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绪容:《金瓶梅词话》“文人化”叙事管窥——从《金瓶梅词话》对《喻世明言》中“阮三”故事的改编说...

内容提要:《金瓶梅》被誉为“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但对其作为文人小说的性质、特点与价值,迄今尚缺乏具体探讨。

本文尝试通过《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含恨戳舌》中镶嵌的陈阮爱情故事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四回《闲云庵阮三偿冤债》相比较,从其叙事内容、结构、叙事方式与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的变化,来阐述《金瓶梅词话》的“文人”叙事特性及其具体表现。

关键词:《金瓶梅》 文人化  喻世明言 阮三故事
《金瓶梅》被誉为明代“四大奇书”之首,成书约在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借鉴《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敷衍西门庆与一妻五妾的家庭生活,再现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
因其摆脱了之前长篇小说基本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大体出于世代累积型创作的传统,而被看作是“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
然而,《金瓶梅》小说的“文人性”特点与价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呢?学术界对此尚缺少进一步说明。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即在于《金瓶梅》对前人作品的改编。《金瓶梅词话》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直接嵌入了大量前人之作,在《水浒传》之外,还有不少戏曲小说。
如《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八到一百回中韩爱姐与陈经济婚恋故事与《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卷三《新桥市韩五卖春情》、《金瓶梅》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含恨戳舌》中嵌入的阮三陈参政小姐故事(以下简称为“陈阮故事”)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四《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同源。
笔者曾在《从素材来源看<金瓶梅>的成书》[①]一文中,对《金瓶梅》中韩爱姐陈经济故事与《喻世明言》中《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加以详细比较,认为
“从《金瓶梅》的文字非常接近《喻世明言》的事实,说明冯梦龙极有可能对所收录的《古今小说》原本改动不大。
摆在冯梦龙面前的《古今小说》原本或底本,或许已经是很成熟的作品了。
这样,某些学者赋予冯梦龙的创作权,所谓思想的提炼、结构的调整、文字的修订等等,很可能要大打折扣了。”

这就是说,本文认为,“三言”保留了更多宋元话本的格局,冯梦龙改编的成分不大,尚属于集体创作而非文人独立创作成果。
本文即尝试通过《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含恨戳舌》中陈阮故事与《喻世明言·闲云庵阮三偿冤债》的改编,据其内容、结构、叙事方式与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的变化,来阐述《金瓶梅词话》“文人化”叙事特性及其具体表现。

《金瓶梅词话》

  一、故事内容的“文人化”   

《金瓶梅词话》把《喻世明言》中陈参政小姐和阮三这对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变成一个因色起意、苟且偷欢的情色案件,又借西门庆之口讲得甚为不堪。《金瓶梅词话》中“阮三”故事最显著的差异表现如下:
其一,故事题材的生活化。
《金瓶梅词话》没有去改编神话故事、人间传说,而是选择以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这就促进中国古代小说向生活化转型。
我们知道,生活化正是明清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走向“文人独立创作”的一大标志。
其二,故事背景的模糊化。
具体而言,《金瓶梅词话》与《喻世明言》中“阮三”初遇时的环境不同。
《喻世明言》叙陈参政小姐和阮三初遇在元宵之夜,“静夜月明如花”的环景衬托出爱情的纯洁美好。
其时阮三取出“笙箫象板,口吐清音”[②],陈参政小姐被“乐声飘渺、响彻云际”所吸引,虽未曾谋面,心已早生情愫。
待到阮三连续吹笙箫二十日之后,陈小姐抑制不住倾慕之情,暗中派丫头梅香请阮三公子进屋,匆匆地见了一面。
笙箫之乐,实际上做了陈阮的媒人,使这个情爱故事显得含情脉脉、意兴阑珊。
而《金瓶梅词话》则没有交代陈小姐和阮三初遇时的自然环境。这其实是一种“不写之写”,使故事的重心直接深入到“欲”的场域。
这既符合《金瓶梅》的主旨,又突出了西门庆粗鄙的性格特征。
西门庆介绍陈阮故事,说道:
咱这县中过世陈参政家,陈参政死了,母张氏守寡,有一小姐。因正月十六日在门首看灯,有对门住的一个小伙子儿名唤阮三,放花儿。
看见那小姐生的标致,就生心调胡博词、琵琶,唱曲儿调戏他。
那小姐听了邪心动,使梅香暗暗把这阮三叫到门里,两个只亲了个嘴。后次竞不得会面。[③]

而《金瓶梅词话》中阮三使用的乐器不是雅致的“笙箫”,而是明代中后期流行的胡博词、琵琶,阮三边弹俗乐器边唱俗“曲儿”(即流行的山歌小调),来“调戏”陈参政小姐。
“那小姐听了邪心动,使梅香暗暗把这阮三叫到门里,两个只亲了个嘴。后次竞不得会面。”
西门庆妻妾成群,还包占有社会上其他女人,既包括妓女、仆妇,也有良家妇女。
这样一个人自然是不相信男女真情的。
其三,人物形象的粗鄙化。
《喻世明言》中的阮三和陈参政小姐始终不脱“才子佳人”的性格特征。而《金瓶梅词话》大大丑化了《喻世明言》的阮三和陈参政小姐的形象。
阮三不是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而是好色成性的纨绔子弟,见了美貌的陈参政小姐便色心萌动,弹唱俗乐“调戏”她。
陈小姐也举止轻浮,全无大家闺秀的矜持之态,因阮三的挑逗而“邪心动”,甚至在初次见面时就和阮三“亲了个嘴”。
《金瓶梅词话》作者之所以刻意丑化陈小姐和阮三,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丑化西门庆的粗鄙形象。
西门庆贪淫好色、为人机警,对世间一切事物均以“利”“益”两字衡量。
因此,西门庆将陈阮爱情故事描述得如此滥俗,都是出于他既不相信自己与他人之间有真情在,更不相信世间有真情在。
由此而言,《金瓶梅词话》中的阮三和陈小姐形象实已超越了传统的才子佳人形象,比《喻世明言》中的阮三和陈小姐形象更富个性化,也更为深刻。
而人物性格个性化也是中国长篇白话小说文人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我们知道,故事题材的生活化、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又与当时心学流行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

《喻世明呀》

二、故事结构的“文人化”

《金瓶梅词话》与《喻世明言》设置陈参政小姐和阮三见面、定情以及阮三私会丧命等情节,在结构上差异不大,而在详略上则大相径庭。
在《喻世明言》中陈阮故事首尾完整,顺序展开,主要情节包括:
陈小姐闻笙歌动情、令梅香赠阮三金镶宝石戒指、陈阮初次见面、阮三相思成病、阮三好友张远谋求闲云庵王尼姑、王尼姑以戒指约陈小姐前往闲云庵相会、阮三私会亡身、陈小姐生遗腹子陈宗阮、陈宗阮高中状元、官至吏部尚书留守官、陈小姐守节受封。
在《金瓶梅词话》中,阮三故事是由西门庆讲给李瓶儿听的,篇幅甚短,仅略叙至西门庆判案而止。
如其中私会情节,《喻世明言》详叙阮三、张远、王尼姑、陈小姐等人谋划已久,其中女主人公陈小姐装困骗母亲应允午睡,写到:
斋罢,夫人见小姐饭食稀少、洋洋瞑目作睡。
夫人道:“孩儿,你今日想是起得早了些。”
尼姑慌忙道:“告奶奶,我庵中绝无闲杂之辈,便是志诚老实的女娘们,也不许他进我的房内。小姐去我房中,拴上房门睡一睡,自取个稳便,等奶奶闲步一步。你们几年何月来走得一遭!”
夫人道:“孩儿,你这般困倦,不如在师父房内睡睡。”
小姐依了母命,走进房内,刚拴上门,只见阮三从床背后走出来,看了小姐,深深的作揖道:“姐姐,候之久矣。”
小姐慌忙摇手,低低道:“莫要则声!”[④]

而《金瓶梅词话》却以一笔带过,写道:
薛姑子受了十两银子,藏他在方丈内,不期小姐午寝,遂与阮三苟合。[⑤]
两书中如此明显的详略差异,表明了《金瓶梅词话》与《喻世明言》的作者对陈阮爱情故事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作策略。
《喻世明言》详细记载了陈小姐和阮三为了这次难得的见面做了许多努力,体现了他们对待感情的认真态度。
在云雨欢会之前,作者还特意描写阮三对陈家小姐“深深的作揖”这一细节,体现出他们两人在爱情中的平等与相互尊重,因而易于受到读者的同情和理解。
尤可注意的是,陈小姐无论是初次约见,还是闲云庵私会都很主动。
她真心爱慕阮三,这也为阮三死后她义无反顾地守志埋下伏笔。
而《金瓶梅词话》中的西门庆把陈小姐和阮三的私会仅用一句“苟合”来加以概括,定性为一个粗鄙不堪的私通案件。
西门庆叙阮三为了达到与陈小姐偷欢的目的,与薛姑子密谋设下圈套,陈小姐则偶因午睡而落入圈套。
陈阮之间并没有真心实意的爱情,阮三死后陈小姐亦无终身相守之诚意。
《金瓶梅词话》中策划这次私会的主谋“薛姑子”,乃是一个只知贪图钱财而毫无佛性的不法尼姑。
总之,《金瓶梅词话》将陈阮故事大大简化,又略去陈阮爱情发生的过程,使得这个爱情故事的结构也变得相当粗糙。
当然,《金瓶梅词话》作者的略写也是自有其深意的,恰好衬托出西门庆言行性情的粗鄙。
从这些细节来看,《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善于操控全书的人物与故事,以服务于一个统一的创作意图。
而全书结构的统一协调也正是中国长篇白话小说文人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三、叙事艺术的“文人化”手法

《喻世明言》是文人改编的白话短篇小说,也称“拟话本”,其叙事者、叙事声音与叙事视角都亦步亦趋模仿了话本。
冯梦龙的“三言”在叙事上也模拟了严格的说书人口吻。
这个“说书人”在给我们讲述陈阮爱情故事时,采用了全方位的全知视角,他能预知故事的前因后果,也能透视人物的言行心理。
在“说书人”的口吻之下,陈阮爱情故事层层展开。
阮三和陈家小姐作为才子佳人故事的男女主角,他们从一见钟情、相思成病,到私下结合。
阮三且在私合时一命呜呼,可谓为爱而生,为情而死。陈小姐也有情有义,有贞有烈。
她在闲云庵私会之后,便将阮三看成自己的丈夫,阮三去世后,绝不改嫁,定要从一而终,俨然一位贤妻。
小说特意安排了陈小姐怀孕生子的结局,以此延续他们的感情。
陈阮两家父母也都支持陈小姐守节,抚育儿子高中状元。
总之,由于《喻世明言》是文人的拟话本,基本不脱话本的叙事模式,由“说书人”充当全能叙述者,而作者作为真正的叙事人反而隐藏起来了。
但《金瓶梅词话》作为文人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在改编陈阮爱情故事时已基本脱离了话本的叙事模式。
《金瓶梅词话》采用了限知视角来讲述陈阮爱情故事,具体由西门庆来叙述。
在《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作为一个天天审案的法官,以司空见惯的平淡口吻道出陈阮这对苦命鸳鸯的结局:
依着夏龙溪,知陈家有钱,就要问在那女子身上。便是我不肯,说女子与阮三虽是私通,阮三久思不随,况又病体不痊,一旦苟合,
岂不伤命?那薛姑子不合假以作佛事窝藏男女通奸,因而致死人命,况又受赃,论了个知情,褪衣打二十大板,责令还俗。
其母张氏,不合引女入寺烧香,有坏风俗,同女每人一拶二十敲,取了个供招,都释放了。若不然,送到东平府,女子稳定偿命。”[⑥]

在西门庆口中,所有陈阮故事的相关人员毫无人性的光辉。
阮陈两位青年男女,只为贪一时之欢,并无爱情可言。
阮三父母罔顾事件的前因后果,只因儿子阮三死在陈小姐身上,便将薛姑子和陈家母女告上衙门。
山东提刑所千户夏延龄(字龙溪)因为觊觎陈家钱财,便要追责陈小姐。
而那位被正妻吴月娘指责“贪财好色”的西门庆(第五十七回)反而展现出微弱而难得的良知。
照西门庆的说法,若不是他“秉公办事”判陈阮系“私通”,仅依律将陈家母女“一拶二十敲”,从而保全了她们的身家性命,使之逃脱“偿命”的结局。
别有意味的是,这个故事主角阮三、陈小姐与讲述人西门庆、听众李瓶儿存在深厚的关联,尤其在私合成婚、财产聚散、生死存亡等方面互相映照,在故事内外互为反讽。
《金瓶梅词话》在此充分发挥了限知视角的妙用,而限知视角也正是中国长篇白话小说文人化的重要特色之一。
口述阮陈故事的西门庆本人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性呢?这可以参考《金瓶梅词话》中更低级别的叙事人亦即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叙述。
在作者笔下,西门庆在讲述陈阮故事之前,他作为山东提刑所副千户,那几天正在审理门下伙计韩道国妻子王六儿与小叔韩二通奸案。
西门庆接受好友应伯爵的请托,又为照顾韩道国的面子,先抹去此案主角王六儿之名,只将韩二羁押,又把为首捉奸的几位街坊无赖子弟下在牢中。
无奈之下,那帮无赖子弟凑足银子,辗转通过西门庆宠妾李瓶儿说情。
为西门庆生下独子的宠妾李瓶儿,晚间待丈夫下班回家探视小儿之机,请求西门庆别重打这些犯人,一来呢打的雌牙咧嘴的不好看,二来呢也要为儿子积德。
西门庆回说:“衙门是这等衙门,我管他雌牙不雌牙。还有比他娇贵的[⑦]”,于是就顺口对李瓶儿述及“阮三”案。
西门庆插入阮三故事,冠冕堂皇地向李瓶儿表明“官府惜不的情”,似乎拒绝了李瓶儿的求情。
而在西门庆叙述陈阮故事的次日,他一到官衙便央及夏提刑“将就”,不由分说便把那帮无赖子弟连同韩二一起放了。
可见,西门庆不仅讲人情,而且对原告被告左右逢源,其徇私枉法手腕比上司夏延龄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到后来,他又利用手中的钱和权,将王六儿收为外室。
西门庆口中为自己罩上一丝良知的面纱,被另一层次的叙事人即作者无情扯下,由此更深刻地暴露出他的粗鄙贪弊,揭示出当时社会人性的黑暗。
这个故事的改遍完全符合《金瓶梅词话》全书的创作意图与意识形态,都指向了对黑暗人性与腐败社会表现出的高度绝望。
 

《金瓶梅》连环画

小  结

如前所述,《金瓶梅词话》在改编《喻世明言》中《闲云庵阮三偿冤债》这一故事时,在内容、结构、叙事方式乃至意识形态上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操控。
其结果,不仅让这个故事在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含恨戳舌》中衔接自然、叙事巧妙,而且深入揭示了小说主角西门庆等人的粗鄙贪婪之性,同时体现出作者“兰陵笑笑生”在思想内容与叙事艺术上的独特个性。
当然,这个小故事只能从一个很小的侧面来体现《金瓶梅词话》的“文人化”性质。
如果要深入研究《金瓶梅词话》全书在内容和艺术上,究竟怎样由时代累集型创作向文人独立创作转变,而且在这转变中形成了怎样的特点,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需要全面考察《金瓶梅词话》对《水浒传》、《西厢记》等其他小说戏曲的改编。
这些被《金瓶梅词话》重点借鉴的作品反映的问题更为全面,也更为丰富和复杂。

本文作者    杨绪蓉 教授

[①]杨绪容《从素材来源看<金瓶梅>的成书》,《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②]《古今小说》第四回《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冯梦龙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天许斋本,1993年版。
[③]《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含恨戳舌》,明万历刊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④]《古今小说》第四回《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冯梦龙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天许斋本,1993年版。
[⑤]《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含恨戳舌》,兰陵笑笑生原著,明万历刊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⑥]《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含恨戳舌》,兰陵笑笑生原著,明万历刊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⑦]《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含恨戳舌》,兰陵笑笑生原著,明万历刊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2019(石家庄)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0,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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