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扉旧事(38)误入“歧途”| 张国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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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扉旧事(38)
误入“歧途”
张国领
人的一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像我当初从没想过,当兵一当就是四十年。
部队是个大熔炉,也有人说部队是所大学校,熔炉也好,学校也罢,它都有若干种分工,你在这里会被分到哪个岗位上,并不由自己决定,都是组织安排。组织的决定首先是根据组织的需要,然后是根据个人的专长。然而,有专长的人很多,能用上专长的人很少,和现在的大学生应聘一样,用人单位有时并不看你所学专业,只是看你的文凭。有的人一辈子从事的工作与自己所学专业无任何联系,照样能干得风生水起,一路辉煌。
到部队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专长。因为战士战斗在连队,大家都一样,什么都要干。站哨,一天四班,和大家一样,我站的哨位大家都在站;训练,这是每个连队战士的共同课目,训练时间除哨兵之外全体参加,在同一个大操场上,最能显示一个人的真本领,单杠、双杠、投弹、射击等,你的能力如何,一目了然,练不好自己难受,练好了那是本职,不叫专长;政治学习,都是一个教员教出来的,甚至记的笔记内容都完全相同。倒是后来连队调防到巢湖农场种稻子之后,没显出强项的我,一下子就凸显出了我的弱项,插的稻秧全漂在了水上。而这却也让我有更多机会去体验一些别人所没有体验的经历——炊事员和饲养员。应该说这些经历,都是我的主要工作,应该算主业吧。可后来使我离开连队调入师级机关的,并不是我的这些主业,恰恰是我的业余爱好——新闻写作。
在调入机关一年后,我上了新闻干部学校,本想着会在新闻写作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不料后来新闻行业又出现了一个分支机构——电视新闻。想法赶不上变化,这使我走上了一条完全陌生的路。
电视是用画面说话的行业,仅靠一支钢笔、一个采访本已经不能体现新闻的价值,而是要由摄像机来记录人物、声音、场景、事件发展的全过程,这记录必须是在场的时事报道。记得1983年我调到武警总队时,宣传处只有一部小型的家用摄像机,平时作为录入资料用。到了1984年,武警总部成立了电视宣传中心,各个总队也随即成立了电视新闻站,有了机构、人员、车辆、机房和编录设备。
进入电视领域并不是我的初衷,因为搞电视是要有条件的,我的自身条件并不具备,比如电视记者经常要出画面,出画面的记者,形象首先要对得起观众;出画面的现场报道,要求记者有能力口述事件,这就要吐字清晰、字正腔圆,起码会说普通话,但仅这关键的两项我就达不到要求。
我觉得自己条件完全不符合,可有人却觉得我很符合,这人就是武警安徽总队首任电视新闻站的站长李忠武。
李忠武是安徽人,一个1971年入伍的老兵,我们原来都隶属安徽省军区,他在独立四团,我在独立六团,他是军官,我是士兵。我到总队宣传处当报道员的时候,他已是宣传处的文化干事了。在一万多人的武警总队,能当上文化干事,足见其能力和水平。他写的快书、话剧,很多被搬上舞台,深受官兵喜爱。他写的电影剧本《七仙女》拍成电影后获得了南京军区的一等奖。进总队之前我和他只是都有耳闻,并不认识。到总队以后我是报道员,他是文化干事,工作上没有直接关系。但他这人有个特点,看不起没本事的人,非常爱才。因为我业余时间喜欢写诗歌,在他眼中是有文化的兵,所以宣传处的几个战士中,他对我明显高看一眼。我到北京上学期间,总队成立电视新闻站,他被总队破格提拔,从正连职干事直接提升为正营职站长。
一年后我毕业提干,被任命为武警阜阳市支队排长。当时有明文规定,排长不能直接调总队机关,没想到当了站长的李忠武,一直惦记着让我进新闻站工作,我任排长两年多的时间里,新闻站愣是没有调人,所有的文字工作都由他自己动手,用他的话说,要一直把那个位置给我留着。
我当排长两年后,李站长做通了政治部主任的工作,把我调到他的手下当电视记者。他做这些开始我并不知情,我还在想着当上总队新闻干事之后怎么干呢,一套计划都制定好了。因为正式调动之前,我已被借调到宣传处开始行使新闻干事的职责。一天我在政治部楼道里,见到了政治部芮正金主任,下级见首长是要打招呼的,可我这招呼还没打出来,他就先用手指了指新闻站的办公室,笑着说了两个字“马上”。果然,我的正式调令很快就到了,调进了芮主任指过的那间办公室上班。这时我才明白,那天他指给我看的意思。而这一切都是李站长提前协调好的。
在前进的道路上,李忠武站长改变了我的行进轨迹,使我从立志当一名新闻干事,改行当上了一名电视编导,而这一干就是九年。看似同门别类,实则差之千里,搞电视后接触的人、事儿、工作方式、研究的方向和思考的问题,都已经大不相同。
在李站长手下工作的日子是愉快的,因为他一直都很欣赏我,他的特点是用人不疑,一切都放手让部下大胆干,错了可以重新再来,而对我更是关爱有加。刚调站里不久,正赶上武警总部委托北京电影学院办一个为期一月的摄像短训班,在这个行当里工作的人,都想到这样高层次的培训班里长长见识,几个人中他首先推荐了我,说我是电视行业的门外汉,必须尽快由外行变内行,急需通过这样的培训来加快适应和转变的速度。
李忠武是以文化立足的,在他身上军人的作风也相当明显,平时说一不二,办事不拖泥带水,工作雷厉风行,对部下非常关心。那时候官兵们特别是领导,对电视新闻比对文字报道要重视得多,所以,站里也会经常有点小收入,这算是单位的小金库。李忠武站长就经常利用这些经费给大家解决一些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我们是军人,平时穿军装,他就以外出采访不方便,或扛摄像机容易把肩章挂掉等理由,说服领导购买工作服。此外,他还以新闻采访为由给每人购买一台录音机,既能录音也可播放磁带;他还以经常剪辑片子熬夜为由,给大家买咖啡、可口可乐等饮品提神……所有的这些东西买了之后不是放在办公室,而是一人一份,让驾驶员送到每人家里。当时六安市有一家羽绒服厂,生产的羽绒服当时比较有名,他就琢磨要给大家每人买一件。记得那是春节之前的一天,站里没有接到拍摄任务,他就私自派驾驶员拉着陈自长、薛文华和我,去六安采购衣服。不料我们出发之后,独自值守的他,突然接到司上级通知,说是省主要领导要到省委警卫中队去看望官兵,让新闻站记者去现场录像,并要求在电视台播发新闻。那时候的摄像机比较笨重,摄像机和录像机是分开的,加起来有三十多斤重,一般是一人扛摄像机,一人背录像机,如果是在室内拍摄,还要有人专门打一盏1500瓦的碘钨灯,一个人操作有一定的难度。而此时站里只剩他自己,遇到这种典型的突发事件,又不能不应对。没有车了怎么办?李站长急中生智,从门口拦了一辆带拖斗的客货两用车,拉上摄像机就往省委大院赶,任务是按时完成了,可用卡车拉摄像机的事儿,没有逃过总队孙庆友政委的眼睛,事后他多次追问那天新闻站的车干啥去了,为此李站长还挨了政委一顿猛批。当然他始终没把买衣服的事儿说出来,这使我们在寒冷的冬季穿着那件羽绒服时,不光身子是暖和的,心里也充满了对站长的感激。
李忠武当站长时间不长,就提升到武警池州支队当了政治处主任,两年后转业到省交警总队当副总队长。当时交警总队办了一张《交通安全报》,他提出让我去他们报社当编辑,就在我犹豫之际,收到了调我到河南总队的命令,这也使我失去了继续在他手下工作的机会。
李忠武后来当了安徽省警察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退休时是副厅级领导。前几年我回合肥请老首长们喝酒,他也出席了,老首长让我致祝酒词,我就带着异常紧张的心情说了几句话,说完之后李忠武说:“张国领在北京这么多年,人仍然没变,还是那么忠厚老实,说话和以前一样紧张。”我说:“我也想变,可变了以后我就把自己给弄丢了,如果连自己都找不到自己了,谁还认识我是谁呢?”
老领导几年前已经退休了,而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想起过去的那段日子,就会想到那些年李忠武对我在业务学习、为人处事、以及家庭生活上的真情帮助。如果没有他对我的欣赏,我肯定不会有电视编导领域的专业水平,我这专长,纯粹是被他给欣赏出来的。
马之所以能成为一匹“千里马”,是因为遇见了伯乐,而我之所以能在电视新闻取得成就,是因为遇见了李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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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领,河南禹州神垕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武警大校警衔。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诗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铭记》《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欢歌》等11部,报告文学集《高地英雄》等2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群星奖”银奖、《人民日报》文艺作品二等奖、“2009中国散文排榜”第六名、 “河南十佳诗人”等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学生课外精读》等三十多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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