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内古特自画像
8篇中的第四篇，原作发表于《科德角罗盘》（Cape Cod Compass ）1953年4月号。
海盗旗的巡游
在大萧条时期内森·杜兰特一直无家可归，直到他在美国陆军找到了一个家。他在军队里呆了十七年，想到大地就是地形，想到山和谷就是纵射和遮障，想到地平线就是一个人绝不可以让自己的身形呈现出来的地方，想到房屋跟树林跟灌木丛就是掩体。这样的生活很好，想厌了战争的时候，他就给自己找一个姑娘和一个酒瓶，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准备好再多想想战争了。
他三十六岁的时候，一枚敌军的飞弹落进了一个指挥所，就在韩国地形的遮障内厚厚的绿色掩体下面，将杜兰德少校、他的地图和他的军人生涯炸穿到了帐篷墙外。他一直认定自己会死得年轻而又勇敢。但他没有死。死亡很远很远，杜兰特面对的是和平岁月陌生而可怖的大军。在医院里，邻床的男人不停地谈起等他四体回复完整时就打算拥有的那艘船。因为缺少自己在和平时期的激情梦想，因为缺少一个家或家庭或民间朋友，杜兰特借用了他邻人的梦想。脸颊上一道很深的伤疤，不见了右耳的耳垂，一腿僵硬，他跛进离医院最近的口岸，新伦敦[1]的一个船坞，买了一艘二手的客舱汽艇。他在港口一带学着驾驶它，将这艘船命名为海盗旗 ，听从几个总在船坞里出没的孩子的建议，然后任意地朝马莎文雅岛[2]开去。他在岛上就待了一天，沮丧于那宁谧和永恒，幽深、静止的时间之湖，男男女女都跟那个地方的安宁融为一体，和一个老兵根本没有什么可交流的，除了有关天气的只言片语。杜兰特逃到了查塔姆，就在科德角[3]的肘部，在那边一座灯塔脚下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美丽女人的近旁。要是他穿着自己的旧军服，样子就像他昔日里喜欢的样子，整装以赴一项危险任务的话，他和这个女人是有可能一起出去蹓蹓的。女人以前总把他当成一个拥有特许可以吃蛋糕上裱花的小男孩。但是这个女人却毫无兴趣地移开了目光。他谁都不是，什么也不是。火花熄灭了。他原先飞扬跋扈的神采在科德角东海岸沙丘吹来的一股阵风里回复了一两个小时，但没有人在船上可以留意。等他抵达了省府的隐蔽港湾上岸的时候，他又成了一个空心人，不必出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的一生已抛在了身后。“抬下头，劳驾，”指令来自一个打扮得很花哨的年轻人，他手里拿着一架照相机，胳膊上挽着一个姑娘。惊讶中，杜兰特的确抬起了头，照相机的快门咔嚓一响。“谢谢，”年轻人爽朗地说。杜兰特瞥了一眼那些艺术家，三男一女，大概二十大几的样子，坐在码头上，他们背靠着一个银光闪烁的碎木桩，在素描。那个女的，一个晒黑的褐发女子，正望着杜兰特。“不——不，我想不会，”杜兰特笨拙地说。凝固在他的姿势里，他诧异自己一直在想什么让他有趣到值得一画的地步。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想着午饭，海盗旗船上的小小厨房，那四根褶巴巴的香肠，半磅奶酪，一夸脱啤酒走了气的剩余都在那儿等他呢。杜兰特看到的是一个大块头、有疤、饥饿的人，弯腰曲背又像个迷路的小孩一样孤独凄凉。“我的样子真的那么差吗？”他说，勉强笑了笑。“我们吃饭的地方不错啊，”她说。“来跟我们一起吃怎么样？”杜兰特少校就跟他们去了，跟着那三个男人，埃德、泰迪和娄，这人一路舞过了似乎装满了可笑秘密的一生，还有那个女孩，玛丽安。他发现自己又释然与别人相处了，哪怕是跟这几个别人，他在路上迈开的脚步都轻快起来。午饭的时候，那四个人谈的是绘画、芭蕾、戏剧。杜兰特渐渐厌烦了假装感兴趣，但他仍旧摒着。“这儿的菜挺好的吧？”玛丽安说，用随便而礼貌的低声。“嗯，”杜兰特说。“不过虾酱淡了。需要——”他不往下讲了。四个人又回到他们交谈的快乐旋风里去了。“你开车过来的吗？”泰迪说，看到杜兰特正不以为然地瞧着他。“一条船！”他们回应道，兴奋不已，杜兰特发现自己处于舞台中央。他们的脸沉下去了。“哦，”玛丽安说，“那种带个马达的浮动旅行客舱。”“呃，”杜兰特说，很想跟他们讲讲他刚才经历的强风，“那可不是什么野餐——”四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继而放声大笑，反复念着船的名字，令杜兰特愕然而又困惑。“你要有一只狗的话，”玛丽安说，“我打赌你会叫它点点。”玛丽安从桌子对面伸手拍拍他的手。“啊，你这小傻瓜，千万别生我们的气呀。”她是个亲热得有点不负责任的女人，仿佛浑然不知她的触摸怎样深深地打动了孤独的杜兰特，哪怕他心怀怨恨。“这儿尽是我们在谈个不停，一个字也不让你说，”她说。“你在军队里是做什么的？”杜兰特吃了一惊。他没有提过军队，而他的卡其裤上也没有褪色的徽章。“呃，我在韩国呆了一小段时间，”他说，“因为受伤现在不在军队里了。”四个人闻之动容，现出敬意。“你介不介意谈谈这段经历？”埃德说。杜兰特叹了口气。他其实是介意跟埃德、泰迪和娄谈论它的，但他很想说给玛丽安听——想让她看到虽然他不会讲她的语言，但他可以讲一种属于他自己的，有生命的语言。“不，”他说，“的确是有一些事情还是不说为好，不过总体来讲，谈一谈又有什么问题？”他坐好了，点上一支烟，眯起眼睛凝望过去，仿佛是在一个前沿观察哨里透过一片灌木的稀疏屏障了望。“呃，”他说，“我们过了东海岸，然后……”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要讲这个故事，而此刻，在他一心想要伶牙俐齿，从容不迫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讲的尽是细节，大大小小，想到什么说什么，以致他的故事根本就不算什么故事，而只是一段不成形的，杂乱无章的战争描述，看上去真的就是那样：毫无意义，错综复杂的一团乱麻，在叙述时是第一流的现实主义，但作为消遣娱乐却让人痛苦不堪。到现在为止他已经讲了二十分钟，而他的听众已经用完了咖啡和甜点，以及每人两支香烟，女侍应生等结账都等得不耐烦了。杜兰特满脸通红，自顾自地激动不已，正在努力安排一个为数成千上万的阵容，遍及南韩四万平方英里。他的听众们目光呆滞地听着，为零碎部分即将汇成一个整体并随之结束的任何信号现出兴奋之色。但这些信号总是假的，最后，等到玛丽安吞下了她的第三个哈欠，杜兰特才将故事里的自己炸到帐篷墙外，沉默下来。“呃，”泰迪说，“对于我们没见过的人来说真是难以想象。”“词语很难传递，”玛丽安说。她又拍了拍杜兰特的手。“你经历了这么多，可你对这事又这么谦虚。”沉默片刻之后，玛丽安站了起来。“当然你说的很有意思，很有趣，少校，”她说，“我们大家都祝愿你乘着海盗旗一路顺风。”回到海盗旗船上， 杜兰特喝完那一夸脱走味的啤酒，对自己说他打算放弃了——把船卖掉，回到医院，穿件浴袍，打打牌翻翻杂志直到世界末日。他闷闷不乐地察看他的海图找一条回新伦敦的线路。就在那时他发现了自己离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朋友老家的村子只有几英里。猛然间他觉得恰当到近乎揶揄的是，他应该在归途中造访一下这个鬼魂。他穿过一道清晨的薄雾抵达了这个村子，就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前一天，连自己都觉得像个幽灵。他的靠岸很差劲，让村子的码头摇晃了几下，然后给海盗旗打了个笨拙的绳结。来到主街的时候，他发现它很安静但拉着成排的旗子。只有另外两个人在外面对这个阴沉的陌生人瞥了两眼。他走进邮局，对正在一个摇摇晃晃的笼子里分拣邮件的麻利老女人说话。“佩孚科？佩孚科？”女邮政局长说。“听起来不像是这一带的姓氏。佩孚科？他们是夏天来的人吗？”“不——我想不是的。我确定不是。他们或许前一段时间搬走了吧。”“好吧，如果他们在这里住过，你应该相信我肯定知道的。他们会到这儿来收邮件的。我们这儿一年到头只有四百个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叫佩孚科的。”街对面律师事务所的秘书走了进来，跪在杜兰特边上弄她邮箱的密码锁。“安妮，”女邮政局长说，“你知道这儿有谁叫佩孚科的吗？”“不知道，”安妮说，“除非他们在那边的沙丘上有一栋消夏的别墅。很难查到那些房子里住的是谁。它们一直在转手。”她站起来，杜兰特发现她有一种坚定实在的魅力，没有矫情或装饰。但杜兰特现在太过确信自己的沉闷，因此他对她的态度是敷衍的。“你看，”他说，“我名叫杜兰特，内森·杜兰特少校，我在军队里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这里的人。乔治·佩孚科——我知道他是这里的人。他就是这么说的，他所有的记录也是这么说的。我非常肯定。”“哦，”安妮说。“现在等等，等等，等等。对了——当然。现在我想起来了。”“我知道他的，”安妮说。“我现在知道你说的是谁了：在打仗时阵亡的那个。”“你不记得他，很有可能，但你记得他们家的，”安妮说。“他们也确实住在沙丘那边。天呐，那是很久以前了——有十年还是十五年吧。记得那一大家子吗，他们说服了保罗·埃尔德雷奇让他们住了一个冬天，就在他其中一栋消夏别墅里？大概有六个孩子或许还不止。那就是佩孚科一家。一个奇迹是他们居然没被冻死，除了用一个壁炉取暖其他什么也没有。老头出来到这儿挑小红莓，一直呆着过了一冬。”“其实不应该把这里叫做他们的家乡，”女邮政局长说。“好吧，”安妮说，“我想对年轻的乔治来说一个家乡跟另外那个一样好。这些佩孚科都是漫游者。”“乔治是从这里应征入伍的，”杜兰特说。“我估计他就这么定了。”用同样的思路，杜兰特选择了匹兹堡作为自己的家乡，虽然十来个别的地方都有一样强的理由。“属于那些以军队为家的人，”女邮政局长说。“瘦巴巴，很厉害的小伙子。我想起来了。他家从来没收过任何邮件。就是这样，他们也不是上教堂的人。所以我忘了。漂流者。他肯定跟你哥哥的年纪差不多，安妮。”“我知道。不过我那时候成天跟在我哥哥后面，而乔治·佩孚科跟他的队伍从来就没什么关系。他们一直独往独来，佩孚科一家。”“肯定有谁还记得他的吧，”杜兰特说。“某个——”他的话就这样断掉了，显出一丝急迫。难以忍受，任何一点乔治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了，无人想念。“一想倒想起来了，”安妮说，“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有一个广场是以他名字命名的。”“不是真的一个广场，”安妮说。“只不过是叫做一个广场。如果这一带有个人在战争里阵亡了，镇府就会用他来给一小块镇里的地产命名——一个环形交叉口之类。他们会安一个牌子写上他的名字。村子码头边上那个三角——我几乎可以肯定是为纪念你的朋友而命名的。”“很难把所有这些都查清楚，现在这时候，”女邮政局长说。“你愿意跑过去看一看吗？”安妮说。“我很乐意领你去看。”“一个牌子？”杜兰特说。“算了。”他拂掉手里的灰尘。“呃，饭店怎么走——有一个酒吧的那种？”“六月十五日以后，你想上哪都行，”女邮政局长说。“可是现在全都关门打烊了。你可以在药店搞个三明治。”“在军队里呆了十七年以后，这肯定是一场真正的享受，”杜兰特说。“什么游行？”“孩子行军是今天。学校明天休学，”安妮说。她面露微笑。“恐怕你还要再忍受一场游行，少校，因为这就来了。”杜兰特无动于衷地跟她走到人行道上。他可以听见一支乐队的声音，但行进者仍未在视野中出现。有不超过一打的人在等待游行队列通过。“他们是一个广场一个广场走的，”安妮说。“我们真的应该等他们走到乔治那个的。”“我？”杜兰特苦涩地说。“我？无论哪儿都没有任何东西在等我。”“我是一个像乔治那样当兵的坯子。他们应该交给我一个牌子然后开枪杀了我。我对任何人都一文不值。”“哪儿？哦——那个。”广场是一块三角形的草地，一边十英尺，一个由相交车道和一条步道构成的偶然形状。它的中心是一块低矮的巨石，上面安着一个小小的金属牌子，很容易被忽略。“乔治·佩孚科纪念广场，”杜兰特说。“天呐，我不知道乔治看到这个会怎么想？”“没有，一点没有——除了它跟任何东西都没有什么关系，对吗？谁关心乔治？为什么任何人要关心乔治？这只不过是大家照例要去做的事，立些牌子。”军乐队这时进入了视线，总共八个人，都是十几岁，步调不一，正拐过一个街角，带来自信、骄傲、酸涩而不连贯的，本想成为音乐的噪声。在他们前面骑行的是警察，肥胖而有闲，权威十足，装备着皮革、子弹、手枪、手铐、警棍和一枚警徽。他对身下冒着烟、喷着火的摩托车华丽地不加留意，在游行队伍之前慢慢地兜来兜去。乐队身后涌来一团紫色的云，似乎漂浮在街面以上几英尺。那是孩子们捧来的紫丁香。顺着路沿，面色严峻有如新英格兰教堂的老师们在对孩子们发号施令。“今年紫丁香开得很应时，”安妮说。“有的时候不是这样。这事要看凑不凑巧。”一个老师吹了一下哨子。游行的队伍立定，随后杜兰特发现一打孩子向他逼近过来，他们的眼睛很大，他们的怀里满是鲜花，他们的膝头高高抬起。孩子们把他们的鲜花放在乔治·佩孚科纪念广场的牌子前面。“是的，”杜兰特说。“哪怕是一尊塑像看到了都想哭。可这是什么意思呢？”“汤姆，”安妮把一个刚刚放下了自己鲜花的小男孩叫来，“你为什么这么做？”“告诉他们你是在向一位无私地献出了生命的烈士致敬，”老师提示道。“当然，”汤姆最后说。“因为他战死了我们才能够安全和自由。我们用鲜花来感谢他，因为这是一件应该做的好事。”他抬头看了看安妮，很惊讶她居然会问。“这个人人都知道。”警察疾速催动摩托车的引擎。老师引导孩子们重新排好队。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呃，”安妮说，“你是不是遗憾自己不得不忍受了又一次游行，少校？”“这是真的，对吗，”杜兰特低声说道。“太过简单，太容易忘记了。”望着鲜花之下天真的行进者们，他觉察到了生活，一个安宁的村子的美和重要性。“也许我从来都不知道——从来没办法知道。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这样。”杜兰特笑了。“乔治，你这没家的，又色又野的老酒鬼，”他对乔治·佩孚科纪念广场说，“该死的要是你没有变成一个圣人多好。”旧日的火花再次亮起。杜兰特少校，从战场上归来，是个人物了。“我在想，”他对安妮说，“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午饭，然后，或许，我们可以乘我的船兜一圈。”
[1] New London，美国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港口城市。[2] Martha’s Vineyard，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海岸附近岛屿。[3] Cape Cod，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大西洋岸的，状如一条弯曲的手臂。
陈东飚 / 翻译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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