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会中断,但不可能被摧毁:李伟长的《格拉斯的洋葱》

想说的和能说的,都在书名和封面里。

书名来自张新颖老师的一首诗。封面图片是waits的建议,用了Damaged Library。

所收文章来自这些年的阅读随笔和所经受的生活感想。

想继续持有的信念就是,生活会中断,但不可能被摧毁。

——李伟长

出生入死的桑塔格、乱世里的松本清张、在路上的凯鲁亚克、危险的纳博科夫、毒舌的奈保尔、特立独行的温特森、沉默的格拉斯、生活家波德莱尔、孤独的珀金斯……这是一本评论家的文学私语,勾点连线,问迹追踪,从一本书说到一个人,由一条线索牵出一段故事,从书里翻到书外,见证无数绚烂流离的人生。

“伟长的阅读随笔里有伟长”,因此他的写作比表面看上去紧张得多,苦恼得多,兴奋得多,快乐得多,读者也可从字里行间,读到执笔之人,读见生活的趣味。草青色的封面和书签——那位在废墟中戴着礼帽仰望书架的绅士,或许代言了这本书的温煦从容之美。

今天,我们分享书里的《格拉斯的洋葱》,“很多年前,一个自恃颇有才华的青年,因为虚荣和稿费的诱惑,开始学写书评……”这个青年就是作者自己,直到“他慢慢阅读,慢慢成长,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才渐渐意识到了这些被忽略的善意,便写下这篇文章”。

这篇作品被读者王辉城称为“整本书的钥匙”,“剖析了(作者)自我的生长、形成以及确立”。确立自我,是一切评论的开始。

格拉斯的洋葱

许多年前,一个自恃颇有才华的青年,因为虚荣和稿费的诱惑,开始学写书评。没两天,就东打听西打听,记不清楚是从哪儿,找到了几个书评编辑的联系方式。仿照该报纸的书评风格,熬了一夜,攒了两千字,颇为自信地向一家报纸编辑投稿,编辑叫绿茶。和大部分青年人一样,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高估了自己的才华。其次,就是迫不及待。

稿子一投出去,青年就急不可耐,开始不断登录邮箱,查看有无回音。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回音。半天过去了,没有回音。一天都过去了,还是没回音。青年只好安慰自己,编辑定是没看邮件,明天再说。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依然没有回音,青年的心开始坠落,继续安慰自己,效果不佳。第三天再看邮箱,自然还是没有回音。青年的心就凉了,感觉才华开始溜走,连自我安慰都不想了。青年不死心,便发邮件催问,反复斟酌措辞,说我初学写书评,尚未入门,盼请多多指教,总之显出一副诚恳的样子。责编自然没有及时“指教”。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青年收到了一封客气的邮件。绿茶回复说:“兄,很抱歉,因为度假,未能及时回复。来稿已读,写得很适合我们,只是这本书我们刊发过书评,故无法再发表。感谢关注,期望看到你的下一篇书评。”几乎偃旗息鼓的青年,顿时就活过来了,即刻再次回信请求,若有合适的书,需写书评,我可以再次试试。编辑大概见过许多这样的青年写作者,回复说,有一本《剥洋葱》,可有兴趣写,两千字以内,稿子要得急,可来得及?

就这样,友好的编辑给了这个青年一个机会。青年当即就去买书,他之前并不知道《剥洋葱》,也不太熟悉作者君特·格拉斯。在了解接近于零的状况下,给一本新书写书评,会写成什么样子?格拉斯说自己在剥洋葱,青年能闻到洋葱的味道吗?一层一层剥,洋葱有心吗?在可以说来不及的情况下,青年主动走进了这一行当。

如何开头?青年想破了头。当时的他并不知道,一篇文章的开头不仅仅是个开头,而是文章整体的一部分。在完全没有想好整体的情况下,他为了写出一个漂亮的开头反复琢磨。经过反复删改,青年写下了这样一个开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夕。一个不满二十岁的瘦弱小伙,哆哆嗦嗦地端着冲锋枪,心惊胆战地爬行在战火中,因为巨大的恐惧,他竟然一枪未发,在目睹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后,自己也当了俘虏。当时德军全线溃败,柏林城遭苏军攻破,纳粹分子强行组编临时党卫军,做最后的垂死反抗。这支临时队伍中就有那个小伙子,他就是《剥洋葱》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没错,他曾是一个纳粹党卫军。

客观地讲,这个开头不算坏,试图写出一个少年纳粹的窘境,端着枪上战场,却一枪未发就被俘虏了,有点滑稽。但是,以一个场景式的故事开始,显然是一个陷阱。接下来的困难果然接踵而至。一个被俘虏的纳粹党卫军,一个一枪未发的军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几十年后,面对这段党卫军经历,君特·格拉斯是继续沉默,还是说出来?老格拉斯决定敞开心扉,以《剥洋葱》一书回忆了那段党卫军前后的岁月。这真的算是一个难题吗?必须为此加上注解:那段格拉斯从来没有杀过人的纳粹岁月。如果杀过人,如果手沾鲜血呢?

紧接着,青年对《剥洋葱》一书进行了提炼中心思想般的描述:

“《剥洋葱》写到了格拉斯从十二岁到三十二岁经历的生活,我们可以这样分解这二十年的格拉斯:从一个爱读书的孩子,变成一个表现糟糕的党卫军,继而恢复成一个狂热的艺术家,最后迸发出了如炬的写作才华。这一切就像一部纪录片,格拉斯自己就是解说员,他引领着我们走进了那一段近乎尘封的历史——时代和个人犬牙交错的历史画卷,那里有美好的读书往事,有略显荒诞的情感经历,有萌动难耐的欲望,也有炮火纷飞的战争,更有焦灼热切的艺术梦想。

遗憾的是,这段介绍老实又平庸,也缺少才华。撰写一本书的内容梗概,似乎是书评人难以回避的动作。即便如此,并不意味着将梗概概括为不见态度的内容,就值得原谅。青年人似乎没有找到他的态度,即对格拉斯剥洋葱这个比喻的认知和评述。唯一的好处就是,读者仿佛知道了一些格拉斯涅槃般的成长。很显然,君特·格拉斯让青年上了当。

《剥洋葱》由少年读书时光写起,这时格拉斯的笔触是那样轻快。他写自己怎样捡弹片去换人家读烂的书,如何收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片。当德国战败的阴云已慢慢布满柏林的天空,十七岁的格拉斯成了纳粹党卫军的一员,成为一个军人曾是他渴望的事情。然而,格拉斯错误估计了战争的残酷和非人道性。一旦看着战友一个个死去,他就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格拉斯记得的,唯有此时德国民众生活的凋敝和纳粹人的歇斯底里。为此,格拉斯的笔触变得紧张而充满焦虑。先是看似美好的少年,随之而来的又是压抑。如此的叙事策略,轻巧地就将可能的责备,送给了纳粹时代,而不全是君特·格拉斯本人。

格拉斯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责任”的东西,在他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罪责感让格拉斯对同纳粹党卫军有关的经历保持沉默了六十余载。耄耋之年,他终于决定剥开人生记忆的洋葱,向世人袒露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去”。过于将注意力放在格拉斯作为军人的失败上,青年书评人正常地错过了一个点:君特·格拉斯曾经渴望成为一个军人。主动,没错,君特·格拉斯主动走入纳粹军队。就像格拉斯自己提到的,“甚至不能以'是别人将我们引入歧途’为借口,为那男孩,也就是我开脱。不,是我们,是我自己甘愿走入歧途”。

稚嫩的青年书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走偏了,还不无得意地继续加重抒情的笔墨,将格拉斯成功地描述为一个身陷历史迷雾的天才受害者。事实上,他在原处打转,不得要领,这要归结于他根本没有想清楚,对格拉斯来说,作为隐喻对象的剥洋葱最终意味着什么。青年似乎没有剥过洋葱,也不曾想过剥洋葱的具体动作、过程和结果。一瓣一瓣剥,剥到最后,洋葱并不会如愿呈现出我们所习惯期望的核来。就剥洋葱而言,剥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意义,如此而言,格拉斯的痛苦是什么呢?为了有对象,他沉醉于剥这个动作,为此他虚构了自己的罪和痛苦,也即虚构了那颗洋葱的辛辣程度。

尽管我们被告知,这是一部纪实性的回忆作品,是诺奖得主格拉斯的忏悔录。一枪没发的他,到底有什么可以忏悔的?格拉斯说自己主动走进恶的一边,搞得他好像做了多大恶似的。这多像一段自嘲的表演,格拉斯夸大自己的污点并进行击打,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就是自证他的伟大,成长的环境有多么糟糕,他的天才差点毁于纳粹的罪恶,这与成功者回望自己不平凡的成功路一样让人倒胃口。自始至终,他一刻都没忘强调自己多么热爱文学艺术,纳粹和战乱根本没有毁掉他,不但没有毁掉他,甚至还成全了他。试想没有那个因纳粹和二战而迷乱的时代和恐惧,能有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格拉斯提供部分真实的同时,狠狠地虚构了他的痛苦和苦闷。如果他因此感谢那段岁月,向纳粹党卫军敬礼,才是惊世骇俗。总的来说,相对于他的失去,格拉斯最终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获益者。如此聪明的老格拉斯,自然知道言说的分寸,他正确地说出了正确的话。所有写出作品的写作者,都应该感谢他所处的时代,即便多么糟糕,即便多么不讨人喜欢。

青年书评人写道:

“战后,被俘释放的格拉斯义无反顾地重新投入艺术学习中,这是他新生命的开始,尽管此时饥饿折磨着他,青春情欲刺激着他,但对艺术的如饥似渴更让他无比焦躁、日思夜想,他把这种饥渴称为“第三种饥饿”。凭着热爱和坚持,格拉斯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他学有所成,也邂逅了自己深爱的姑娘——安娜。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隐痛。二战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对德国民众也一样。《剥洋葱》始终弥漫着阴沉、冷郁的情绪:家园已满目疮痍,侮辱无处不在。如果说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揭示的是纳粹的残暴和张狂,那这本书就着意于表现战败前后德国普通民众的极端惶恐和不安。格拉斯以平静的语言描述着他眼中的一切,这已不仅仅是反战那样简单,他企图寻找被纳粹、战争压抑甚至粉碎的人性,抚平心中的创伤。通过叙述一次次环境变迁下他个人角色的转换,格拉斯试图让人明白:个人的悲剧始于时代悲剧,也将终于个人努力。《剥洋葱》一书是他个人生活的小传,也是二战前后的德国历史画卷。时代在他身上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有不光彩的影子,有堪称羞辱的片段,格拉斯都一一默认,因为他确实曾是一个纳粹党卫军。

青年紧紧抱住了格拉斯虚构出来的痛苦,以及他内心被描述为不灭的文学艺术梦想,开始发挥想象力,用看似饱满的情感推进文章。他像绝大多数读者一样,轻易地就被格拉斯迷住了,以为撞见了一个勇敢面对历史并进行控诉的良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年就是一个善良的糊涂蛋,没有建立清晰的自我,主动地选择加入歌颂的队伍,他唯一焦虑的是找不出看似有深度的言说方式,而对所说的内容似乎并不关心。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显出无知的可爱来。他一直在重复演绎,操持着貌似丰沛激越的词语,原地转圈,这样裙边甩得更高更婀娜。和格拉斯一样,青年人也在乎自己的姿势,企图将浅薄和煽情遮掩起来。这能唬唬外行,内行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把戏。

还能怎么说这个青年呢?因为虚荣开始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不曾经历过不写就活不下去的刺激和压抑,也没有更多的问题意识和写作意识,这篇书评就是最好的罪状,一篇命题作文。这样的罪证越来越多。对青年来说,高估了自己的才华固然要命,更要命的是没有冲动,心底没有想说的话,尤其是思索过后的理性存在。没有看法,不是不愿意表达看法,而是真的空空如也,无物,也无言。作为意义对应物的词语,当然不会单独存在。即便有言之无物的废话,那也是一种预设好的表演。

青年急于完成作业,本该有的警惕性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求以安全的方式尽快滑向终点,以便按时交稿,以便获得编辑的认可。即便有能力保持一点警惕,避免恶意的推测由此泛起,依旧得承认,青年没有能力去识别格拉斯的困境有多大,即便青年意识到格拉斯参加党卫军有他主动的一面,然而,如何描述这一主动,对青年来说依旧困难重重。加上书评写作被拆解为作者简介加内容概要加图书基本特征,这可以视为具有广告效应的营销文,设想的对象是没有读过书的读者。有一种说法,好的书评就是读者看完后,当机立断下单去买书。青年对此显然保持认同,他写下的每段话,都隐隐约约有一种诱使读者去买书的居心。他不仅想讨编辑欢心,还想讨出版人的欢心,而读者是他哄的对象,并不是取悦的对象。

如果说布罗茨基为了取悦奥登而去写作,被他自述为取悦一个影子,那取悦过去的杰出作家,就是取悦许多影子,取悦那些影响过时代精神生活的逝去的伟大灵魂,而不是取悦同代人、出版商、编辑和评委们。甚至青年连取悦君特·格拉斯的念头都没有,更别说其他的人和作品。

青年书评人用一段看似温情的话作为结尾。

“后来,格拉斯去了巴黎,在一座潮湿得渗水的地下室里,于痛苦和焦灼中,他找到了小说的第一句:“我承认,我是一所疯人院的住客……”然后一章一章写出了日后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长篇小说——《铁皮鼓》。

这是一段漂亮的话,也是一段空洞的话,一段匮乏的话。君特·格拉斯写出《铁皮鼓》第一句话,被这个青年描述为类似上帝的赏赐,是对他所经历痛苦和持续寻找的补偿。相比那些被历史和命运选中、满身才华依然兢兢业业勤苦任事的人,格拉斯需要被世人理解和宽恕的东西并不算多。他的处境并不复杂,并且他获得了他期望的,这才应该是他省察的。青年没有就《铁皮鼓》多说哪怕一句,给人的印象像是他没读过,问题是他真的读过,有如此相反的反应,这显然不仅仅是修辞出了问题,根本还是出发点出了偏差。

青年人缺乏什么?经验,积累,成熟(也可谓之狡猾),还有自知,尤其是对自我局限的自我感知和确认。经验可以在持续的实践中慢慢攒起来,积累可以通过岁月的流逝在阅读与学习中慢慢获得,这都是时间的故事,通过时间的历练,多少都有收获。狡猾是放弃自己的单纯,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自知则需要人来协助点醒,这些人又能是谁呢?当然只能是良师益友们。放在一群青年人中,他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这就是青年人的样子。等到拾遗补阙完成,也就告别了青年时期。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如何理解君特·格拉斯呢?如果他需要理解的话。又如何理解格拉斯们呢?只有理解了他,才能对那些永远在装睡的沉默者予以警醒。正如如何理解海森堡、海德格尔等沾有黑色的灵魂。忏悔,应该向神父述说。内省,向自己交代。两者之间的“认罪”,说给了读者听,君特·格拉斯就是被剥下来的洋葱皮。正如德国文学理论家瓦尔特·严斯所说——这只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想把桌子清理干净。与其说他是在忏悔,不如说他是在展示那些洋葱皮。格拉斯除了是文学家,还是画家和雕塑家,最让他焦灼的是受阻的艺术热情和表达欲望。

编辑绿茶收到这篇“及时”的文章后,许是对这位青年的热情和奋力留下了一些印象,也“及时”地发表了,然而青年书评人并没有“及时”地感受到他的善意,还以为自己真的完成了一篇及格的作业。直到他慢慢阅读,慢慢成长,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才渐渐意识到了这些被忽略的善意,便写下了这篇迟到的文章。对当初的青年来说,这份善意的被感知确实是晚了点,作为回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传递给其他更年轻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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