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礼和理
关中民俗很讲礼节，礼中有理。虽然朴素，但在朴素中自然流淌着悠美的传统文化。在农村，女儿出嫁后，则成了一门亲戚。春节时，女儿女婿来拜年，礼品自然要讲究些；正月十五元宵节前，父母给女儿家送馍，是做工精巧的花馍，其中少不了的一种叫尖尖馍，白面做成鼠的形状，用红枣镶嵌成鼠的眼；八月十五中秋节女儿女婿来拜望；端午节麦收之后，父母要来女儿家看麦罢，了解一下收成如何，查看生活状况。这些礼节的细微之处你便可以看到农村里朴素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在礼节上，一来一往，一敬一回，是亲情的联系和内心的牵挂；同时也体现了上辈与晚辈在礼和人格上的平等关系。因为常来常往，各家的主要亲戚，村人们都是认识的。所以，农村大白天里是没有小偷的。一个陌生人进了村，村民们会从头打量到脚，又从脚打量到头，从进村一直目视到离开，心里暗揣是谁家的亲戚，有好事者也会主动上前询问，这相当于把小偷放在高倍的聚光灯下，想必也是浑身不自在的。老村长年轻时就是村里的斯文人，因文化高一些，加之品行好，在村里当会计，后来当了大队长，再后来叫做村委会主任，但村人们还是不习惯改口，还是叫着队长。老村长在我记事时是大队长，一直到我30岁左右时卸任。有了个好村长，村风淳朴，和周围相比，我总感觉村风是最好的。90年代以前，村里有人家盖房子，上梁那天主人待客，村长定是要去的，村长并不是贪杯，也是象征性的喝一两口酒。村长来其实是来检查的，那时关中的房子是半边盖，都是砖木或土木结构的房子，村长要求村里盖房子要“房同檐、屋同脊”，不管你用青砖墙还是用土坯墙，不管你用的松木椽还是杨木椽，房子的高度要一致，这样，相邻两家的房顶由两家的椽头咬合在一起，房子就坚固些，也避免了相互攀比斗气、一家故意比一家盖的高。那时候还没有现在彰显个性的说法，也不讲什么个性自由，老村长挂在嘴上的就是村集体的利益和荣誉。做事要讲的规矩，就公序良俗。在村子内部，有人家生病住院了，全村人都会来探望，谁家新添了小孩子，全村人都来贺喜，一直沿袭到今天。村民之间也会发生矛盾，偶尔也干一架，甚至妯娌之间也会发生。事后，打架的双方会找村长或长辈来论理，孰是孰非要分个清楚。矛盾不出村，是不会麻烦派出所和乡政府的。村人打架之后心里多少会有点疙瘩，也是会记仇的。但村间记仇的表现方式与城里不同，城里人有了摩擦，有些别有心机的人会假装原谅，在小事上不在乎，在大事上才会抓住机会暗暗报复；村里头刚好相反，王三和赵四打架后，谁也不会主动的道歉，好长时间谁也不理谁，王三盖房子了，赵四也不去帮忙；突然间有天王三家老人不在了，下葬的时候，在那人山人海体力劳动场上，赵四扛了把铁锹却在人群当中，上百人围成一个大圆圈，轮换着使用着几十张铁锹，铁锹把一抔抔新土急促的卷到中间，堆积成坟包时，王三给赵四敬上一杯酒，赵四昂脖喝下，谁也不多说什么，从此刻起就真正和好了，和好如初。在乡间，死者为大的规矩被人们良好的坚持着，只要这个规矩没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就是村间人的道歉方式和原谅的方式，就这么简单，不用多说什么，用那一杯村间的劣酒，就泯了恩仇。离城远的村落永远宁静，夏天的正午只有蝉鸣声，间或着鸡叫狗叫声。离城近的村子，在城市化的侵浸之下，发生着商品经济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冲刷，也发生着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磕碰。我们村不但离城近，而且村子就在集镇上。90年代初，市场经济意识的洪流也冲到村边，个人利己主义也如潮水冲击礁石般冲击着村子，一浪拍击后退去，一浪又接着拍击而来。我们村子像那潮湿的礁石一样，依然固守着规矩。村里有人办了极小型的石灰厂、石渣厂，雇佣本村人干活肯定是要付钱的，但家里盖房子的事是大家无偿来帮忙的。也就是生产经营上按照市场经济走，生活上还是沿袭互相帮助的传统。村人们虽则识字不多，也没用账本来记账，但心里都有本账。张家盖房子了，赵家帮了八天忙；等到赵家翻修房子了，张家是要帮上九天十天忙来还的。用简单的付不付钱就能区分出是生产经营活动还是生活方面的劳动。2008年前的时候，村子里就是一条土路，除了本村人和来走亲戚的，极少有外人有走，与其说那是条村道，还不如说那是村人们饭后聊天下棋打麻将的休闲场所。但下雨后村子里是泥泞的，总是踮起脚尖避过水洼慢慢的小心的走。在麦收前夕，村民们在门前撒上麦秸，用牛拉着碌碡，碾出一个打谷坪（请原谅我用这个名词，这个词大家都懂，在村里其实叫做场，发音为二声，长）后，突然下了雨，不巧，村后面镇上主街恰逢修路，或者是发生事故堵了车，就有车辆要绕路从村道经过，村民们急了，就在东西村口，用檩条拦住了路，村民们不想再为碾场付出劳动了。我那时是鄙夷于同村人的狭隘，久旱也有怨雨之门，说不定哪家有了十万火急的事情。在秋季雨天，村人也不会用檩条挡住村道，却时常有辆车野蛮的从村道碾过，留下两道泥浆翻腾的丑陋的车辙。村人们只是骂几句也就算了。到后来，我有了车之后开车回家，在家门口倒车停车还不是非常熟练，村西头的晁叔看见就说，不用来回倒了，你就停在路上就行了。我说尽量靠在边上，免得挡住别人的路，也免得被别人剐蹭了。晁叔说，车停在咱村里，叔在门口干活，叔就给你看着，我看他谁敢！我在那刻，同时体会了村人对外的狭小和对内的厚道。后来雨天我回家，无论大雨小雨都把车停在村西的公路边上走进村，有次，又让晁叔看见了说，零星小雨地面还没湿透，你就把车开进来，我就笑着说不用了。再后来，县上拨款硬化了村道，铺了一层水泥路面。路修好后不久，村东头又建了个幼儿园。村道里车来车往，俨然如街市一般。幼儿园的车是要从村道经过的，还有些可过可不过的车辆，不从主街走，而是呼啸着从村道经过。村人们感激政府硬化了路面带来的方便，却在无形中牺牲了自己茶余饭后聊天下棋的场地，把修建在村民集体土地上的村道，让渡成了集镇的市政道路。女儿小学在省城的红旗厂子校，我开车送女儿上学时，赶上红旗厂上班高峰，潮水般的自行车流把两个机动车道占的满满的，我用着一二档、反复踩着离合缓慢的走着，嘴里嘟囔着小家子气，也有些太霸道了。当我把村人的思维和红旗厂工人的思维结合在一起，也就明白了，建厂时那是企业花钱征的地，在厂子打破围墙之后，一夜之间，厂内的路就变成了市政道路。职工人几十年的习惯还没变，还感觉是走着厂内的道路。年龄小时，我也愤青过，我也痛恨国企不争气，咋有那么多的亏损企业，还把减亏当成绩宣传。也感慨政府市政服务不到位。有次陪妻子去渭南华州区瓜坡镇办事，看到镇上化肥厂修的道路，建的医院，搞的绿化，以企业之力，硬生生的建了一个小镇。我突然明白了国企替当地政府做了好多的事情。还是年轻时不懂事，好在偶然间被那青春撞了一下腰，才明白了这些道理。于是，再送妻子上班经过红旗厂的时候，看到当仁不让的满街自行车流，我就笑着摇摇头，再也不会嘟囔骂人了。作者简介
张常利，陕西蒲城人，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干部。用笔墨记录生活，用文字探寻幸福，一个有文艺范的纪检干部。《汗滴化雨伴笔耕》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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