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之“真”
在哲学的范畴内，一切有助于帮我们认识自我的，包括那些可以准确地判定为假的，在哲学的理念中都可以理解成是“对”的或者“真”的——我们判定的假亦是一种真的假。
或者说，相对于人的主观判断，所谓的假只是客观存在主观化于人的价值判断，其真假与否于客观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只于作为思维主体存在的人才有了主观化的意义——这种主观化的意义只服务于人的更好存在。
关于真假的价值判断于客观存在虽无任何意义，但研究哲学的人却可以在其中体会到中国传统哲学“天地不仁”与西方哲学“存在即合理”理念的相通之处，从而为哲学可能的理论突破做好铺垫。
上述说法不排除在形式上频繁偷换概念的嫌疑，但这是哲学逻辑演进的必须，只有借助这样严谨的逻辑递进式分析，哲学的真谛才能最终被全面掌握，才能真正克服普通人生活中的一切自相矛盾和一知半解于哲学者自圆其说的不能，所以哲学化过程就是纯抽象的逻辑思辨过程，是形而上的概念堆砌过程，虽然专门化的训练是必备要件，专业化的训练却不一定必有正果，哲学就是这样折磨人，是为求不得之苦。
相对于乘法运算中正数与正数相遇结果得正数的运算法则，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哲学思维下的价值判断——以真的尺度鉴真，可得真知。同理，相对于负数与负数相遇结果亦得正数，我们可以同样得出——以假的尺度鉴假，亦可得真知。反之在正数与负数相遇结果得负数的异变中，对应的哲学思维下的价值判断同样发生异变——无论是以假的尺度鉴真，还是以真的尺度鉴假，均不可得真知。现实人生就以正确认知不能的异变为主——不得正确哲学思维便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一如佛学中的所见非真，一切皆不得究竟涅槃的颠倒妄想之虚、之幻。
形而上的能力，人皆有之，但不经哲学训练的人，只能更多活在形而下的人生中，其形而上的抽象思维能力虽然有，但很弱，所以从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的角度看，普通人虽然都有自己的广义哲学人生，只是知行合一层次很浅而已。
那么是不是说学了哲学的人就能很容易通达最高层次的知行合一人生呢？当然不是，因为哲学一直不完善，所以只有少数人能够靠自己的悟性实现这种境界，可惜竟然不能用直接的手段向他人传授。
人类诸文明中，中国先贤悟出了哲学的最高境界是得道，印度的先贤悟出了佛的究竟涅槃境界，这些都是哲学修行的最高境界之意，其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就是哲学的整体性，恰恰是西方哲学先天缺失的部分。
正因为哲学整体性的难以琢磨，所以佛学虽然以摒弃印度借助神意固化种姓制度的不平等为追求，但最终仍不得不走向唯心的宗教，而中国的道文化则在一贯的天人合一中屡屡迷失后，通过儒家思想实现与政治的互相绑架，确保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但渐趋没落于近代文明成为必然。
相对于东方哲学的早熟，西方哲学的整体性则被“巧妙”地赋予给了上帝，因为人与上帝关系的绝对不平等，所以西方哲学只能受好奇心驱使而从基础做起去不断接近上帝，实则只为探索哲学的整体性，所以西方哲学极尽抽象的本体论发达，而中华文明注重整体和谐的伦理学发达。
相对于中华文明自上而下的哲学视角，西方哲学因自下而上地探索哲学整体性而先天具备更多科学属性，所以导致西方世界在近现代获得后发文明优势，从而在野蛮地启动人类文明整体融合方面居功至伟。无奈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因为阶级属性而不愿意主动放弃宗教和政治带给自己的角色优势，所以上帝的顽固存在阻碍了西方文明自主获得天人合一式人文解放的历史机遇，只能被动等等重新崛起的中华文明上位于人类文明的主导地位后，才能在西方文明通过野蛮的殖民原罪建立的经济一体化基础上再次推动新一轮政治和文化一体化融合过程。这种文明进步主体意识的缺失与当初中华文明的日渐保守的原因一致——阶级政治的保守，只是他们被改造的过程会因中华文明的先进性而极尽文明与和谐。
回首过去，文明在历史跨度内实现的中西方哲学互补过程极具天地不仁的意味，在天地不仁中捕捉天下一家的必然性，是每个积极于文明积极进步的人都必须体会清楚的，不然就必然会像普通人一样成为文明进步的阻力，很难形成共识的哲学对话语境就是这种消极性的明证。
现代文明条件下，借助于西方哲学的精细，可以帮助深谙中国传统哲学的人很快实现更高层次的哲学化认知，这种认知可以是清晰的，也可以是朦胧的，但无论清晰与朦胧，当两种哲学会合于中国人一身的时候，便是相关个人和整个中华民族质变的开始，所以近现代中华文明的没落与复兴的本质原因都可以从人类文明整体演进中得到最正确的答案——在西方文明的野蛮侵略中，中华文明通过西方哲学的精华实现了对自身缺陷的绝对补强，进而使自身的整体性优势可以彻底发挥于人类文明的终极走向。
以这样的视角解读人类文明史，具有清晰的未来指向性，所以人类关于真正哲学共识形成的起点必将迅速来到，随后就是政治共识的必然达成，再接下来就是人类教育共识在教育体系逐渐实现，哲学普及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哲学常识化自此得以实现并荫及全人类——人类自此得以主动消除一切基于主观认识障碍导致的冲突，中国远古的大同理念和近代西方的乌托邦顺利合流于共产主义的真正实现。
由全体共同合于哲学最高处的人的思想构成的新人类文明将在精神与疆域上都不再分裂，不再盲目追求物质人生的和谐人类社会将不再有任何基于思想隔阂产生的迷惘、痛苦和恐惧。
反观现在社会上盲目追求物质人生的人，只能一如佛所说地活在颠倒梦想之中，人皆虚伪如斯，当然只能活在法律和虚伪的道德营造的互害机制下。这种环境下的人习惯于以假为真，面对哲学之真会在潜意识里有种莫名的恐惧，因为哲学之真对一切旧价值观的颠覆性中有社会整体局限所带来的极大不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只有互害机制彻底消失才能不再产生，所以尽管哲学从来具有革命性，仍需要等到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才能革命成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哲学革的就是人类一贯先天愚昧的宿命，终点就是神的彻底消失。哲学对神的消解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不同高度，现在看，最高的当然是无神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明，其次是有神论主导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再次是有神论的伊斯兰文明，最后是非洲和其他原始文明遗存严重的文明了。
从社会主义国家依然有迷信神的现象看，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整体性依然是朦胧的，只有借助精细的西方哲学才能真正解读清楚，直到常识化。只有把哲学的整体性解读清楚了，人类才能在共识下轻而易举地实现高度哲学化之下的文明整合，而高度哲学化所必然带来的终极和谐就是远古人基于人类的认识能力而预见到的终极结果。
这种预见就是抽象的和形而上的，这种预见成果应该在人类第一次哲学高峰期之前便在不同的分支文明中有交流，无奈从那时起哲学便受制于政治而不得全然有效融合，所以人类思想成理论体系后的三千年文化发展史不过是为了现代科技诞生做铺垫，进而为文明与文化的终极整合做铺垫，其中的规律的规定性和指向性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亦不以阶级意志为转移，谁违背了这个意志都将最终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做成功的人需要格局，做成功的哲学思想亦需要人的格局最大化于整个人类文明，否则只能在孤陋寡闻中肤浅了自己。
迷信的人都相信宿命，横向比较之下，中国传统哲学相对最容易帮人积极主动地打破宿命，佛教则是假借极乐世界让人在觉悟的最高处活好现实的精神人生，可惜悟性不高的人根本实现不了，只能在迷信中意淫于佛陀的伟大，而今借助西方哲学发达的辩证法恰好可以弥补东方哲学悟的效率上的不足。
不得彻悟的人只能在颠倒的世界观中用虚伪来给自己设定自以为是的苟活借口，这种集体虚伪的强大存在是绝对的病态，人类整个文明史都是在这种纠缠不清的“病”与“非病”之间矛盾着向前演进，其间的所有罪恶都累积成文明进步的消极成本，目的只有一个，被动等待哲学的完善。
之所以只能被动等待哲学的完善，是因为人的理性与智慧具有纠错功能，不可能让人类停留在不变的认识水平下，所以在逻辑思辨能力的日渐深入指引着哲学家群体将人类纠错的智慧成果上升为哲学思想，所以研习哲学的人越多，人类文明进步就越快，而今便是哲学常识化和普及化的前夜，因为所有的外部条件已经齐备于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中，必须的政治一体化配套演进必须以文化一体化演进开路，这需要哲学率先实现统一。
面对哲学统一的必然性，再不接受哲学的革命性中天然包含的哲学终极指向性，人类便只能继续在妥协的懦弱中羞辱了自己的文明属性，只有直面哲学整体性的澄澈才能在哲学的求真路上一洗人类曾经妥协于文明局限的前耻，用彻底清除一切阻碍文明进步的愚昧证明哲学赋予人类的勇毅。仁者无敌，便是这个道理。
“仁”是发自内心的觉悟，也是对“真善美”最执著的坚守。“仁”是一种持续修行到最高境界的状态，欲达此境，非经哲学化求真之路不可，在“真”的前提下融入“善”，最终实现“美”的和谐就是孔子说的止于至善，所以“美”是仁者的追求，但以“真”为前提，以善为保障。
敢于“真”，是仁者必备的品质，因仁致勇，说明仁者对阻碍求真的因素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用无边的智慧扫荡一切障碍，当然也就无敌了。对比仁者追求“真善美”的勇毅，现实生活中盲目追求物质人生的卑劣就不言自明了，所以再不及时悔过于哲学自觉者，当然只能可怜了自己。
唯愿世人能早日觉醒于常识化的哲学（2016.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