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学宗师朱熹对韩愈诗歌的校勘与评价（下）
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
论理学宗师朱熹
对韩愈诗歌的校勘与评价
谷曙光
归纳起来，朱熹主要在道学、人品、文学三方面对韩愈进行了评价批评。因本书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朱熹对韩愈诗的评论，故而此处对朱熹评韩之道学、人品部分，仅举其荦荦大端，而详于评论诗文部分。
先看道学方面。朱熹《答宋深之》云：
韩子于道，见其大体规模极分明，但未能究其所从来。而体察操履处， 皆不细密。其排佛老，亦据其所见而言之耳。（卷五十八）
所谓大醇而小疵，朱熹对韩愈的“道”还是大体肯定的，但韩愈又有不辨根源、不能细密的弊病。那么韩愈的小疵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朱熹《王氏续经说》云：
退之《原道》诸篇，则于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扬、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时俗富贵利达之求。而其览观古今之变，将以措诸事业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恳恻而有条理也。（卷六十七）
韩愈提出的道，荀子、扬雄、范仲淹或有不及。但韩愈的人生却未能贯彻自己所阐发的道。具体来说，韩愈浮躁木强，有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又不免汲汲于功名利禄。朱熹认为，在事功上，韩愈甚至还不及宋代的范仲淹。与这种论调相近，朱熹在《读唐志》里对韩愈进行了更具体的批评：
韩愈氏出，始觉其陋，慨然号于一世，欲去陈言，以追《诗》、《书》六艺之作。而其弊精神，縻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然犹幸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因是颇溯其源而适有会焉。于是《原道》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则亦庶几其贤矣。”然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论古人，则又直以屈原、孟轲、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犹不及于董、贾。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词不已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至于其徒之论，亦但以剽掠僭窃为文之病。大振颓风，教人自为，为韩之功。则其师生之间，传受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自是以来，又复衰歇数十百年，而后欧阳子出，其文之妙，盖已不愧于韩氏。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则自荀、扬以下，皆不能及，而韩亦未有闻焉。是则疑若几于道矣。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卷七十）
平心而论，这篇文字时有偏颇之处。朱熹大体还是认同韩愈之道的，可是韩愈的道仅停留在文章里，而且是大而化之的。关键是韩愈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文与道的关系，不但把道与文割裂开了，而且颠倒了两者的次序。韩愈只是一味争强好胜，以至于他的人生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对韩愈的出处行止，朱熹的批评近乎严厉苛刻，捎带着他把欧阳修也批评了一番。其实韩愈实欲为宰相一流人物，其思想本无细密体系。朱熹这一大段话近于厚诬古人，道学气很重。
再看人品方面。朱熹《王梅溪文集序》云：
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文集》卷七十五，第30页）
在此处，韩愈被推崇为古代君子的典范，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范仲淹并列为“五君子”。朱熹眼中君子的标准是“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为威而雨露之为泽，如龙虎之为猛而麟凤之为祥，磊磊落落，无纤芥可疑者”。足见品德高尚，几近圣贤所为。可是朱熹又有如下的论调：
如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他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奕，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
把韩愈说成一个非常庸俗的官僚，性情低俗，面目可憎，一心只为保乌纱帽，拼命往上爬。对照前后评价，几乎不能相信出自同一人之口。也许我们的朱老夫子在循循善诱时，偶尔说走了嘴。由此而论，看待朱熹论韩，真不能斤斤于一、二条材料，须细细辨析，总括折中。
文学评论方面。朱熹《跋病翁先生诗》云：
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果然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旧法，以终其身之为稳也。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者。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乃鲁男子学柳下惠之意也。呜呼！学者其毋惑于不烦绳削之说，而轻为放肆以自欺也哉！
朱熹撰写此跋时已经年逾古稀，所谈可视为其晚年定论。他标举六朝文选诗，并把唐代的李、杜、韩、柳都牢笼在选诗的范围内。其观点较为保守，认为创新并不容易，如果能够“守正出新”，那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而且创新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反而不如守旧来得稳妥，似乎无过就是功。由此论之，杜甫、韩愈开拓多、变化多，而李白、柳宗元继承多、变化少。自然是变化少的容易学，而开拓多的难措手。朱熹进一步批评了黄庭坚的“不烦绳削之说”。山谷特别推崇杜、韩晚年的诗文，看重那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然老成境界。但是须知，这种境界乃是大作家千锤百炼而成，又有几人能臻此妙境？材质一般的人恐怕再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朱熹很敏锐地认识到普通人径直学杜、韩晚年的困难，弄不好还会平添诗病而不自知。这倒是给学江西而迷山谷的诗人敲了一记警钟，所论自具手眼。朱熹又对唐宋两代文学的变革发表过重要意见：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着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才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并只依旧。到得陆宣公奏议，只是双关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双关之文，向来道是他初年文字，后将《年谱》看，乃是晚年文字，盖是他效世间模样做则剧耳。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到尹师鲁、欧公几人出来，一向变了，其间亦有欲变而不能者，然大概都要变，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滚杂。
六朝自是骈文的天下，唐代依旧如此。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大魄力、辣手腕变革复古，但晚唐五代骈文又回潮。直到宋代的欧阳修等接续韩愈的事业，古文方才真正站稳脚跟。这段话闲闲叙来，把唐、宋两代的文学变革运动的梗概说得非常清晰，而对韩愈、欧阳修等人的创辟扭转之功，朱熹大力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向认为是韩愈同道的柳宗元，朱熹却持不同意见。柳宗元不但作骈偶文，而且即使写古文，其中骈偶的成分亦复不少。朱熹的意见有理有据，把韩愈的努力看作独立无援的个人行为，似乎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对重新审视、反思唐代的所谓“古文运动”非常有启发意义。
上文所引可以算作朱熹对文学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原则性看法，里面涉及韩愈。下面再看他对韩愈诗文的具体评价。他说：“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 并一再指示学生把韩愈诗文作为研习之典范，苦口婆心，不厌其烦：
问：舍弟序子文字如何进工夫云云。曰：“看得韩文熟。”（卷一百三十九）
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
若会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到不会做文章。
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
朱熹本人必深得韩愈诗文之力，他要金针度人，否则不会再三口讲指画。那么，韩愈诗文的好处究竟何在？朱熹说：
退之要说道理，又要则剧，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
一句精炼至极的评语，把韩愈诗文的特征概括得非常准确恰当。韩愈是要在文章里说道理、发议论，散文如此，诗亦如此。又时时有“以文为戏”的地方，“则剧”就是游戏笔墨的意思。韩愈诗文的风格，有奇崛险怪的，也有平易冲淡的，不可一概而论。24个字，可谓凝练至极，见识过人。虽然韩愈风格多元，但朱熹显然更推崇韩愈的平淡风格。他有一个观点很独特：
韩诗平易，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联句中被他牵得亦着如此做。
韩愈、孟郊的联句，敲金戛玉，纵横怪变，信为宇宙间一种奇文。一人故为艰深奇涩，另一人争奇追逐，才能棋逢敌手。但这种联句究竟韩、孟谁是主导？对此宋人有不同看法。朱熹觉得孟郊故弄险怪，而韩愈被他牵连，也只好奋力作出险怪的样子，可备一说。朱熹凭借高度的艺术感悟能力，每每能发出不同一般的新鲜观点：
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辈句法虽险怪，意思却有混成地气象。
他一再强调韩诗的平易不算，还认为韩孟诗派里险怪的突出代表卢仝也有平易不费力的地方，发人所未发。
朱熹对韩愈诗的用韵也有研究：
晋人诗，惟谢灵运用古韵，如“佑”字协“烛”字之类。唐人惟韩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韵。如《毛颖传》“牙”字、“资”字、“毛”字，皆协“鱼”字韵是也。（卷一四〇）
此外，还有些地方，朱熹把韩愈的道德和文章结合起来评论：
至韩退之唤做要说道理，又一向主于文词。（《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
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同上卷一百二十九）
退之却见得大纲，有七八分见识。如《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不精微细密，伊川谓其学华者，只谓爱作文章，如作诗说许多闲言语，皆是华也。看得来退之胜似子云。（卷一百三十七）
韩文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卷一百三十七）
在文道关系上，朱熹一直认为韩愈颠倒了二者的次序，他一再臧否韩愈的重道轻文，责备其文道分裂。韩愈又爱炫耀才华，其诗文都是不关道德的废话，华而不实。把这些批评文字和上文的正面赞扬比较，总让人觉得矛盾，难以理解。下面一段文字也属毁誉参半：
或问：文中子僭拟古人是如何？曰：这也是他志大，要学古人。如退之则全无要学古人底意思。柳子厚虽无状，却又占便宜，如致君泽民事，也说要做。退之则只要做官，如末年潮州上表，此更不足说了。退之文字尽好，末年尤好。（卷一百三十七）
一方面批评韩愈没有复古的诚意，只想着做官，更缺乏骨气；但另一方面，又大为赞赏韩愈的诗文，说什么全部都好，晚年尤其好。
如何理解朱熹对韩愈评价的纷繁复杂、褒贬对立？如果把朱熹这些评价综合起来，对比分析，不难发现，每当朱熹批评韩愈之道驳杂不纯，责难其文道分割时，其文亦受到严厉批评；而单纯评价韩愈文学的地方，一般都是肯定赞美。这似乎是个隐性的规则，贯彻在朱熹对韩愈的全部评价中。是否可以说朱熹在评价韩愈时，采用了双重标准？朱熹主要还是一位理学宗师，但同时又有着高度的艺术评鉴能力。说到底，韩愈终究还是个文学家、实干家，而非思想家。请注意朱熹评价韩愈的历史语境。当朱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严密审视韩愈的道德文章时，就如同不留情面的考官，批评人针针见血，一力尊道轻文，此时他的文艺观就暂时退居其次了。当朱熹偶尔放下理学宗师的架子，谈风论雅，吟诗作赋时，他对韩愈就没有那么多苛责，评价趋于客观。这不妨说出于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人批评的侧重点不同。
朱熹在韩愈研究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他整理校勘韩集，在文献文本方面为后人研读韩愈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善本。他还对韩愈其人、其文有深入的论析。由于朱熹议论韩愈的地方太多，而观点时有抵牾之处，那么对于文献材料的梳理、分析就是不可避免的。朱熹的道学家身份让其评价韩愈打上了深深的道学色彩。当他主要以道学家面目批评韩愈时，自然批评较多而严厉；当他偶尔撇开道学家的身份，以普通人去接受韩愈时，对韩愈及其文学的品评就会客观公允很多。
韩愈、朱熹都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巨人，巨人评价巨人，自然格外引人注目。随着朱熹在南宋之后影响的日益增强，他对韩愈的评价成为后人认识韩愈的重要参照系统。研究朱熹评价韩愈这一个案，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经学家对文学的认识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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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