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晚清官员日记里的京城生活

文 /梁学辉

王锺霖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出生，山东济南历城人，为甲辰科（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山东乡试举人，亦曾在陵县生活过一段长时间。在咸丰八年六月，通过吏部选拔定岗之后，开始前往京城任职，此后的日记所载，大部分为在京任职期间的京城生活记录。

日记的主要记载内容以日常生活为主，按记载内容，王锺霖主要活动区域有山东，直隶和京师一带。王锺霖先后在不同地方任职，每到一处，他都会细心观察当地的风俗民情，通过阅读他的日记，可以对晚清的世情风俗有更加清楚的了解。

僧人把祭拜变成了一种商业交易

王锺霖对于出行路途上的发生的事物都会仔细观察和记在日记中，在进发京城的路上，经过任丘，把路上所见风景都写进日记当中，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记道：“岸上游人，骑者、行者，老幼欢呼，游女结伴，无尘俗气。湖水澄明，秧苗芦荻，参差青葱，图画若也。桥外一船起芦棚供佛，人皆拜焉。询诸行人，盖附近居民不能至鄚州拜佛，僧人载佛来此，就收香火，亦古会也。”

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晚清民众信佛之风甚为流行，但是任丘附近没有佛寺，而僧人把握到这个“商机”，竟然载着佛像到处游走，供人祭拜，趁机收取香火钱，在这个十分有趣的记载的背后，也反映了当时佛教的处境，“由于受历代统治者佛教政策的影响，晚清（1840—1911）统治者继续奉行自由放任的佛教政策；再加上佛教无论是在义学的研究、僧才的培养还是在丛林建设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由于大清律例对佛教的规定，创建寺庙，消耗民财是不被鼓励的。其次是度牒制的废除，使出家人可以无限制的招收徒众，导致僧伽的素质降低，其次也是因为基督教的传入，“1844年的中美、中法《五口通商条约》签订，准许美、法的基督教徒在条约口岸建立教堂传教”，因此也有部分民众开始信奉基督教，或会影响到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

这段日记中关于居民拜佛的记载饶有趣味，但是从这一段日常的叙述中，可以进而了解到一些更深入的社会现状，由于清朝对佛教的自由放任政策，以及基督教的传教，佛教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从僧人载佛到各处让居民祭拜，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僧伽的素质参差的情况，求神拜佛这项行为本来是信众到寺庙才进行的，但是僧人为了方便居民祭拜，把佛像运载出来，满足了居民拜佛的意愿，而僧人也趁机收取了香火钱，这变相把祭拜变成了一种商业交易，可见此时的僧人把信徒祭拜变成了一种商机，僧人自身的素质逐渐走下坡，部分佛教僧人逐渐变得世俗化、功利化，对于精神境界的追求变成对于现实利益的追求。

官兵明目张胆地敲诈金钱

除了僧人变得功利化之外，朝廷官兵更是明目张胆地敲诈金钱，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载：“弓兵李永旺同曹升押行李车自南西门入，到点云：'比设巡防处，城门讹钱太甚，不论官商男女，皆先要许多门口饭钱，而后送务。务上，又故作刁难，竟有无货车而费当十大钱，廿千文看一车者。并无明文，只云要钱办公’。”

日记中记录了他人的对话，用以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况。城门守兵对往来百姓故意刁难，意图获取更多的金钱，甚至可以说是勒索了。所谓以小见大，连基层的官兵都肆意妄为，何况是其他级别的官员。晚清吏治之腐朽，官员之贪污，由此可见。

晚清的官兵唯利是图，藉由自己的职责来谋取私利，在当时似乎已经是一种常见的现象。除了通过他人话语反映此事，作者自己也亲身经历了被守门兵为难的情况，咸丰十年四月十二日载：

通州尖。酉初刻，进东便门，门者讨赏小铜钱六百余文，验车放行，至城内，又有海巡拦车吓人，卢安与之大吵，予付其京小钱百文遂过。自今春以来，无论何人何项车马皆押送上务验税，为查洋药，实以□爪牙，郑邸之政也。

除了守门人之外，还有海巡也把来人拦下，要检验带来的东西，在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也趁机收取百姓的金钱，假公济私。

城外的人入城需要交钱予守门兵，城内的人想要逃难出城，也需要交钱通融。咸丰十年八月十七日载，“李永旺同年来，遂急收拾，先请梁岳母暨内室、两女、颖儿坐车出城，至彰仪门为守兵阻，斥令出西便门，仍不放行，聚车甚多，人心愈急，幸车夫生心，暗与守门兵京钱三千，即时放行。”外国军队即将攻来，城内百姓欲离开避难，但是守门兵不放行。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守门兵在金钱的诱惑下，就把交了钱的人放出城，先不论不让百姓出城这个决策在当时正不正确，守门兵并没有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眼中只有金钱，收了钱就“即时放行”，可见金钱大于一切，有钱可以无视规条。

山西人在北京

除此之外，王钟霖也记录了在京城内生活的情况。

咸丰十年五月廿九日载，“天晴一日，大街即多好走，小胡同则仍难行，无人督令收拾也，可恨。京中内外城官民所用甜水除自己有车自拉外，余皆水屋按时卖给，凡有水屋皆山东登州人，无论大风雨必须送到各门挨卖，他人不能有此长功夫，亦不敢卖，只成一霸。然当雨大泥深，各街巷难走已极，而水车不能避难而不送也，大街尚易行走，如小巷业经存水，复经三套大水车压过，辙深一二尺，且高低掀翻，他车愈因难走，水车及居民如协力随时备修垫，天晴即不致受累（水车亦多翻倒者），乃皆因循不肯，殊为闷闷也。水屋人多义气，每日有存出公项，遇有事故，即以公项应用。京中居民不下百万家，皆仰给此车之水，亦多不肯得罪他，盖水屋各有分界，他处不能越送也。山东东三府在京贸易者，亦不知有多少人，若大京城，食水酒肉皆东人，各衙门轿夫皆东人，下及拾粪者亦是，其他煤炭、油盐、放小利（账）[账]，京中要事，山东、西人实掺大半，人云非山东、西人不能如此，辛勤性久能赊、能要也。京中大事之坏者，皆山西人放大小（怅）[账]者收本回家所致。”

这段叙述中描述了外来人口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情况。在北京工作的外省人大部分是山东、山西人，在各行各业中都有着他们的身影，在北京进行贸易来往的，也有很多山东人。甚至有部分工作只有山东人能够胜任。

缺水的北京

其次日记中的描述也对当时北京的供水情况作了一个很详细的描写。自古以来，人类用水的源头主要来自雨水、地面水和地下水，最适合公共使用的水源为地面水，其次是地下水，最后是雨水。雨水在这三种水里面最为干净，但却是不稳定。除此之外，在地面水方面，也是缺乏的，“近郊二十里，无河流灌润”，因此北京市民在日常用水方面较为依赖地下水，即井水。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北京城内的水也有不同类别之分，“北京内、外城及郊区，由于地质结构并不相同，有的地方土质好、水质好；有的地方土质差，属盐碱地，水质不好。因此，北京的井分为甜水井、二性子井、苦水井三类；而井水也就有甜水、淡水（二性子水）、苦水之分。”

北京人口稠密，用水量大，但是供水的措施并不发达。“北京的井多在街上，除了王公之家，极少在自家宅院凿井。街上水井系卖水者所有，故市人常自卖水者手中买水。”除了甜水井是自行用车去取之外，其余的井水都是通过水屋的工人去运输，按日记中所叙述，经营水屋的均是山东登州人，送水的工作十分辛苦，需风雨无阻地送到各家，突出了山东人的辛勤耐久。而水屋的经营范围也有明确的划分，不同水屋有着不同的送水范围，互不侵犯，这种分段经营的方式早在乾隆年间已经开始定下来。“从乡缘的角度，这种分段把持的经营方式，或许也是同乡之间彼此的互利措施，也就是山东人基于'有饭大家吃’的乡谊，产生了这种联合垄断的方式。”通过日记的记录可以看出，这种同乡情谊虽然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但是乡里有困难，水屋的其他同乡也会伸出援手，用平常积累下来的公款，帮助有需要的人，可以说是十分有人情味。

频繁变动的物价

晚清动荡不安的环境下，除了吏治的败坏，在经济方面也是十分的不稳定，通过货币的浮动就可以看出。王锺霖在日记里也记录下了不同时期物价的变动。

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载：“出城，至杨梅竹斜桥西永盛店韩蔼如四兄处小坐，遂同蔼如兄、晓坡八弟到观音寺恒庆钱店为蔼如换银。前七月底，每两易当十大钱十六千文，中秋尚易十四千，今因各店不敢开票，市人皆用官号钱票，且每票一千，只易现当十钱八百文，银价日落，早晚即不同。本日早间十三千，晚间只十二千四百文矣，而各行买卖及食物仍贵而不落，价钱如此无准，无不叫苦者，而市井则获利加倍。”

货币的价格浮动幅度非常大，而且速度很快，同一天的早晚银价就有所变动，可见晚清时期政府对于银价的控制十分薄弱，食物的价格高昂，换而言之就是百姓即将面临饥饿，而市井商人则从中获利，市场出现失衡。

经济不稳定的情况持续了一段长时间，王锺霖在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了银价波动的情况。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七日，银价继续下跌，“银价又落到十二千二百零”，同年，十二月三十号，“京中为官号之案，各银号皆收帖，以致银钱日紧，当铺亦不多当，即大票不过当十钱十千文，诸事因之愈难矣。”

银价发生波动的这个情况早在乾隆年间就有发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清政府，后来钱庄开始发行钱票，“钱票是一种信用票据，由钱庄、银号等信用机构发行。它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这段时间的波幅除了与清朝的法案有关，与战争也有关。太平天国时期，清军需要镇压叛乱、应付战争，因此军费大幅增加，“大量的军费使清廷难以支付，无奈之下只得许可各省自筹军需，'酌量各省岁入之多寡，定为分认之等差’。由此赋税征收的权力开始下滑地方，由各地督抚节制。”中央政府已经无法维持军费，甚至只能把收税的职务下放到地方督抚。

咸丰十年七月二十日载，随着外国军队步步紧逼，城内百姓纷纷到宝钞局取钱：

宝钞局现钞即发现钱，每钞乙千，发现当十钱八百八十文，外加钱小钱一百文，官号中取钱者不甚拥闹矣。

咸丰十年八月三日载：

午后到天桥北路东万隆小估衣铺，以当十钱十二千为梁内侄买来两截蓝绉夹袄一件，合铜小钱只两吊四百，足见买卖萧疏，无利亦售也，各铺多无雇主。

咸丰十年八月九日载：

银价一日数增，每两易当十钱十七八千文，如买银号之银则需廿余千一两，自私钱铺往往闭门而逃，官不令私开钱票，市中交易只有四天、八乾、十二官号钱票，官号中人早已亏空巨万，如非官人严查，早皆弃铺而逃。银价日贵，市人以官号票从他处换，当十现钱，只能换七八百文，而官号则须发九百六十文，因此争到官号取钱者自益多，拥挤争闹，弗能禁。官号中人无多存钱，则从外铺换钱应付众人，而每千钱须暗赔一二百文，逐日赔累不堪，则遇取钱者乃故迟不发，以延时刻，即发钱，则无论持票若干，只发一二千文。多有贫苦满汉妇女希官号可多取一二百钱即可多买食物，终日在官号呼号而不能到手者……银日贵，钱日贱，外来米面菜蔬因城门不便，观望裹足，食物亦逐日增价，各当铺早皆满架，此时有当无赎，因一概不出重价，值银一两之衣物，不过当当十钱数百，贫民穷宦益生无理矣。

这几段叙述直观反映了战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百姓欲逃往其他地方避难，纷纷到钱铺取钱，无奈有部分私人钱庄的老板早已弃铺而逃，百姓只能到官号取钱，但官号储备金钱不够，只好能拖则拖。物价也快速下降，除了米面菜蔬这些必需品之外，衣物也已经不值钱，市道萧条，顾客稀少。钱铺的不稳定性也在此时体现出来了，清廷对于民间私人钱铺的管理并不严格，铺户奸良不一，以至在关键时候铺户夹带私逃，加重了官号的负担，又令物价迅速上升。除此之外，当铺也是货物满架，并且此时是有当无赎，因为当铺已经出不起高价，所以变相市民只是把自己的物件低价售给当铺。

关于咸丰时期银价的波动的原因，王宏斌在其著《晚清货币比价研究》中提出，“无论是白银入超说，还是世界银价下落说，都未能正确揭示咸丰时期银价大幅度变化的原因。”在王锺霖日记中记录关于银价波幅的情况，在1859—1860，即咸丰九年到咸丰十年，当时是太平天国之乱期间，由此可知这段时间中令银价波幅的主要原因是战争。

战争和灾荒会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变成货币，把所储存的金银换成货币购买粮食，越来越多的贵金属流入市场，形成供大于求的情况，这样一来使得货币的需求增加，银价会下跌。“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安庆，顺流而下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一场金融恐慌，导致银价大幅度跌落……银票与银子的持有者纷纷到钱铺挤兑制钱，使'银价顿贱，军民无钱可换，市井日用突然不便’。”由于太平军连续攻克了重要城市，如安庆、南京，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就算是身处北京的居民也感到不安，金融恐慌也就发生，银价开始大幅度掉落。清廷为了筹集军费，除了下放赋税权力之外，也滥铸减重的小制钱，导致通货膨胀。

在战事逼近的情况下，对于货币的需求达到巅峰，百姓纷纷到钱铺和官号兑换货币。商业活动也因为物价上升受到影响，衣铺的衣服减价出售，典当物品的金额也十分之低。这就是由于货币失衡对商品经济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战争引起的货币流通规律的变化，以及战争厘金对商品经济的破坏，都能改变社会对银钱不同的变化，从而导致银钱比价的相应变化。”总结来说，日记中所记录的关于银钱兑换的情况，反映了咸丰时期的战争与银价的下跌有密切的关系，其次战争也破坏了当时的商品经济，使货币流通规律产生了变化。

《多元视角下的日记研究》

张剑 主编

定价：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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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王锺霖日记》一书主要收录了王锺霖自咸丰八年到咸丰十一年的日记，从中可以窥见晚清社会风貌。咸丰年间晚清社会面临着外忧内患，外有各国虎视眈眈，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加上吏治败坏等问题，这艘大船在风浪中摇摇欲坠，作者记录了战争如何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官兵如何滥用自己的权力去为难百姓，从而获取更多的金钱，晚清吏治败坏的情况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透过作者长时间对于经济波幅的记录，呈现了晚清战乱下各阶层的不同面貌，以及战乱对于货币市场的重大影响。作者重视时代变化，也细心观察不同地方的风俗民情，例如佛教在政府放任政策下所导致的僧人质素参差不齐，因此佛教逐渐变得世俗化、功利化。水屋工人风雨不改地到各家各户送水的描写，这是关于清代北京城内居民供水的详细史料。

除了晚清社情民俗外，日记中也记录了丰富的戏剧史料、清廷的行政程式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记载。《王锺霖日记》中所载史事，多是作者细心观察之后的记录，史料价值很高，既可以证史，也可以补史，可以作为晚清历史研究的文献资料。

注：本文选自《多元视角下的日记研究》一书，原题为：《王锺霖日记》中的晚清社会。

书影

组稿：小孟

排版：小孟

统筹：凤凰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