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民 | 王茂荫的家世生平 2 （徽学研究）
立朝清直
在官阶方面，王茂荫是晚达的。他在举进士后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内，都没有离开户部，只是任主事一类微官，直到“天命”之年，才被升补为户部贵州司员外郎。五十一岁那年二月，清廷准备擢升他为御史，不料三月间父亲去世，按当时规矩，他必须辞官回家守制。待他守制期满回京供职时，道光皇帝旻宁已死，咸丰皇帝奕詝继位，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了。
从咸丰元年（1851）到咸丰八年，王茂荫所任职务不少，吏、礼、兵、刑、户、工六个部中，除了礼、刑二部的其他四个部中，他都担任过侍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咸丰三年十一月由太仆寺卿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政府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要员之一。在任，他提出并坚持发行可兑换的钞币，对政府发行不兑换的钞币和低值铸币的通货膨胀措施，不断提出异议，结果遭到反对派的攻击和咸丰的申饬。咸丰四年三月他被调兵部任右侍郎，旋转左侍郎。咸丰八年（1858）七月，他以病请求开缺。咸丰皇帝死后，同治皇帝即位，但主持朝政的是慈禧与议政王奕䜣，他们为稳定局势，起用了一批老臣，王茂荫是其中之一。
（王茂荫亲自编辑的著作《奏稿》四册原件。1982年2月鲍义来摄图）
王茂荫复出后，同治元年（1862）四月代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后任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同治二年（1863）二月，调任吏部右侍郎，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职务。同治二年六月，办案山西的王茂荫得知为避战乱逃难江西吴城的继母病逝，遂奏明回京，绕道奔丧。因太平军与清兵激战频仍，道途阻塞，年近古稀自身有病的他吃尽了苦头，在省城安庆侨居了一段时间，直到同治四年（1865）四月，方得扶继母灵柩回里安葬。因老家杞梓里遭兵火，里舎已成废墟，他只好在同邑水南义成村买下朱姓的旧房，稍加修葺，举家迁居。这年六月中旬，他旧病复发，延医服药，终不见效，六月二十一日，弥留之际的他口授遗折，以国恩未报，亲丧未葬为憾。这个遗折后由家人委托两江总督李鸿章代奏。六月二十二日（公历8月13日）午后，他在义成家中去世，后人将其葬于义成对面岑山渡御史山的半山之中。
（王茂荫墓茔，墓址于歙县雄村岑山渡村后的御史山，又称豸山）
王茂荫的桑梓地歙县杞梓里，是一个“山深不偏远，地少士商多”的山区，旧时这里老百姓生活生产条件相对艰难，他们吃杂粮穿土布习以为常，生活俭约，性情刚直。这种俭约、刚直的习性对王茂荫深有影响，他一生没有什么特殊嗜好，寡营欲，崇俭约。从道光十二年（1832）九月高中进士入仕，到同治二年（1863）六月乞假奔继母丧事辗转回里，王茂荫在京城为官三十余年，除了咸丰八年（1858）七月因病请求开缺后在东城玉清观住过一段时间，咸丰九年（1859）受延请主讲潞河书院后在潞河寓所住了一段时间，其余月日均孑身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歙县会馆中。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当上京官的人是可以长期带家眷的，而他却是一个例外，他在京师为官三十余年，夫人至京邸探亲只有咸丰六年一回，而且进京时把家中纺纱机也带去了，同样住歙县会馆房舍，才几个月，夫人就回到老家操理家务。他天性重孝友，为官以后，之所以始终将家眷留在老家，是为了让夫人代他孝敬祖母和父母，以免己过。
歙县有旱南与水南之分，王茂荫的祖居地和他本人出生地都在旱南杞梓里，晚年迁居地义成村在水南。为官京都的王茂荫南回省亲或奔丧，大多是回到杞梓里，唯独最后一回即同治四年（1865）四月千里迢迢、辗转扶继母吴太夫人棂柩回籍安葬，到的是迁居地义成。
他对祖母怀有极深的感情，祖母七十大寿之年（道光七年），“远方士大夫及徽人士为诗文表其节孝者，凡二百余人”[10]。士林中有这么多的人以诗文颂赞其祖母节孝，显然与王茂荫的赞画分不开，当时他年方三十，虽然尚未博得功名，但在文坛已斩露头角，交结名流甚多。他高中进士当上京官以后，有过三次告假省亲，两次奔丧回里。高中进士那年（道光十二年即1832年），他回老家探亲，主要是思念七十五岁的祖母。祖母八秩荣寿之年，他告假提前回老家祝寿。鸦片战争爆发的一八四〇年十月，王茂荫从外地办完公事回京，顷接家信，得知祖母老景日甚，望云思亲，不能自已，当即作述怀诗四首。大年初一，他就想乞假归省，同人劝他暂缓，他没有听从，还是决意南归。当他于二月抵家时，知祖母已于正月初八日（1841年1月30日）见背，心情极为悲痛，抚棺长号，自恨归晚。
王茂荫丁祖母忧在籍期间，做了两件很要紧的事，一是将歙县志书所载自唐代以来共计八千余名孝贞节烈妇女详细汇总，报请旌表，二是在父亲王应矩的口述下，濡泪和墨，以父亲的名义，将祖母一生苦节之事撰写成两千余字的《旌表节孝覃恩貤封太宜人显妣方太宜人行略》，又将祖母七十岁时四方文士的颂辞缀辑成文。道光二十三年（1843）服除，他将祖母的行略和缀辑成文的四方文士颂辞一并带入京师，请他当年在京城考举人时的主考官、大宗伯江苏山阳人李宗昉（1779—1846）为祖母作《诰封太宜人王母太宜人传》，又请道光十一年进士、与汤贻汾齐名的山水大画家寓居钱塘（杭州）的休宁隆阜戴氏裔人戴熙（1801—1860）和同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山水画家广东顺德人蔡锦泉（1809—1859）共同绘了一幅《贞松慈竹图》。这幅名画高约100厘米，宽约200厘米，画面上除了松竹和题款外，还有很多名流题咏。“一时名流题咏，竟成巨册，于是有《节孝录》之刻”[11]。咸同年间，仍有众多名流在《节孝录》上题识，有祁寯藻、张穆、莫友芝、许乃普、汤金钊、郭嵩焘、翁心存、宋晋、宗稷辰、何璟、孙衣言、方宗诚等数百人。
歙南民间有王茂荫“跪跪到石壁，哭哭到义成”的说法[12]，说的正是王茂荫的这两次回里奔丧，一为家父王应矩病逝，一为从外地扶继母灵柩回里安葬。
道咸年间，身任京官的王茂荫曾不止一次地与同僚乡党、仁人志士参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祠堂会祭活动。
（王茂荫为祠堂所题写的"祖德流芳"牌匾）
顾炎武（1613—1682）江苏崑山人，本名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清兵破南京之后，顾炎武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更名炎武，字宁人，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取号亭林，世人尊称他为亭林先生。他是中国十七世纪杰出的爱国活动家和唯物主义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一生辗转，行路万里，读书万卷，学识渊博，为有清一代学术宗师与开山祖。基于顾氏在学界、思想界的巨大影响，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山西著名学者张穆与他的国子监同窗何绍基发起，在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旁建成“顾亭林祠”，供奉顾炎武为学界精神领袖，号召世人弘扬顾炎武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与研究边疆保卫国家的学说。建祠的直接原因，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打了败仗，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同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同美国签定了《中美望厦条约》、同法国签订了《中法黄浦条约》），也不无关系。顾祠创建以后，每年有春祭、秋祭与顾氏生日三次公祭活动，前后持续了80年（1843—1922），其间因太平天国内乱与八国联军侵华而两度中止。祭祀典礼庄重肃穆，与祭者有朝臣与学者。顾祠创建以后，每年有春祭、秋祭与顾氏生日三次公祭活动，前后持续了80年（1843—1922），其间因太平天国内乱与八国联军侵华而两度中止。祭祀典礼庄重肃穆，与祭者有朝臣与学者。顾祠创建以后，每年有春祭、秋祭与顾氏生日三次公祭活动，前后持续了80年（1843—1922），其间因太平天国内乱与八国联军侵华而两度中止。祭祀典礼庄重肃穆，与祭者有朝臣与学者。最初的两次祭祀即道光二十四年的春祭与顾氏生日祭，王茂荫都因为在老家守制没有赶上。这年秋天，已回京的王茂荫在奉命充会试收卷官之后，参与了九月九日的秋祭，这是他第一次参与顾祠会祭，与祭者中有他的同乡郑复光。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为止，王茂荫连续三年参加了春秋两季的会祭，道光二十七年还参加了顾炎武先生的生日祭记。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月廿八日，他在京接到父亲患病的家信，次日是顾祠春祭之日，他仍然坚持参与。参加这次春祭之后，他便告假匆匆离京南归。等他赶到老家歙南杞梓里，“甫抵里门，已闻凶耗”，得知父亲已于三月十八日亥时病逝。
丁父忧服除回京后，咸丰二年（1852），王茂荫参加了秋七月会祭，从此直到同治四年去世，他因倡导币制改革，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金融财政工作的要员，事务烦忙，随后又受到“申斥”和突然得病、开缺疗养，以及在同治朝复出后办案山西和奔继母丧事回籍等原因，他没有机会再参加会祭。他参与会祭共十次[13]。除了参与规模会祭之外，值张穆生日及离世十周年之际即咸丰九年（1859）十月九日，王茂荫与祁隽藻还去顾祠还缅怀祭祀过一次，事后小酌，祁氏有诗纪事：“雨后重寻九日花，拾遗況得伴王嘉。酒从东郭携来便，山到西台尽处斜。叹息故交存俎豆，摩挱陈简出麻沙。（原注：与子怀互校《毛诗》郑笺疑字）。苍松偃蹇工看客，应笑吾生也有涯。”[14]王茂荫同乡潘曾玮、汪士铎、方允鐶、潘祖荫、鲍康、江人镜、潘曾绶、鲍功枚、鲍恩绶、鲍深源、潘曾莹等也都不止一次参与过会祭。
（王茂荫奏稿）
王茂荫为官之日，牢记祖母教诲，无论擢升或谪降，均以国事为重，恪尽职守。他为人鲠直，遇事敢言，不避权要，有古大臣之风。他在咸丰、同治两朝前后上了一百多个奏折，讲的都是国计民生大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言他人不能言，所不敢言，真正做到宋人李师中在一首诗中所说的：“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15]
王茂荫坚持讲真话，不惜犯颜直谏。为了币制改革，他一再上疏，力持正论，得罪了户部尚书花沙纳等反对派，得罪了亲王大臣，直至得罪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咸丰皇帝，受到申斥，被调离户部。其实，王茂荫真正得罪咸丰皇帝，致使龙颜大怒，将他安排做闲官，还是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所上《请暂缓临幸御园折》。
王茂荫直言敢谏遭受挫折，正直之士对他表示敬仰。守洁才长又兼通方略的湖南人吴大廷称誉王茂荫“直声清节，上至公卿，下至工贾隶圉”。[16]与王茂荫同朝为官名臣何璟说“新安王子怀先生，立朝三十年，謇谔尽诚，著于中外。”[17]安徽石埭人杨德亨说王茂荫“立朝敢言，俨如奇男子之所为”。[18]清末翰林许承尧曾一再声称：王茂荫单凭《请暂缓临幸御园折》，即足以名留千古！
王茂荫在同治朝复出之初，有道“上谕”肯定他“志虑忠纯，直言敢谏”，他去世前告诫后人这八个字是“皇上天语”，不可遗忘。他去世后，长子王铭诏遵父遗训，选了一方青田冻石，请名家镌刻了题为“直言敢谏之家”的印章。这方印章现存歙县博物馆。[19]
（这方篆体阴文“直言敢谏之家”印章，外形满雕云龙纹，刻毕便置于王茂荫灵堂之右，垂示子孙。）
王茂荫的货币观点乃至经济思想都极具特色，政治、军事、人才、吏治以及管理思想也非常丰富，值得深入研究。就其人才思想而言，我曾归纳为五个方面四十个字，即“治平之道，用人尤重”，“天下之大，安得无才”，“百年之计，莫如树人”，“简用才能，不拘资格”，“简贤任能，得人而任”。王茂荫任京官三十余年，先后向朝廷推荐各类人才数十人，大都得到考察任用，正如清人易佩绅所说，身为京官的王茂荫，他是“夙夜孜孜，以思格君心为性命，以求苏民困为家事，以博釆人才为嗜好”。[20]
王茂荫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人有过，他总是正言规劝，言辞温婉。对儿辈管教甚严，次子王铭慎北上省视侍奉，他总是令其下帷读书，不准干预外事。他曾一再告诫子侄们，“对乡里事，只可分其劳而不可居其功”。[21]他告诫后人还有两段话，说得很绝，至今仍发人深省。一段是：
在王茂荫看来，有学问不一定要当官，但是为官者必须有学问。没有治国安邦之才，就不必为官从政。王茂荫的后世子孙对这条家训坚守不移，近一个半世纪来，王氏子孙出仕为官凤毛麟角，而通过读书应试博得功名成为人才者却不止一二，其中有三十年前（1985）屯溪一中理科高考状元，后录取中国科技大学，现在国外发展的现年四十五岁的王茂荫六世孙王义华，有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现在国外发展的王茂荫七世孙王珲等。王茂荫说“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命里无时，即取尽非义，终归于无”，这话说得太到位了，古今中外的贪官，有哪一个的结局不是如此？！
（道光二十六年（1846）秋，王茂荫为歙县昌溪吴怡园先生夫妇七旬双寿题写"林下清风"匾额）
王茂荫的祖母方太夫人“悯阨穷，拯危难”，在乾道年间远近闻名。王茂荫的父亲王应矩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在桑梓也留下很多佳话。王茂荫继承了先人遗风，生活极为简朴，而对穷苦者则尽力资助。淳安王子香是他的启蒙老师，后来家道零落，王茂荫将王先生儿子招来，勉劳勉励，年终寄钱资助。对同僚中的孤苦者，也按时资给，习以为常。宗族修家庙，家乡通道路，造桥和修堤坝，他都量力资助。王茂荫在家训和遗言中告诉后人：他“存心不敢做坏事”，“立意要做好事”，是因为“存惧天谴，畏人言之心”。一个官居二品的人，有如此“敬畏”之心，实在难得！封建社会的官员尚且能做到如此，何况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哉。多少先贤都力求做到“无所为而为善，无所畏而自不为恶”，为什么多少今人却做不到呢？！王茂荫官居二品，家中并未因其显贵而巧取豪夺一瓦一垅。这些，都值得今人学习。
王茂荫生前曾平静地告诉世人：
王茂荫原配夫人洪氏早逝，为歙县三阳坑国学生洪伯炥（又名伯焍，字融光，号晴村）之女，洪氏奶奶为胡宗宪七世孙女；配夫人吴氏，歙县岔口国学生吴大霞之女，亦早逝。因吴大霞为吴柳山从侄，故王茂荫实为恩师吴柳山从孙女婿。王茂荫继配夫人洪氏，歙县三阳坑中村洪观政之女，生三子二女，长子明诏（又名祥麟，字宪三，号竹岩，考名铭诏，次子明治（又名钟灵，字安丞，又字致丞，号密斋，后更名铭慎），三子明训（又名毓麟，字迪丞，又字定藩，号敏斋，考名铭镇）。王茂荫长女嫁歙三阳坑洪承基，洪承基之父为王茂荫二姑父洪伯成之侄，因长女无子，以夫弟洪承炜之子洪惟敬继嗣，洪惟敬之子洪谦（1909—1992），谱名宝瑜，又名潜，号瘦石，中国著名哲学家；次女嫁歙县西溪名儒汪仲尹（又名宗沂）。
王茂荫生前养病期间曾亲自“辑其奏议若干篇，汇为四卷，藏诸巾笥，不以示人”。[25]他只想将自己奏疏传家垂示子孙，而无刊刻行世之念。他离世后，儿辈及其生前友好又重新编辑定名《王侍郎奏议》，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首次问世之年即公元1867年（清同治六年）刊刻行世。这是王茂荫的主要著作。清光绪年间，王氏后人有过两次刊刻。第四次刊刻是在1991年，系由安徽省古籍办组织点校，黄山书社出版。王茂荫的另一著述《皖省褒忠录》，在他生前就有刊刻。
（本文作者在王茂荫故居义成）
王茂荫的货币观点乃至经济思想都极具特色，政治、军事、人才、吏治以及管理思想也非常丰富，卓尔不群，值得深入研究。就其人才思想而言，笔者曾归纳为五个方面四十个字：“治平之道，用人尤重”，“天下之大，安得无才”，“百年之计，莫如树人”，“简用才能，不拘资格”，“简贤任能，得人而任”。王茂荫任京官三十余年，“以博采人才为嗜好”，先后向朝廷推荐各类人才数十人，大都得到考察任用。（本篇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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