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成书与经典建构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11-01 04:55作者：熊良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屈平辞赋悬日月”——李白的赞颂其实出自汉初淮南王刘安对屈原的评价。这是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刘安奉诏作《离骚传》，称《离骚》所述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楚辞”出现的第一个历史记录，也是因为汉武帝的赏识：“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史记》这段记载不如《汉书·朱买臣传》交代得清楚：“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朱买臣言说了《春秋》《楚辞》，汉武帝就拜他作了中大夫。正是汉王朝帝王的推崇，开启了楚辞经典化的历史进程，而楚辞的成书就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标志。淮南定本的楚人之辞同历史上早期的典籍一样，楚辞也有一个成书前的单篇别行民间口头流传阶段，看《怀沙》一篇，《史记》所载与《楚辞章句》异文多达40余处可知。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就对其流传生成方式提出了思考：“到底有没有证据向我们证明《怀沙》最初是'书面’创作的？有一个可能是《怀沙》最初只是口头创作，在口头流传。”（《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所以王逸说屈原所作“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王逸《楚辞章句》叙）。这在1977年出土的安徽阜阳汉简中有了实证。战国末年楚考烈王曾迁都于钜阳（《史记·六国年表》），就在今阜阳太和县附近。阜阳汉简1号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卒于汉文帝二年（前165年）。阜简出土了两片楚辞残句：“寅吾以降”，乃《离骚》“惟庚寅吾以降”中四字，一片“不进旑奄回水”，乃《涉江》“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中六字（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楚辞〉》，《中国韵文学刊》，总第一期）。因为考烈王的迁徙，楚人以相教传的屈原的诗篇自然也随之流传，汝阴侯墓中所藏楚辞竹简，可以证明它是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作品。《楚辞》今本《怀沙》“船容与而不进兮”中的“兮”字，在阜简中作“旑”，与今出土的楚简“兮”多写作“旖”字为同一字，应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楚辞》的最早成书，《汉书·地理志》记载很明白：“昔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寿春也是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迁都的地方，也一定会有屈原的诗歌流传。今又得阜阳汉简《楚辞》，则刘安招宾客著书，“世传《楚辞》”，可确证章太炎先生所言：“《楚辞》传本非一，然淮南王为《离骚传》，则知定本出于淮南。”（《訄书·官统中》）就是因为了汉武帝的诏令，刘安才有了搜集、整理、纂辑楚辞的行动。从今本《淮南子》中，我们看到《谬称》等14篇中就有与《离骚》《天问》《九章》《招隐士》等10余篇中相同或相似的诗句，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刘安“招宾客著书”《楚辞》的内容。根据汤炳正先生《楚辞成书之探索》研究，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目录所载《释文》保留了《楚辞》旧本的篇目次序，刘安所编《楚辞》，包括《释文》编次第一到第十的篇目，皆为楚人之辞，由屈原、宋玉的作品组成。其中第九《招隐士》，作者为淮南小山，但萧统《昭明文选》题为刘安。如是，则为古书旧例，书末附上编纂者自己的作品。而《招魂》一篇，不知作者，则为附录，这也成了后来刘向、王逸《楚辞》的编纂体例。骚体诗歌范式的接受与生成刘向编纂的《楚辞》见于王逸《楚辞章句》叙：“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不仅包括了刘安纂集《楚辞》全部作品，还增添了汉代作家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东方朔《七谏》、刘向本人的《九叹》，另外，《惜誓》《大招》作者，王逸序有异说，《释文》列在第十四、十五，属于附录。这使得《楚辞》内涵、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楚人之辞，而是以楚辞的体式写作的诗集。汉代作家创作的骚体作品，都以屈原为中心人物，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重著”的言说方式。我们看或题为贾谊之《惜誓》：“惜余年老而日衰”，贾谊死时仅三十，何得言己“年老”？严忌《哀时命》：“灵皇其不寤知兮”，“孰知余之从容”？东方朔《七谏》“赴沅湘之澌”“怀沙砾以自沉”，刘向《九叹》：“云余肇祖于高阳兮”，“九年之中不吾反”。宋玉《九辨》“去乡离家兮徕远客”，“愿一见兮道余意”。这些都可以看出叙写的是屈原，不是汉代作家自己的人生遭遇。他们的诗不仅用了第一人称，有的还用屈原的诗句或相似的诗句。宋玉《九辨》“去乡离家兮徕远客”，“愿一见兮道余意”。清人张云璈就说“篇中自属代屈之辞，文为宋文，语为屈语”（《选学胶言》）。这种第一人称的代言体，本就是屈原诗歌的表达方式。如果说《离骚》《九章》第一人称叙写屈原人生行事，但《九歌》：“邅吾道兮洞庭”，“君思我兮不得闲”，“凌余阵兮躐余行”，《天问》：“吴光争国，久余是胜”，“吾告堵敖以不长”，皆非诗人行事（参拙文《口头传统与文人创作——以楚辞的诗歌生成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因而严忌等汉代作家作品收入《楚辞》之中，就在于他们在阅读屈原、宋玉的作品中，同愁共感，接受认同骚体诗歌的书写方式。在王逸建构的历史上第一个“楚辞”范式中，就包括了他们的创作：屈原诗歌“讽谏怀王”，宋玉“闵惜其师”“作《九辨》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辞’。”明于此，就懂得了唐人皮日休《九讽》序不解王逸不录扬雄《广骚》、梁竦《悼骚》的原因了，因为它们并非属于屈原为中心人物，运用第一人叙述的代言方式的骚体。后来宋人重编楚辞不成，也因为他们试图纳入许多不合骚体范式的作品。所以，从书写体式上，可以更好理解王国维“楚之骚”为“一代之文学”的意义，《四库提要》则从图书分类的学术性质上说：“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其实汉代作家的骚体作品又何尝没有书写自己的时代遭遇与人生情怀呢？他们的“咸悲其文”，就是在屈原作品里，强烈地感受到了其中的现实人生的价值关联，而汉成帝诏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不过是为十六卷《楚辞》的生成创造了历史条件。楚辞诗歌与楚辞之学在刘向《楚辞》基础上，王逸撰成《楚辞章句》十六卷，虽然只增添了王逸《九思》一组作品，却代表了一个楚辞经典篇目的文本最终建构完成，共计十七卷。从前的相关著作，多集中解说《离骚》一篇，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楚辞章句》则对《楚辞》全部作品分篇作序，逐句训释、解说，考订作者及其创作背景，阐明主旨。其中“或曰”“或云”保留的前人旧注40余条，又告诉我们，它们可能是来自楚辞作品的“以相教传”“史官录第”“列于谱录”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因此楚辞的经典化就在《楚辞章句》这样文本的生成中展现出来。它收录了全部楚辞作品、作者的信息，在对骚体的诗歌范式的历史认同与接受中，构成了楚辞的经典文本，成为后世所有楚辞研究的作品文本依据。在全面系统的训释、解说、阐释、评论中，开掘作品的阐释空间和价值潜能，召唤了无限的屈原、楚辞诗学的论题与思索，展现出了楚辞一家之学的广阔空间（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不过，王逸作《楚辞章句》是上奏朝廷，章句之体采用的就是汉代经学的思想方法。他推崇屈原是“忠正为高”“伏节为贤”的人臣典范，屈原诗歌的定位是“依《诗》取兴”“以讽谏君”。这与汉武时代刘安《离骚传》的比附经义，刘向《楚辞》典校经书的传统一脉相承。可以看出，楚辞的经典化就是在汉王朝的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完成的，而作品得到了系统的评论、阐释，楚辞的经典化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因为它代表了历史的检验与认同。《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01日 13版）《离骚》中的鸟意象2021年08月13日 10: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马小菲打印 推荐《离骚》被鲁迅盛赞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离骚》取得极高成就的原因之一，在于屈原运用象征手法创造了诸多意象，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当属“香草美人”。“香草美人”之外，《离骚》中的其他意象也具有特殊价值，王逸在《离骚序》中称“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云、云霓以为小人”，充分展示了不同意象的不同作用。本文尝试从《离骚》中的鸟意象入手，对鸟意象所根植的楚文化氛围以及屈原笔下浪漫主义与个体情感的交融略作分析。《离骚》中的鸟意象及内涵《离骚》创作于屈原“罹忧”之时。当屈原满怀壮志希望辅佐楚怀王励精图治时，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流放于汉北之地，政治失意导致的颠沛流离和孤独痛苦，促使了《离骚》的诞生。而正因为在现实中处处受到限制，故只能在想象中任意驰骋，从而使屈原在《离骚》里选用了众多轻盈自在、不受羁绊的飞鸟意象。具体来看，《离骚》中涉及鸟的诗句如下：鸷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凤：“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鸩：“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鸠：“雄鸠鸣其逝兮，余犹恶其佻巧。”鵜鴂：“恐鵜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因最后一句中的“鵜鴂”仅用于指代时令，无明显的象征意义。其他各句中的鸟大体可分为两类：善鸟和恶禽。善鸟之鸷鸟。王逸注曰：“鸷，执也。谓能执服众鸟，鹰鹯之类也，以喻中正。”又曰：“鸷鸟执志刚厉，特处不群，以言忠正之士，亦执分守节，不随俗人……比干、伯夷是也。”洪兴祖补注称之为“击鸟也”。与屈原时代相近的文献对鸷鸟的记载比较集中：《慎子·外篇》：“鸷鸟之击也，卑飞敛翼；猛兽之搏也，弭耳俯伏。”《孙子·兵势第五》：“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毀折者，节也。”《尉缭子》：“鸷鸟逐雀，有袭人之怀、入人之室者。”《文子》：“日月不并岀，狐不二雄，神龙不匹，猛兽不群，鸷鸟不双。”《吕氏春秋·决胜》：“若鸷鸟之击也，搏攫则殪，中木则碎。”鸷鸟是一种善击打的肉食猛禽，大凡猛兽猛禽多喜单独行动，故生发出一种刚毅不屈、特立独行的孤高精神。这里屈原写“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一方面是要借鸷鸟不群的高洁品格表明自己绝不向恶势力妥协、绝不同异道的小人相安共处的鲜明态度，另一方面更是用鸷鸟的勇猛表明自己敢于战斗、一往无前的精神。“鸷鸟”意象的选取出人意料而又合情合理，为我们展现了一位毫不妥协、毫不畏惧的战士形象，他把自己公然置于邪恶的对立面，怒形于色，誓将战斗进行到底，绝不退让道义的一寸土地。善鸟之凤。文中出现的“鷖”“鸾皇”“凤鸟”“凤皇”，注释家大多把它们归于凤鸟之属。关于“鷖”，王逸在注解时提到《山海经》中的一段记载：“北海之内有蛇山者，蛇水岀焉，东入于海。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他指出，鷖，一作翳，鷖鸟或翳鸟是凤皇的别名，因此这种五彩之鸟也属于凤类。洪兴祖补注在王逸此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引和阐释。而对“鷖”最早的记载当出自《诗经·大雅·凫鷖》 ，从诗中起兴的“凫鷖在泾”“凫鷖在沙”“凫鷖在渚”“凫鷖在潨”等句，可知此处的鷖是一种水鸟，毛《传》便称“凫，水鸟也；鷖，凫属”。而在记载汉字古意的《说文》中，鷖也被释为“凫属”。姜亮夫在《楚辞通故》中推测，以“鷖”为凤类“大约亦为江汉一代之民间传说，屈子以入文也”，其说可从。《离骚》“驷玉虬以乘鷖兮”，“玉虬”乃龙类神物，“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则此处的“鷖”要与玉虬相配，属于凤类应当没有疑问。而“鸾皇”“凤鸟”“凤皇”之为凤类，历来并无争议。凤作为传说中最高等的神鸟，其寓意之美好不言自明。而这些凤鸟之类的出现，全都伴随着屈原三次飞行的瑰丽奇遇，无论是第一次飞行时作为导引、前驱（“驷玉虬以乘鷖兮”“鸾皇为余先戒兮”“吾令凤鸟飞腾兮”），第二次飞行时作为媒使（“凤皇既受诒兮”），还是第三次飞行时作为尾随伴行者（“凤皇翼其承旂兮”），凤之追随屈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果，它们既是德行高尚的忠臣贤士的象征，也是屈原自身美好品格的代表。恶禽之鸩。《说文》“鸩”条下云“毒鸟也”。王逸曰：“鸩，运日也。羽有毒可杀人。”洪兴祖引《广志》云：“其鸟大如鸮，紫绿色，有毒，食蛇蝮，雄名运日，雌名阴谐，以其毛历饮卮，则杀人。”《山海经》郭璞注亦云：“鸩大如雕，紫绿色，长颈赤喙，食蝮蛇之头，雄名运日，雌名阴谐也。”自春秋战国以来，鸩始终与“毒”紧密相连。鸩在生物层面的毒性使它在被人格化时也带有了负面色彩。“鸩告余以不好”，体现了“其性谗贼，不可信用”的特征。可见，鸩是现实中君王身边嫉贤妒能的恶人的写照，不但不会为忠贤之士做媒，反而进谗言，制造障碍。恶禽之鸠。洪兴祖补注：“《说文》：鸠，鹘鸼也。《尔雅》云：鶌鸠，鹘鸼。注云：似山鹊而小，短尾，青黑色，多声。《月令》鸣鸠拂其羽。即此也。”古代对多种鸟都以鸠名之。此处的鸠，按洪兴祖的说法，等同于“鹘鸼”“鶌鸠”“鸣鸠”。鸠本事不大、飞不高，却又多声善鸣，这些特征在它被人格化之后就演变为巧言令色、轻浮无信的性格特点，如王逸所说“其性轻佻巧利，多语言而无要实”。因此，屈原在鸩不可用之后复使鸠为媒往聘忠贤，却“又恶其轻巧而不信”，导致求女再次失败。如果说前面的鸩是“谣诼谓余以善淫”的恶人，鸠则是搬弄口舌、挑拨是非的小人，二者同样可恶。鸟意象独特性的成因综合来看以上几种鸟意象，可以发现它们都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和象征性质。屈原将善恶美丑等人格特征直接赋予鸟类，鸷鸟之独立勇猛、凤之美丽高贵、鸩之阴险谗佞、鸠之巧言令色，使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具体形象作出政治和道德的评判。《离骚》中鸟意象的独特性，来源于楚文化的浪漫主义，是屈原将浪漫主义形式与个体感情内核相结合的结果。（一）楚文化与浪漫主义鸟意象的浪漫主义色彩，植根于楚文化的土壤。《汉书·地理志》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媮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山川奇丽、物产丰饶，使得楚地原民能更多地脱离现实的束缚，自由放飞想象力，创造了楚地民间“信巫鬼，重淫祀”的尚巫传统，并为后来由中原迁移而来的楚国公族所继承。因此先秦时期，当中原地区开始接受理性精神，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的时候，楚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从而形成了充盈着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浪漫主义文化氛围。楚文化浪漫基因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凤鸟崇拜。凤鸟是东方民族的图腾，高贵、美丽、光彩夺目，而楚人的凤鸟情结相对于其他东方民族似乎更为浓郁，楚国文字喜用鸟虫书，楚国文物中，凤的雕像和图像多得数不胜数，远非周代其他各国的文物可比，楚人崇凤的文献记录亦比比皆是：《史记·楚世家》记楚庄王答伍举问时，把自己比作一只“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神鸟——凤，以凤来体现超凡的胆识和气魄。《论语》记载楚狂人接舆对孔子作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以凤来体现贤人道德修养之高尚。而身为楚国贵族后裔、深受楚文化影响的庄子，在《逍遥游》中描画的“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摶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其实也是凤的化身，以凤来表达逍遥的境界。最有趣的是张正明在《楚史》中所论：“《山海经》的作者主要是楚巫，一提到凤就流露出压抑不住的激动心情，用了不少赞誉之辞，以为凤的出现是莫大的祥瑞。”凤作为传说中的美禽神鸟，受到楚人如此青睐，恰是楚文化浪漫主义的最好证明。屈原《离骚》中的鸟意象，诞生于楚文化的大环境，诞生于楚人“事多创造，不守故常，人喜艺术，重义气”的浪漫性格，而全诗对凤鸟倾注最多笔墨，亦是楚文化凤鸟崇拜的体现。因此，鸟意象的产生，严格说来并非屈原本人的创造，而是他对楚地民间固有传统的承继。（二）浪漫主义形式与个体情感内核的结合《离骚》中的鸟意象具有象征性质，表现出善恶美丑等个性人格。相比《诗经》用于起兴的鸟意象之客观纯粹，这首先体现了楚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唯浪漫，故鸟兽皆能有个性，感情激越奔放，充满原始的生命力，不同于《诗经》中正克制、温柔敦厚的理性精神。那展翅高飞的凤皇，那毒辣狡诈的鸩与鸠，那卓尔不群的鸷鸟，无不具有神话色彩，无不承载飞腾的想象，在诗中呈现出“激荡淋漓，异于风雅” 的特色。其次，鸟意象熔铸了屈原独特的个体经验和感悟。正如第一部分所分析的，遍布着神话想象的鸟意象，展现的却是诗人遭受谗人毁谤的不平与愤怒，不肯同流合污、殊死捍卫理想的决心，以及拥有像展翅高飞的凤鸟一样的精神高高飘扬。他把这些由于自身特殊经历而产生的特殊感情通过鸟传达出来，托鸟寄兴，从而形成了具有特殊性的个人感情的抒发。在这些鸟类身上，不仅能看到诗人的生活、思想状况，也能透过诗人把握时代的脉搏。可以说，鸟意象的华美瑰丽只是形式，其中蕴含的感情与精神才是着重呈现的内容。也正是这种展现自我的个人主义精神融于鸟意象之中，才使它们具有了分量。而当浪漫主义形式与个体情感内核相结合，当“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鸟意象真正具有了超越时空的价值，展现出个体生命的独到风采。如黄中模认为，《楚辞》至少为中国文学注入了两种精神（这是《诗经》比较缺乏的），即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也正是众多如鸟意象一般体现这两种精神的诗篇，使得屈原的创作不同于《诗经》的民歌风味，而真正具备了文人的气质，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崭新的时代。（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 责编：张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