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进作品：土灶里面煨红芋

土灶里面煨红芋

撰文摄影：柴进

小时候，周末我总要去在皖西北的界首沙河北面的夏庄，写完作业，跑出去玩一圈，饭时就到了。

姥姥家烧的是地锅，那种老式的土灶。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总习惯性地搬了个小板凳，帮舅舅烧火。舅舅家的灶屋很大，推门进来，首先看到的是矮矮的橱柜和小木桌，摆放着装有油盐酱醋的瓶子，以及米面青菜。转头向北看，主角就是比少年的我略矮一点的地锅锅台，居中且紧贴北墙，北墙外就是与地锅相连的烟囱。七十年代，皖西北的农村普遍都是烧地锅，屋后就是高高的麦秸垛，那是备用的烧锅材料。每次做饭之前，舅舅总要抱一携子（一搂）麦秸放在锅灶前，再抽上一把硬硬的棉花杆或干树枝备用，因为麦秸秆起火虽快，却不如干枝耐烧。

我按照舅舅的吩咐，不停地将麦秸和树枝投放在灶膛内，火烧得很旺，很快，锅台上那蒸笼上方就冒出了白色的烟气，麦面成熟的香味在灶屋里蔓延。计算着时间馍快熟了，三舅让我停手，他从身后的瓦盆里拿过几个生红芋，用火搛夹了依次填放在灶膛的草木灰里闷着。馍笼掀了，蒸熟的馍收进竹编的馍筐，草木灰里面的红芋也煨熟透了。舅舅在地锅炉灶里烤出来的红芋外表灰不溜秋，稍稍冷凉了，揭开红芋外皮看，里面已是熟透了，也没有出现那种夹生的状态，吃起来，味道好极了。

蒸好馍后，舅舅把锅里的热水倒出来，留着备用。然后再拿起水瓢，从水缸里舀了几瓢水，炉灶里添上柴草继续烧火。在烧火的同时，舅舅拿了几块红芋在热水里洗净，放在小瓦盆里。等锅里的水烧至半开，舅舅左手拿起红芋，右手拿起菜刀，咔擦咔擦，砍下的红芋块噼里啪啦落入锅里，砍完一个，再砍一个，不一会儿，小瓦盆的红芋就没了。这是在七十年代的乡村，习惯的说法，清水煮红芋叫做“红芋茶”。舅舅和姥姥挽留客人时，总是很热情地说：“喝碗红芋茶再走吧。”等到过些年生活好转，红芋茶没人喝了，再煮就是红芋稀饭了。做法变化不大，只是要提前搅好的稀稀面糊子备用，下锅的红芋也要削皮，等锅里的水快开的时候，将面糊子均匀倾倒在锅里，烧开后，红芋稀饭就烧好了。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好转，红芋稀饭也升级到更高层次，我妻子在烧稀饭时，还要加上花生、红枣等，烧出来香喷喷的，真是美味的享受。必须说，红芋稀饭是从小喝到大的，已经成为深入骨髓的乡情了。

夕阳落下的时候，站在村口张望，村里家家户户高耸的烟囱里飘散出浓淡不一的白烟，那是我记忆中最美的景色。多少年后，我听到了邓丽君的《又见炊烟》，美丽的歌声将夕照里的乡村描绘得如诗如画，深深打动了我。然而在哼唱这首歌儿的时候，总是要忍不住要咽下口水，这心态我不说出来谁知道呢？然而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农民把烧煤球视为生活的进步，今天再去舅舅家，夕照里再也没有白色的炊烟了，要想体味当年的心情，或许只有到更边远的乡村罢了。

舅舅家还在烧地锅的时候，我的家里已经用上了煤球炉子。或许这是一种进步，但也是城镇与乡村的显著区别，城镇居民狭小的生活环境是无法容纳地锅这种庞然大物的，更没有地方可以放置麦秸垛。70年代末我上小学期间，父母租住的是房产局的公房，位于信义街与新华街的交叉路口，里外两间。里间作卧室，外间很小，也就是一个过道兼厨房。我清楚地记得，炉子是父亲买了铁皮外壳和炉芯，然后从河下挖了黄胶泥，亲手搪好的。炉芯内一次可以放三块机制的蜂窝煤，母亲炒菜烧汤全部都是在这个炉子上，火焰的大小全靠最下边的炉门控制，很方便。赶到周日我不上学，母亲做好饭后，若是炉火尚好，就把炉塞错开一丝缝，把火势减到最小，然后把火搛横放在炉口上方，洗两块红芋，沥净水后，放在火搛上，吩咐我看着，过一段时间翻一翻，避免烤糊了。母亲回娘家，从舅舅口中知道我喜欢吃烤红芋，就带了一些回来。母亲用煤球炉子烤红芋的方法简洁而安全，只要我仔细看着，不贪玩，就不会烤糊。慢慢地，有诱人的甜香从红芋上散了出来，红芋的外皮若是有裂痕，还会慢慢渗出深红色的小珠子。母亲说，那是糖稀，做糖猴的糖稀就是用这种红瓤的红芋熬出来的。我尝过，的确很甜！

父母都是工人，我下面还有一个小我五岁的弟弟，在弟弟没上小学之前，是姥姥住过来照看他。姥姥比我更有耐心，烤出来的红芋酥软美味，是我和弟弟的必备零食，有时直接就是当饭吃了。那段时间，家里就没有买过红芋，都是舅舅们拉着驾车子送过来的。

我上初中后，弟弟进了幼儿园，姥姥又重新回到了夏庄，我依旧在周日去看姥姥，写作业，那是我最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