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新江口

街道上到处都是好消息。

作为松滋的县城,新江口不大,机械厂巷子更窄,巷子道边,隔几米远就停靠着一架小三轮,三轮后厢货物上一律架着功率不大的手持扩音器,扩音器里翻来覆去地播放着:“好消息!好消息!野生鲫鱼野生鲫鱼,10块钱5斤,好划得来!好划得来!”另一架车上也在念叨着:“好消息!好消息!秭归的脐橙,10块钱三斤,好甜好甜!”有时候逢着时令水果上市,一整条巷子都是带着地道松滋话的声浪:好甜好甜!好好契好好契(吃)!

县城人多,生意就好做。住在乡下农村那会儿,邻居家的儿子,身材魁梧,孔武有力,干完农活后,多半会在农闲时到县城做点副业,比如做点水泥工,跟着瓦匠、木匠或者水电师傅打打下手之类,工钱随做随结,手头活泛许多。房前屋后,柚子柑橘熟了,有什么多余的蔬菜,或者捞鱼摸虾的收获,他就骑二八载重自行车,后座架一对竹篓或蛇皮口袋,托着远远地骑到县城去卖,去时一身露水,回时满面春风。

那时候人小,出门少,觉得不远的桃子岭集市就是赶街了,而陈店公社,有馆子,有邮局,有乡政府开会的大礼堂,甚至还有露天电影院,简直就是心目中的繁华闹市了。县城也去过,倒不是感觉特别震撼,街道屋舍楼宇,多半还是朴实灰暗,只是觉得很疏离隔膜,有壁垒感,很森严的那种味道,似乎我永远只是那里的穷客人。新江口、新江口,是县城现在的名字,遇着有老人念它的旧称:划子嘴、划子嘴,我便会在这种戏谑的叫法中获得一些心理平衡,是啊,县城以前,不过是江边等着划划子(小渔舟)打鱼归来的小渔村。

最初对县城的印象,是漫长而溽热的暑假,清晨早早醒来,街道上洒水车拖着变调的“东方红”乐曲在洒水,然后是卖冰棒的人在十字路口起劲地招徕生意:冰棒啊!冰棒啊!绿豆冰棒啊!又冰又甜的绿豆冰棒啊!

那时候,每到暑假,姑姑就会接我们去她家里做客。姑姑是县城一家小学的老师,姑父是机械厂的工程师,机械厂是矿山机械厂,是县城除了白云边酒厂最大的国营企业。机械厂有自己的食堂、自己的浴室、自己的幼儿园,当然也有自己的职工宿舍。姑姑他们就住在职工宿舍里,是两室一厅带厨卫的套房,不大,五六十平米的样子,姑姑家两个孩子,加上我们去几个客,全部都是打地铺休息,虽然没有空调,但房间里有吊扇,细心的姑父会预备冰镇的瓜果、冷饮之类,不觉得热,倒觉得别有一番趣味。

房子不大,阳台自然更小,聊胜于无吧,只是阳台上生机盎然的牵牛花在阳台栏杆上,盘旋缠绕,藤蔓间开出色彩艳丽的喇叭花,让人觉得,即使这逼仄的现实,望出去,也有无限的美好。

初中是在镇子上读的,中考是去县城里考的,一班人,站在东风140车厢后面,迎风飞扬,意气风发,像是赴京赶考的举子,连县城也被我们轻视和超脱其上了。成绩出来后,一则是读松滋一中,一则是读松滋师范,还有一个是沙市一所中专。我想都没想,直接选择了读中专,什么中专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越过县城,去更大的沙市。

总是这样,你见过更大的世界,更壮观的风景,更远的远方,装满繁盛他乡的你,归来时,就会把你以为曾经压抑你、排斥你、抗拒你的许多事物,看轻、看小、看淡。那时候,每次放假从沙市回家,即使衣衫褴褛、手无分文,路过新江口时,内心里也是充满了对这个小县城的优越感。

是啊,松滋百货无论装修多现代,都比不上沙市商场的摩登;云中舞厅或者百乐门歌厅,哪有沙市月亮楼的纸醉金迷;松滋民主路也热闹,却被沙市北京路甩出几条街。和沙市荆江大堤面前的长江码头相比,松滋确乎只是青峰山下,一座小小的划子嘴了。

毕业上班、结婚成家、派驻企业、脱产培训,直至孩子进入她理想中的县城“机关幼儿园”之前,兜兜转转十多年,我一直是县城的过客。中专毕业后又回到了乡镇,我和老婆恋爱、成家。我们的结婚照,也是经过新江口,远远跑到沙市“皇宫”影楼照的,似乎生活于无论多落魄的现在,梦想都会超越县城之上。那时候,乡镇上班的日子平静、稳定、安详,有宿命的意味,似乎就这样终老此地,也是一种不错的命运,县城嘛,去与不去,简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而生活中的改变,多半是被命运左右着、裹挟着、催促着,一路歧途。就像那个毕业后没有去纺织厂报到,而是提着行李去乡镇坐营业柜台的夏天;就像心灰意冷、自我怀疑,如同职场的弃子一般时,却被脱产培训、抽调、派驻、安排而身不由己。

2000年时,我调到县城新江口上班,然后生活。上班是上班,而称之为生活,是在把孩子从乡镇接到县城上学之后。人生浮躁,孩子是一块明矾,让人沉静。当然,我本不是一个热衷应酬交际的人,陪着孩子,是我逃避社交的借口,也让我在这个小伙伴的陪伴下,去认识、去熟悉、去探究,这座县城的隐秘桃源。我们去江边的沙滩上,玩沙堆、放风筝;我们去玉玲小区,带孩子骑自行车;我们去工人文化宫去画画;我们去石板坡弹古筝;我们去市民广场坐电动车、坐海盗船;我们去大桥那边树林里郊游;我们去松滋河堤上,吹风,照相。和孩子在一起,这又老又旧的新江口,也是亲切的、生机盎然的。

2004年春天,我接到了前往荆州报到通知,这是朋友和家人庆幸的事情。然而,新江口已经变得无法舍弃,我开始了双城生活。人生有无数种可能,而我们一辈子只能踏入一条小溪,然后陷入对另外那些河流的想象。其实,生活有什么值得庆幸或者叹息呢,我们总会在沧海桑田后,殊途同归。就像多少个青春的游子,远行多久多远,年关的时候,车票的终点都写着同样的地址——新江口。

静心看来,新江口不太适合作为一座城市。从地形上看,除了挨近松滋河边的一条民主路外,新江口就是一座绵长起伏的山包,从西望东数,白云边坐落的青峰山进门就爬坡;人民医院的石板坡几乎是90度的陡坎;县委机关进去后,层层叠叠,一步一级,几乎就是建在山坡上的瞭望塔,不过隐含着阶级和上层的意思;五一路的顶上,喘着气登上去,是松滋气象站,倒也得天独厚;再往东几步,就是著名的陡坡域了,说著名倒不是名胜古迹之类,而是陡坡域除了坡陡之外,坡边就是县城最大的火葬场,火葬场的焚化炉烟囱,日日月月,飘扬着焚化尸体的烟尘。不唯新江口的人,连整个松滋的人,都熟悉一句充满调侃的禅语:穿点想,好点吃,吃哒好上陡坡域。

新江口这座满是陡坡的山包,经过多年的改造,道路宽了,坡道缓了,只是地形无法改变,所以县城的十字路口,多半高低起伏,红绿灯也多半建在坡顶,这种设计简直是新手司机的噩梦,对于他们,一个信号灯,就是一个坡道起步,新江口的红绿灯几乎就是一个个坡道起步的考场。

每个松滋人都有他心目中的新江口,就好像是每个市长有每个市长心目中的新江口一样,新江口也便成为几年一任领导手下的蓝图。有向南发展,占一整片农田,建了一整座厂房后,荒废了多年的小家子气;有向东发展,过桥到县城的江对面设立城东工业园,只剩下白云边一家独大;有向西发展,铲平山头,建起高楼,把整个市委市政府机关抢在禁令之前,搬到了壮观开阔、气势恢宏的市民广场。而现在,新江口有了财大气粗的白云边加持,加之有了地区规划局下派的领导坐镇,整个县城东西南北,四面扩张,面积上几乎是再造了几座新江口,而等级上简直有鸟枪换炮、日新月异之感,新江口,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划子嘴了,甚至也不只是新的江口,现在的新江口,是山水绿城、工业新城、口岸江城。

新区空旷又充满生机,刷黑的柏油马路又宽又平,错综迷离,连本地司机一不留神,都会在家门口迷路;而新建的小区鳞次栉比,每一个村子里的、乡镇上的家庭,都计划着筹集多年的血汗钱,在新江口买一套房子,都计划着把孩子送到新江口的黄杰小学。

我有时候感觉,这靠农田的稻谷、棉花,靠几十万村子里的人们的微薄收入,靠生长在乡村的孩子成年后总难免远赴他乡打工,供奉的县城里的繁华和热闹,背后是越来越深的空洞和脆弱。

每到周末,我会从工作地荆州,坐车从新通车的一级公路回县城。世间变迁,这座县城,新或者旧,大或者小,变或者不变,已经不重要。人近天命,县城对于我,说它是人生后花园,是人生归宿,不免有些矫情了。不如很平常地说,新江口,这座县城,是我无论出走多远,都心心念念想着的,必须回去的,那个家。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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