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禅位

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金海陵王完颜亮亲率大军大举南侵，逼得宋高宗一度做好了再次逃离临安府的打算。最后金海陵王渡江失败并被部下所杀，宋高宗总算有逃过了一劫。

这次抗金，宋高宗的养子赵玮随同高宗亲征，一路上充分展现出其孝子的形象，每日早晚两次记录高宗的生活起居，进呈宫中。当随驾大臣坐在肩舆内避雨时，赵玮乘马扈从高宗，“雨渍朝服，略不少顾”。赵玮的表现令高宗颇为欣慰。第二年二月，高宗返回临安不久，就做出禅位的决定。同年五月，高宗下立皇太子诏，赵玮改名赵眘，正式成为皇储。六月，高宗行内禅之礼，将皇位让给赵眘，是为宋孝宗。而宋高宗则退居德寿宫，自称太上皇帝。

宋高宗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退位？按照他对朝臣陈康伯的解释，“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闲退。此事断在朕意，非由臣下开陈也。卿等宜悉力以辅嗣君。”（《续资治通鉴》卷137）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年纪大了，身体多病，不得不退；另一个原因则是在位时间已三十六年，多少有些疲倦了，自己很想过悠闲的退休生活了。

宋高宗自己陈述的理由尚说得过去，但其实仔细分析起来，这两个理由恐怕都是托辞。先说“老病”。在两宋十八位皇帝之中，宋高宗的身体是最好的，他退位时虽已经五十六岁，看起来确实不小了，但事实上他又硬硬朗朗地过了二十五年的“闲居”生活，甚至他在退位后仍新纳了十几名姬妾。再说“闲退”。高宗退休后，并没有过上每天养养花、喂喂鱼、写写字这样颐养天年的生活，对于军国大事他同样也没落下。可以说，孝宗朝的政治决策在依然笼罩在高宗的阴影下，说白了孝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顺从于太上皇的权威，并且许多高宗的政策也不容妄议。一次，有言官批评秦桧专擅，这等于间接批评了高宗。高宗将宫中一座建筑命名为“思堂，然后宴孝宗。孝宗问及堂名的由来，高宗回答：“思秦桧也。”自此以后，对秦桧的批评大大减少。另外，尽管孝宗明白岳飞的冤屈和战功，也只能有限地为他平反。淳熙年间，孝宗命有司为岳飞作谥，礼官拟用“忠愍”，孝宗则认为“愍”字有批评太上皇失政的寓意，改为“武穆”，而且昭雪和一切恩恤，都是以太上皇“圣意”的名义进行的，这些都是为上皇保留体面。

陈鸣楼《南宋皇城图》局部

宋高宗禅位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政治算计，非当事人自然很难确知。但宋高宗决定禅让也绝非是心血来潮之举，正如虞云国先生所说：“高宗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这一决策的：让一个听命自己的继承人早点替代自己处理朝政，既省得自己政事烦心，又能够进一步换取他的知恩图报，自己既可以安享尊荣，又可以在适当时候以太上皇身份左右大局，禅让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虞云国《细说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