宝融。此年，江淹调迁吏部尚书。江淹任宣城太守四年，笔者无论是在《梁书》本传还是在地方志书中，都没有发现关于江淹的任何治迹记载，只有孤零零的一句“出为宣城太守，将军如故。在郡四年，还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寻为秘书监”。这和他前任且任职不到3年的谢朓在宣民心目中的地位形成了鲜明。起初，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但仔细思索，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环境里，江淹在宣城任上，似乎只有默默行事，实行“无为而治”之一途，或许这既是他自保，也是与民休息的最好办法了。按照智慧家老子的说法，不扰民而被人民遗忘的人，其治功方为上乘。江淹在宣城，大概就是实行“无为而治”而被百姓忘却的吧。不过，某些记载江淹家事的文字，或许能证明，宣城的人民、宣城的风情在江淹的心目中不同凡响的地位。据《旌德金鳌江氏源考》记载：
江淹次子江荃，字克馨，随父官宣城，乃留居宣城东门，是为宣城派。江淹的宣城派五世孙江韶，“饱读诗书，习性好静，因宣城市居嚣杂，乃遍游皖南名山”，当其“游黄山白岳，见旌西金鳌山，峰峦回合，山水清明，环绕双溪，别成一境，有蓬勃不可遏之气，遂卜居焉。名其地曰江村，是为吾祖迁旌之始”。于是江韶便成了济阳江氏金鳌派始祖。自江韶定居旌德后的百十年间，金鳌山下的江村，子孙繁衍，人丁兴旺，发展成一个不小的村落，正如《江氏金鳌派宗谱》所言：“江氏始居，起自济阳，又自济阳而临淄……而宣城，而金鳌里，而婺源，而浮梁，而贵溪等处，其居族迁移之不一也。”
这段考证江淹子孙在宣城繁衍生息的文字，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江淹和宣城的感情是深厚的，否则，他不会让自己的儿子留居宣城。反过来也说明，倘若不是江淹任职宣城，又何来宣城东门江氏和旌德江村这个千年古村落呢？
另外，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说江淹“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谢朓是江淹的前任，在宣城写了许多描摹山水、讴歌风情的诗篇。照钟嵘的说法，江淹的诗歌创作正是在学习和摹拟前人的过程中完成了境界的升华。“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不知谁家子，看花桃李津。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行人咸息驾。争拟洛川神。”江淹这首道尽江南女子之美的《春游》，于摹拟中体现着创新，或许正是宣城人民的淳朴和敬亭山水的秀丽，给了他无与伦比的灵感吧。但愿如此。
大约是 500年底，江淹离开宣城，回都城健康，先后任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寻为秘书监、给事中（古代言官的一种）。再升任冠军长史、辅国将军，复任黄门侍郎、步兵校尉、秘书监兼卫尉，江淹私下对人说：“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且天时人事，寻当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临事图之，何忧之有？”后来萧衍带兵至新林（今江苏省南京市西南），缙绅官僚并不看好萧衍，人人毫不在意，而江淹早已料到即将改朝换代，所以脱去官服，秘密投奔萧衍。萧衍授以冠军将军、秘书监之职，不久兼职司徒左长史。
502年，萧衍逼迫齐和帝让位，建立梁朝。江淹又在梁朝担任官职，转迁相国右长史。这已经是江淹为官的第三个朝代，这次他的官职是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并被封为临沮县开国伯，食邑四百户。江淹乃谓子弟曰：“我本清贫，不求富贵，如今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须富贵何时。我功名既立，正欲归身田野。”同年因病迁任金紫光禄大夫，进封醴陵侯。这时的江淹功成名就，非常满足。
梁天监四年（505年），江淹逝世，享年六十二岁，梁武帝萧衍为他身穿素服致哀，礼遇极高，并追谥他为“宪伯”。江淹死后埋葬在江墓店（今河南省民权县李堂南岳庄）。江淹的儿子江蒍承继爵位，官至长城令。普通四年（523年），萧衍追念江淹的功绩，又封江蒍为吴昌伯。
《梁书》作者高度称赞江淹的文学才能，“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隋书》作者、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徵也说：“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 江淹在辞赋方面最为突出，与鲍照并称南朝辞赋大家。南朝辞赋发展至“江淹、鲍照”，达于顶峰。江淹的辞赋多属抒情小赋，善于描写人的心理，江淹最有名的《恨赋》、《别赋》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并称南朝辞赋的绝唱。此外，他的《去故乡赋》、《青苔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表达出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时的失意和思乡。
江淹也是南朝骈文大家，与鲍照、徐陵、刘峻齐名。江淹在狱中写给刘景素的《诣建平王书》最为知名，文章辞气激昂高亢，不亢不卑，字行间流露出真实情感。此外，江淹的《报袁叔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皆为当时名篇。
江淹的诗作成就虽不及他的辞赋和骈文，但不乏优秀之作，其特点是意趣深远，在齐梁诸家中尤为突出。如钟嵘所言，善于摹拟是江淹诗歌的突出特色，面貌酷似，几可乱真。江淹努力学习前人的作品，确使他摆脱了一些绮丽之风，写出了不少在流丽中带有峭拔苍劲之气的诗篇，如《游黄蘖山》就是一首体现其创作特点的佳构：“长望竟何极，闽云连越边。南州饶奇怪，赤县多灵仙。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阳岫照鸾采，阴溪喷龙泉。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禽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秦皇慕隐沦，汉武愿长年。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况我葵藿志，松木横眼前。所若同远好。临风载悠然。”唐代诗人王维《终南山》中的名句“太乙近天都，连天到海隅”， 明显有着江淹“长望竟何极，闽云连越边”的影子。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名词《清平乐·会昌》中的“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也依稀可见文意的传承。
在江淹诗歌中，有一部分为乐府歌辞。江淹的乐府歌辞在南朝中虽不能技压群雄，也算得是上乘之作。江淹在史学著述上同样颇有成就。南齐朝初年，曾奉命修史，完成《齐史》的体例和《齐史·十志》。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名著《史通》中，十分赞赏江淹“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齐史·十志》虽已失佚，但是萧子显编撰的《南齐书》大体继承了《齐史》的体例，江淹的《齐史·十志》是萧书的史料来源之一。
江淹晚年离开宣城回京任职，生活安逸，不再有传世之作。《南史》的作者特辑了两个颇有趣味的传说：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晋代大文豪、风水学家），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故事发生在江淹从宣城太守任上离职回京的途中，发生地“禅灵寺”和“冶亭”据说都在今芜湖市境内。前者为成语“文通裁锦”的出处，后者是“江郎才尽”的由来。但也有研究者分析，“江郎才尽”不过是江淹自编的黑色幽默而已，他之所以如此 “自嘲”，是因为不想于朝代更替之际因文获罪。是耶？非耶？只好留给研究者继续考证了。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篡夺相继、杀人无度的的南朝，似江淹这般功成名就，既在仕途上获得重大成功，又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且能全身而退，颐养天年，实在是个奇迹，非有大智慧而不能为也。
（作者系宣城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