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眼》：其实战争就是一场相互扯皮推诿的苟且之事！

人是一切事的尺度，

是存在者之存在，

不存在者之不存在的尺度。

——柏拉图

文丨旧故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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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题材的电影我一直都保持着一种规避的心态，不是怕里面血肉横飞的画面，而是怕里面人性零落的声嘶力竭，就只能仰仗着那颗敬畏之心，才能勉强让自己置身事外。事实上，战争离我很遥远，在那些祖国还未统一的年代，未曾涉足；在如今纷扰的世界格局中，充当看客。即便是在南海问题如此严峻的当下，也丝毫未曾担心过“战争”一词会波及到我。

选择《天空之眼》，起初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意义——“斯内普教授”艾伦·里克曼的遗作。作为“斯内普教授”的忠实拥护者，我一直期待着这部电影。后来得知，女一是第79届奥斯卡影后海伦米伦，男二是《绝命毒师》里的小粉，期待之火就更加旺盛了。

电影故事结构极其简单：讲述一次针对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中，军方和政府就是否采取可能殃及一个无辜小女孩的飞弹打击而产生的分歧。这让很多人都联想到一则经典道德悖论“有轨电车问题”：你是否会把即将撞死五个人的电车转向只会撞死一个人的轨道上。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会因为道德的驱使而选择利益最大化的“牺牲一人拯救五人”，而把选择“不作为”的人归咎为——伪善。但生命的价值是否能够被这样直接计算和讨论，其实要真正作出理性的选择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

本是一次“天眼”监视和抓捕行动，却在恐怖分子穿上自杀式武器的那一刻被转换成了“刺杀行动”。《天空之眼》的天平两端：一边是历尽艰辛、付出牺牲、追踪六年，好不容易接近的恐怖分子，首相颁布了格杀令、国务卿也首肯可直接消灭的国际首要通缉犯；另一边是在机枪和激进主义环饲下成长，恬静懂事的小女孩，一墙之隔，两种人生，让显示屏前的决策者们面临两难。

操控无人机的两位军人含着泪等待指令，一分一秒的看着小女孩麦饼的身影，期盼她卖完饼之后快速离开。但是烈烈阳光下，小女孩面对路人一次次的叫卖，并未得到多少回应，麦饼的人也是极少，麦饼的人多数是熟识小女孩父母的人，一边询问她父母的近况，一边关照了她的生意。

世界上的事情，真正难断的是“是非的抉择”。在小女孩麦饼的过程中，屏幕另一端的官员们正在为“是否需要立即发射导弹”而争论，一次看似简单的反恐决策，却成了牵涉甚广的道德议题。

这时镜头不再来回切换画面观察小女孩，而是聚焦在高层无限的争论会议中，政客、司法人员、军人之间互相争执，一个道德问题，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而此时，恐怖分子随时都可能走出屋子实施恐怖袭击。强硬的女上校、良心未泯的无人机驾驶员、原则明确的司法部长、狼狈的外交部长、果断坚决的美国官员、态度怜悯的女部长、老谋深算的将军......每个人的立场充分，没有利益冲突，没有阴谋权术。他们通过摆数据、讲道理、表明立场、请示领导消磨时间，却谁也没有做出决定和选择。会议室里的扯皮，与处于紧张战斗状态的军事作战区形成鲜明对比。在女上校一次次打电话给将军确认最终决定时，却谁都不想负这个责任，互相推诿。

最终，女上校终于用“偏移攻击目标和降低死亡估算概率”的方法，说服了所有政客官员，借助高科技的无人机完成了两次精确打击，恐怖分子被消灭了，而小女孩作为“附带伤害”没能获得那45%生存概率的垂青。从理性上讲，这笔账要算到恐怖分子头上，但承受这一切的却是那两个按下导弹发射器的年轻士兵。

“斯内普教授”饰演的中将，留下了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他面对女政客的道德批判，转头说到：“ Never tell a soldier that he does not know the cost of war.”。

影片最后，小女孩的死亡呈现在观众面前；女上校收拾包裹回家，警告测算的人员保持一致口径，报告上需说明小女孩儿受伤几率是45％以下；两位无人机操控员投掷了两枚炸弹后，流着泪，走出了操作间，所有人员散场退去，没有讨论，没有追责。

令人扼腕的是死去的小女孩代表着遭受战火的平民，永远无法在这些战争的波及中受到任何应有的尊重。

于我而言，电影中每一种选择都在情理之中，都是对生命敬畏和尊重，没有道德的拷问，没有泯灭的人性，只有政客们在意见不合，责任推诿时那苟且的嘴脸，最终他们只会将这次行动作为众多行动中普通的一次，不会有过多的计较，也不见得有多少人会对此次行动作出深思，生命的价值在于无法取代和无可覆盖，它的终极意义无法被计算，诚然是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生命也不该被如此讨论，这一切荒诞又令人唏嘘。

就像埃斯库罗斯说：“在战争中，第一个倒下的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