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文人的名气

文人的名气来自于什么？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定是以作品作为自己说话的资本。

当年从日本仙台医专毕业的鲁迅先生，假如他不是写出了让文坛高看一眼的文学作品，他估计就灰溜溜地去鲁镇当一个医生了，他哪还能在北京生存、发展，并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呢。

那时候没有文学组织，更不会因为你是某作协领导，就可以自由地发表文章，随便出一本书就可以畅销，或者获得这奖那奖的。陈寅恪没有一个学位，可他因为学贯中西，而成为清华的四大导师之一。据说陈寅恪上课的时候，清华的教授们都去蹭课，因此，陈寅恪也就获得了一个头衔“教授的教授”。

民国时期还有一个人叫黄侃，他与两位老师章太炎、刘师培并称民国时“三大疯子”。黄侃在北大、北师大、武大等很多学校讲过课。他说自己“三十岁之前不写书，五十岁之后不看书。”因为，三十岁之前没得好写的，五十岁之后没书可看了。可惜，老天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只活了49岁就死了。

黄侃一生不著书立说，可业内人士说，仅他的读书笔记就是一部专业巨著。他精通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在文学、哲学等方面有精深的造诣，当年的黄侃，由于自视学问高寡，除了他的老师，他几乎是见谁怼谁。

他怼得最多的人是胡适，因为胡适一直倡导白话文，据说，黄侃每次上课，先对着学生骂一通胡适后，才开始讲正文。假如不是胡适的涵养，估计他们早就打起来了，因为，黄侃欺负胡适，可以说是蹬鼻子上脸。也许当时胡适的地位还不是很高。

当年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黄侃也跟他发生过龌龊。有次黄侃在他的老师章太炎家时，正好陈独秀拜访，黄侃只好退避到隔壁房间。陈独秀跟章太炎漫不经心地聊着，无意之中，陈独秀就开始吹嘘苏皖人的厉害，而说湖北人没出大学问家。

谁知道隔墙有耳，黄侃再也憋不住了，他冷冷地说了一句：“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搞了个大红脸，只好悻悻而去。

说了这么多，我当然不是为了介绍民国时期的人物，而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文人的名气，还是靠作品支撑起来的。他们的作品可能跟现在人理解的不一样，有白纸黑字，有授课的讲义，有读书的批注，还有其他的形式。

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据说，他讲课有个原则叫“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我打破脑袋都想象不出，怎么能做到“三不讲”。

可惜，后来，文人再也没有享受过民国时候的待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假如没有混进体制内，他就很难在文坛有名气了。原因无他，名气都是组织推荐出来的，没有组织关照，就是鲁迅先生，他也只能在自己的诊所里靠给人看病度日，因为，他的作品不仅没有渠道往外发送，即使找到渠道了，因为没有人吹捧，他发出去了，也没有人翻阅。

《狂人日记》没有人知道背后“吃人”的道理，《药》的注解，也没有人会去联想华家的悲剧和夏家的悲剧，联合起来就是“华夏民族”的悲剧，至于鲁迅的杂文就更不用说了，那不过是愤青的激愤之言，没有人想到他为小人物呐喊，更不会有人意会他为小人物立传。

鲁迅比陈寅恪幸运，陈寅恪在国外转了一圈，回来一个学位也没有，别说到大学教书，北京的小学都不会聘他。现在，北京市区里任何一所初中，新聘的老师估计都得是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学历。陈寅恪要是在现在的北京，他不仅上不了大学讲台，他小学的讲台也上不了。

其实，文人也不用着急争名气的，前文说到的大师，他们死后获得的荣光比生前多多了。鲁迅已经成为文学的标志，鲁迅文学院成为求索文学的最高等学府。陈寅恪成为一座学术的丰碑，尽管很多人都不知道究竟做了什么学问；黄侃的学说现在成了“绝学”，非科班的资深人员，估计触及不到黄侃的学术领域。

现在，在年轻的读者群中，有本书非常受欢迎，它的名字叫《浮生六记》，作者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沈复。现在人说沈复，都说他是当时的文学家。其实，他就是一介布衣，他虽然出生于文人世家，可一辈子没有参加科举，青年时以卖画为生，从19岁开始就以给人当幕僚为职业，历史记住这个人，那是因为他留下了一部著作，说心里话，我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读懂了《浮生六记》。

文人行走世间一辈子，假如能有一本《浮生六记》，也就够了，尽管，沈复永远也不知道他身后还有这样的荣光。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