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年谱长编》的材料功夫
《王铎年谱长编》（下简称《王谱》）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薛龙春教授又一力作，这个“力”，敝人更倾向于特指费力而言。作为该书初稿的拜读者之一，同时也因为敝人正在编纂《何绍基年谱》，因此想谈一点观感，求教于龙春兄及各位方家。
相信对于多数人而言，王铎是以书法大家兼贰臣的形象而深入人心的，对于前者，今人当无异议。可是对于贰臣这一评价，我在读完本书后，颇费踌躇。
王铎早年除了以文学自负，也颇思立功名于乱世，如，崇祯二年（1629）有书致赵率教，洋洋数千言，畅论御敌之方（《王谱》170-172页）。崇祯四年冬夜（1631），与吴阿衡等饮，吴出示曾经手刃敌军之宝剑，王铎有歌：“尚方久稽张禹头，下酒定取匈奴血。宝剑酬价须万户，复城者一堡十五……为语张李诸君子，定远封侯会有时。”（《王谱》223页）这并非全属文人修辞，王铎兄弟确实屡次遇寇并有马上杀敌的经历（《王谱》249、468页）。崇祯十一年（1638），王铎奏请“得四千强兵，请缨以系寇颈，致之阙下。”（《王谱》558-560页）可惜，终明之世未得一试身手，不但如此，在崇祯十一年经筵讲章中，王铎牵连时事，有“白骨如林”之语，上为之变色，左右皆震恐（《王谱》517页），这次逆鳞之怒，对王铎为官心态的影响可以想见。
即使在弘光朝官至次辅，也并非王铎的高光时刻，虽然王铎曾经发愿于关帝前：“令铎为千古房、杜诸人，不令铎为章惇、王珪一途人”（《王谱》896页），无奈朱由崧听命于马世英，王铎并无实权，多次乞休不得，一面是屡次上疏不见采纳，一面又在谏阻太监将兵、请勿立东厂诸疏中，时有“焚之勿露左右”诸语（《王谱》915、916、918、953页），忧怖之情不难揣测。
王铎《琅华馆帖》（局部）
若再结合他在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后《诘甲申之事》：“故君择臣，臣亦择君，孰肯以其身徒劳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以性命日待于汤镬之前欤？”（《王谱》927-928页）以及顺治八年（1651）跋岳飞手迹：“使武穆不蚤亡，高宗蚤薨，收死灰以嘘之，起斃一桧如腐田鼠，黄龙一方将□□不遑矣。”（《王谱》1342页）如此惊世骇俗，则对于王铎在弘光帝被清兵所执后，“戟手数其罪恶，且曰：'余非尔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王谱》977页）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这个天崩地裂的地代相呼应，明清易代之际，王铎家中变故频出，崇祯十三年（1640），父卒（《王谱》653页）；崇祯十四年（1641），母卒（《王谱》682页）。而随之在两次避难江南途中，崇祯十五年（1642），妻马氏卒于桃源（《王谱》771页）；崇祯十六年（1643），幼子无争丧于扬州（《王谱》810页）；三妺及三女卒于苏州（《王谱》824页）；同年北归后，四子无技卒（《王谱》850页）。顺治三年（1646），四弟镆卒（《王谱》1035页）。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大约也不过如此。
正是在人设崩蹋及家庭变故双重打击下，入清后的王铎放浪自恣，诚如他在顺治七年（1650）《六十歌》所云：“人生衰年当自得，梦眼邯郸总戏场。前代史书纷如蚁，好丑无定徒张惶。因此酒卮不肯咒，悲事欢事如泥臭。”（《王谱》1313页）又如顺治八年（1651）致三弟书中自述：“衰老余生，遭际轗轲，殊无快意事，无快意时，无相对快意之人、之物”（《王谱》1399页）。所以王铎晚年作书，每每“左携胜友，环以歌姬，逸兴遄发，墨渖淋漓，勃然书此”（《王谱》1334页），正是晚明风气兼个人境遇使然。
以上，是敝人读完本书以后对王铎认知之大略，本书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并未刻意为王铎翻案，但是通过本书的叙述，王铎人生轨迹之逻辑链条，无疑更趋完整，读者诸君自会对王铎有客观公允的评价。
王铎《拟山园帖》（局部）
以上权作本文的引子。其实无论对龙春兄还是对我来说，贰臣问题都不是重点，对龙春兄来说，完整呈现王铎一生仕宦、交游、艺术活动，并为学界研究易代之际政治、文化提供参考，是编纂本书的宗旨；对我来说，透过本书，可以领教龙春兄在研究王铎过程中在材料上所下的功夫。
关于材料，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清人学风素来讲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何况年谱之学，始于宋，盛于清，今人学术受清人沾溉，自然同样遵此铁律，但具体到各人，所下的功夫却有深有浅。
对一个学者而言，材料搜集和整个研究过程相终始，所以龙春兄的十五年王铎研究生涯，无疑也是十五年材料搜集的过程。翻阅本书所附参考书目可知，龙春兄所引用明清诗文集达三百余种，地方志达四百余种，着实令人瞠目！
同时，龙春兄的十五年王铎材料搜集过程，恰好见证了文献检索、利用方式的递嬗过程，即从初期的传统检索方式、纸质文本阅读到目前兼容传统方式及电子检索、阅读（E考证）的转变，从这点上说，不止是龙春兄，所有治传统文史学科的同行，都是新技术的受益者，就看能不能与时俱进。
王铎《杜陵秋兴诗卷》
另外，编纂书画家年谱，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是，需要搜集散见世界各地的书画作品（图片），龙春兄竟搜集到千余件王铎作品（图片），对一个明末清初的书画家而言，不啻是个奇迹，岂非冥冥之中，神鬼有以呵护？而在本书中，我们还有幸发现，崇祯十四年元旦、顺治三年端午、顺治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等（《王谱》666、1063、1343页），王铎在一日之中曾创作数件作品，这种记录在本书中不下十余条。如今这类作品散见世界各地，龙春兄大作得以著录之，不无珠还合浦、剑合延平之意。
谈到龙春兄的图版搜集，还有一点让人艳羡，他曾经多次赴港、台、美国、日本访学或讲学，不但得以搜集到数量颇丰的海外公私藏品（图片），有不少博物馆的藏品甚至可以调阅实物并拍摄。同时，由于龙春兄已在学术界建立一定知名度，国内部分文博机构也乐意为他查阅资料提供方便。这种情形，终究只是个案，放到其他人身上显然无法复制。
要之，龙春兄在书画家研究领域，在材料搜集上所下的功夫，不敢说千载一时，至少以个人力量而言，在目前的条件下，无人能够超越，仅凭这点，已足以奠定这套百万字数的年谱的份量。
下面就本书引用的材料稍作举例：
《王铎年谱长编》中，除大量引用王铎本人诗文集、尺牍及书画题跋外（此为题中应有之义，兹不赘述），还引用王氏书迹，如：顺治八年（1651）文语轴：“辛卯二月，过龚公孝升斋，同北海、云生谈诗，披少陵卷。龚公曰：其书数行。时彦甫十指压纸，墨调气和，恨吾老病，兼以数夜劳顿，女郎按筝吴歈，不放王痴出门，至臂痛髀软，作吼豹声，始得间奔入轿子中，而已晃然出扶桑矣。为告龚公曰：吾疲，龚公岂并不首肯？岂不首肯？”（《王谱》1332页）虽系书法创作，也实为纪实小品文，不仅有强烈的即视感，更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又如：戴明说《定园诗集》卷首刻王铎论诗手迹云：“不奇不古，不深不厚，不创不难，故曰勿骤学其易，恐草率烂熟也。勿骤冀其甘，恐浅薄套袭也……故曰务其大不务其小，务其奇不务其平，务其创不务其因……。”这段论诗，虽未收入王铎本人诗文集，实为他本人重要文艺宣言，且所论何止诗文，书画亦然，兹为《年谱》顺治五年（1648）二月所收（《王谱》1169页）。又如：崇祯十七年（1644），王铎为避寇远赴江南，时友人张文光、彭而述同行，年谱中除了引王铎本人所作《甲申与禹峰伯寀仲亮仗剑走东南旷野中赵邢警报时至路遇强寇驰过不无嗟及》诸诗外，又引彭而述《燕邸晤张谯明给谏话旧 有引》《谯明诗序》、张文光《斗斋诗选》小引等（《王谱》865-871页），从而使得这段颠沛流离有了史诗般的时代厚重感。又如：本书引用地方志甚夥，除了征引人物传记、职官等信息外，其《艺文志》也颇足采撷，《年谱》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有“六日，访王心一园”条叙事（《王谱》882页），考王氏本人诗文集，虽收入《游玄珠园同徐顾二君》诸篇，却未载日期，《（乾隆）长洲县志》卷三十四《艺文志》收王心一《四月初六日王觉斯过访归田园偕徐元叹蒋伯玉顾青霞小饮》，其日期遂为《年谱》采信。至于崇祯十五年春日王铎致朱之俊札（《王谱》750页），则得之《（顺治）汾阳县志》卷四《艺文》所收《大宗伯王铎书》，更是弥足珍贵。此外，崇祯六年（1633）所引田兰芳《王文安公墨迹记》（《王谱》296页）、崇祯十六年（1643）所引张缙彥《依水园记》（《王谱》835页）、顺治六年（1649）所引陈名夏《题王觉斯书卷后》（《王谱》1210页）薛所蕴《王尚书画壁歌》《观王尚书运笔歌》（《王谱》1222页），或是关于王铎书画创作的情景描述，或是对王铎书画艺术的美学批评，是关于王铎书画被欣赏、接受以及传播的宝贵材料，相对王氏本人的叙述，这种来自他者视角的文字，更是不可或缺。
王铎《唐诗卷》（局部）
除了收集材料，龙春兄在材料考辨方面也颇费功夫，如：考证王铎绘《竹》扇，由落款“寄园”“鸣老”考证出该扇系王氏为朱翊釱所绘（《王谱》49页）；又考证范景文手札，由范札“先君志铭而借兄椽笔，感泐金石，今已刻成……又先祖遗墨一帙，并求尊跋”云云，据王氏文集收《题范会川先辈墨迹》（按：会川，景文之父），考证此札为范氏致王铎者（《王谱》401页）。这类考证看似简单，实则由于作者建立起强大的人物信息数据库。
此外，本书对王铎诗文集材料也多有订误，如，王氏《池河碑记》，文集原作“丙子十月朔”云云（《王谱》354页），其实按诸王氏行迹，所载实为崇祯八年（乙亥）事。又如，崇祯十六年（1643）《安山歌》，有“六月载书泲水湾”云云（《王谱》812页），然而考王氏行踪，此际在苏州，尚未抵济宁。又，文集收《夏镇录》：“乙酉初春，流寇大乱”云云（《王谱》873页），其实所载实为甲申年事。这类诗文时间上的讹误，或许因为古人草稿行文中，于时间项往往空缺，待日后定稿时不免差谬。为此在年谱的编纂中，需通过不同材料的比对、行程的排比予以推敲排查，需极具细心、耐心。
不但如此，龙春兄又考订出王铎诗集卷首黄道周《题王觉斯初集》（语涉“天启三株树”篇），实改窜自蒋德璟为王所作序（《王谱》67页）；而倪元璐为王所作《五言代序》，实改窜自王铎为倪元璐作《代言选》序（《王谱》293-294页）。诸如此类，出于王氏家族有意为之，尤属重大发现，详龙春兄专题论文《顺治十年刊<拟山园选集>的篡改与王铎形象的重塑》，已有贺宏亮先生在澎湃书评《王铎研究的大成果——〈王铎年谱长编〉与其一生行迹及考辨》论及，并建议在本书中予以标揭，兹不缕述。
谈到王铎材料的搜集整理，还离不了最基本的环节：文字释读。王铎好用奇字，《赠王思任诗卷》（《王谱》570页，图47）《跋松谈阁印史》（《王谱》572页，图49）即然，此外，王铎也擅草书，所以释读文字成为一项基本要求，龙春兄临池经验丰富，在这方面有着过硬的基本功，足以保准文字释读的质量。
王铎《草书立轴》
龙春兄多次在接受访谈时提及，《王铎年谱长编》只是他研究王铎的副产品，这话并非谦辞，他在王铎研究领域的丰富储备，不但成就了《王铎年谱长编》，也催生了诸多成果，即以近期出版的《王铎四书》为例，所收“王铎与集王字碑”“王铎刻帖考论”“王铎诗文稿的文献价值与艺术趣味”“工具、材料与王铎的书作”，试问有哪一篇少得了材料的积累？以最后一篇来说，龙春兄对材料的重视，决不仅限于文本内容，也包括物质材料及形态，多年来，我屡次追随龙春兄参观各地博物馆展览及拍卖会预展，他总能对书画的真伪、材质、用笔、用墨等仔细推求，抽丝剥茧有如破案一样。
2020年有一个词成为流行语：内卷。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学术界有没有内卷，又是怎样的内卷，但是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材料的拓展也意味着方法、思路的拓展，假如有朝一日我们连获取更多材料的冲动都没有了，那就意味着只能重复自己，这，不就是一种内卷？
回到《王铎年谱长编》，由于王铎文风晦涩，加之王氏诗文集虽然有多种刻本传世，但均非精善之本，加以卷帙浩繁，所以无论是底本有误，抑或龙春兄编纂失检，纰漏实属难免，兹举若干例：
《关山山顶关帝庙殿募疏》“兹铎之出斯厄也，神所况以降之福铎也”句（《王谱》356页），“况”疑是“贶”之讹。
《答灌溪》：“天重困仆，乱离之后，避地姑胥，不能学伯鸾春”句（《王谱》815页），“春”疑是“舂”之讹。
《雪景山水》扇（《王谱》1239页），释文“念象相跂”，经核对实物图片，当为 “意象”之讹。
《香梦斋记》“夫天下之悲欢淡浓顺逆死生，皆幻而梦之，先遭不爽，则非幻也。梦之先遭不爽，不转瞬即幻而香之。年年岁岁不去，则非幻也”句（414页），句读疑作：“夫天下之悲欢淡浓顺逆死生皆幻，而梦之先遭不爽，则非幻也。梦之先遭不爽，不转瞬即幻，而香之年年岁岁不去，则非幻也。”
《与某人札》（《王谱》390页），该札语涉冒襄录遗事，龙春兄以为王铎致冒襄者，恐不确，据下引王铎《冒中垣传》（《王谱》398页），冒起宗（按：起宗，冒襄父）为大行时，与王铎交善，则以情理推之，此次录遗，当系起宗先行致函王铎，方显郑重。
王铎《赠别沈石友诗卷》（局部）
举出上述例子，并非敝人吹毛求疵，因为龙春兄的初稿出来后，蒙老兄不弃，曾与敝人商榷数四，所以龙春兄的疏漏，也是敝人的疏漏。虽然龙春兄和敝人一样，都希望年谱书稿更完美些再面世，但对于一部百万字规模的著作而言，时间成本太大，所以不如像龙春兄表态的那样，仰赖海内方家指教吧！
龙春兄在接受公众号“展玩”访谈时，回顾十五年王铎研究生涯，曾经引陆放翁“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诗以抒感慨，敝人对此感同身受，十余年来屡次与龙春兄去北京查资料，那时候在文津街北图老馆查资料时，一包煎饼可以打发一整天时间，又或者，在某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互相掩护着偷拍资料（带食物进图书馆和偷拍资料俱属违规，为了省钱省时间，乐此不疲），那样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而现在，龙春兄所在的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由白谦慎先生、龙春兄、陈硕、蔡春旭弟身上，这种敏而好学之风已薪火相传，弟曷胜敬仰之至！
（本文原载于《中国书法》2021年第3期，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薛龙春 著
32开 精装
繁体横排
978-7-101-14636-3
388.00元
内容简介
王铎，字觉斯、觉四、觉之，号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进士，崇祯间历任右谕德、南京翰林院掌院、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十三年迁南京礼部尚书，以丁艰未赴，十七年国变前夕升礼部尚书，未赴任。弘光间任文渊阁大学士，位至次辅。顺治二年五月与钱谦益等于南京迎降清军，次年起仕清，任礼部侍郎管弘文院事，直至去世。
王铎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也是一个历仕明清两朝的“贰臣”，在艺术史、文化史与政治史上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谱以王铎一生行迹、交往与诗文书画活动为中心，以年月日编次，以煌煌百余万字勾勒出王铎的一生。全书征引丰富、考证精细，除对王铎本人的文集、书作、刻帖、手稿、信札等进行系统的整理与考证外，还将其同时期的书家、友人的大量诗文集、笔记、信札等做了搜集与细读，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
薛龙春，1971年10月生，江苏高邮人。现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于南京艺术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2008-2009年度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颁发的青年学者学术奖金，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16-17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及尺牍文献等，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著有《张怀瓘书学著作考论》、《郑簠研究》、《王宠年谱》、《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元明书法谈丛》、《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等，编有《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与孙晓云合作）、《飞鸿万里：华人德致白谦慎一百札（1983-2000）》等。曾获第七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一等奖，第三、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二等奖。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沧浪书社社员。善书法，曾多次为《中国书法》、《中国书画》、《书法》等专业杂志绍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