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法藏文献第一卷赏析 / 四六文摘

关于伯希和，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张他在藏经洞里点着蜡烛查阅文献的照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凡是家里有一些藏书的人，常常翻阅这些书籍，为了找寻心中的一个疑问，或许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笔者童年的时候，家里书不是很多，但是喜欢收藏，久而久之，将这些被别人视为废书的书积累在一起，时间长了，也逐渐有那么好几箱，等到需要查阅资料的时候，便开始津津有味地翻阅这些书籍，情形与斯坦因很像。有时候，随便翻翻不是一上午就是一下午，甚至一整天，斯坦因能够这样待上半个月之久，可见藏经洞遗书的魅力之处。

伯希和

伯希和天资聪慧，毕业于巴黎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汉畹，精通十多种语言，像陈寅恪、季羡林一样，掌握了学术研究的工具，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亚史、蒙古史、中西交通等尤其是“西学东渐”史。

年轻时期的伯希和就已经锁定了他一生所要研究的方向，在他20多岁的时候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中国新疆一带，听闻藏经洞被斯坦因发现以后，伯希和千里迢迢来到遥远的东方，开启了他的研究之路。1908年，伯希和继斯坦因的后尘来到藏经洞，对藏经洞进行了第二次搜刮，由于汉学家的造诣令他发现了大量未被斯坦因发现的珍贵遗书，之后他将研究成果发表之后，嬴得了盛名。

在其后的学术研究中，伯希和一直致力于与中国学者的合作研究中亚史。伯希和不像其他汉学家对中国学术轻视，他说：“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1926 年10 月26 日，伯希和在德国法兰克福讲演中国戏剧时提出研究中国学的三个方面：一是目录学与藏书，二是实物的收集，三是与中国的学者接近，同时他也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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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是世界上著名的汉学家、考古学家、探险家，有一句话来形容他再合适他不过：“如果没有伯希和，汉学就像一个孤儿”。伯希和是西方学者中研究汉学的祖师爷，伯希和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几代主流学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纪上半叶国际汉学正统与中国国学主流的相互交汇，不仅推动欧美汉学界加深了解认识中国学术文化及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伯希和虽因藏经洞而为世人所知，不过也因此而成使其蒙羞，正是因为这样，他站在推动中敦煌学的研究中保持激进一派，在帮助中国学者研究敦煌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力图改变中国学者对他的看法，纵然不能完全洗刷敦煌盗宝的耻辱，但也算是一股清流，至少与斯坦因、斯文·赫定划出了一定的界线。

法藏敦煌文献具有举世公认的很高的学术价值。由于伯希和对中国文献学、中亚历史语言的熟悉和理解，即使是在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907年3月对藏经洞文献进行了首轮挑选以後，迟到正好一年的伯希和仍然获得了敦煌文献中的许多精华材料，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大藏经》未收的佛教文献、带有年代题记的文书写卷、非汉语文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