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史料“三世说”——《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十卷本》读后
《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十卷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按：近日获读上海书店出版社新版《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共十卷，收笔记三十七种，六千余页，近四百万字，颇见其厚重。其中大部分曾翻检，部分曾精读。回想往昔集中阅读近代笔记史料之时，已匆匆十余年，此次重拾，如面晤旧雨，不免也生出一些新思。
笔记作为一种文体或者史料，在今天看来，大概并不太为人熟悉。这当然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时代的变迁，现今一般民众的生活中，是基本接触不到这样一些文字的（有例外，之后会提及）。相应的，读书人或者学者，又基本不再以这样的方式去写作，否则且不说教职，可能学位都难以获得。所以只存在于过去，如今不太易见，且不太有参照物的东西，理解起来的确不太容易。另一个涉及时间线索而更具有结构性的变化，在于现代学科的形成后，割裂了传统的书目学术体系，不同内容的笔记会被切割分到各个现代学科中。此前说到的一些例外，主要就是被归入文学领域的一些笔记，以三言二拍、《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为代表的，或许顶着“文学名著”的招牌，或许选编入语文教科书，在普通人里有着一定数量的阅读者，当然这些阅读者很可能也不清楚此类书籍的笔记属性。
其次，由于其自身特点，笔记的面目本来也不那么清晰，在今人看来更是如此。从形式上来说，笔记没有诗词曲赋的格律限制，也没有章回小说等主题上的连贯，更不似公文因涉及具体事务而有相应的流程规范。从内容上来说，笔记又显得包罗万象。即便从最简单的“望文生义”字面意思来理解，笔记也是比较不亲近读者的。就拿当代的几套笔记丛书的命名来看，或如上海书店社这套称之“史料笔记”，或又有称之“笔记史料”，另有别种形式相类者，或称之“笔记小说”，或直接称之“笔记”皆有。至于每种的名称，则更是各种斋号加上“笔记”“札记”，乃至“丛脞”“脞录”“摭忆”等现代汉语中不太出现的词汇，很难让读者预判其中的内容，容易产生疏离感。相比之下，某某日记、文集、往来书信或者公文、报刊就比较容易一目了然，尽管现在电报已经不复存在，将来报刊等可能也有一样的命运。
正因为如此，笔记作为文体，基本上在大众的视野中消失，而作为史料，根据自身的经历，不少历史专业科班出身的本科生甚至硕士生都闻之茫然。
笔记一体，根据来新夏的观点“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正如他所言，笔记出现在汉魏，当时无论从字义还是文体来说都算方兴未艾。从一开始，笔记大抵就具有了“散”和“杂”的特性，在成为一类之前，“笔记”一词即表示与诗赋相对之无格律文字。若以后世的四部分类法看，笔记则较近于子部文献（此处承同事罗琴教授提示），抛开对于先秦诸子的固有印象，《吕氏春秋》之类篇幅较长的书籍与后来的笔记观之相差无几。以今日的标准来看，两汉魏晋之间，类似《十洲记》《搜神记》之类的志怪笔记和《世说新语》之类可作为史料笔记的文献已经出现。至于唐宋明清，则笔记蔚为大观，内容上也千差万别，或可谓包罗万象。当然，从广义上来讲，一些今天被视作学术札记的著作，或也能包纳进笔记之中，这些札记相较而言，无论是内容还是条目都更有条理和统系。
尽管笔记一体包罗万象，但可能正因为此，既“散”又“杂”，且从其起源来看，即与志怪和传说脱不开干系，故而当笔记作为一种史料的时候，往往和所谓“稗官野史”联系在一起，被看做级别比较低的史料，可靠性不太高。以至于有些初学者，被告诫或自觉地不太敢用其进行说明分析，害怕自己的文章一旦使用这些材料，就被认为是段位比较低者，其实大可不必。因为笔记中大量神秘主义或因果报应的内容，在今人观之，确实可能不具有事实上的真实性，不过倒是也有思想史层面或人心层面的真实性，可挖掘之处非常丰富，此处不赘。
即便抛开这些阴阳五行、往生轮回的部分，笔记所载“故事”的真实性也常被怀疑，这可能是缘于对笔记内容多为“道听途说”的固有印象。所谓“道听途说”，当然多指市井故事、坊间传言，但若细究之，何人所说，闻于何道，恐怕却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印象中，清代不少今天看来带有志怪色彩的笔记故事，作者叙述完结后，常常会有这样一个表达：这是听某某所说，某某一生谨慎，故而大抵不虚云云。这样的表达说明，一些作者在讲述完光怪陆离或匪夷所思的故事之后，是会有意识地去介绍故事信息来源，即前谓听道上何人所说，而且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度，要将此人说得非常诚实严谨。笔者没有专门研究，不知这样的表达是否与清代朴学的征实风格有一定关系。不过此类情况的确可以引导出进一步的思考，即不简单将“道听途说”视为一种否定性的标签，而去深究笔记究竟如何“道听”，这实与历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暗合，即史源。史源一学，大成于陈援庵，可能更多地强调从历史文献出发，寻找某一段材料或者叙述的“史源”及流衍变化过程。如果能拓宽思路，是可以带着这样的意识和敏感，去上溯笔记的内容来源。一方面，近代笔记史料的数量相当庞大，互相之间常常有“借鉴”之处，这当然是比较接近以文献对读求“史源”的固有作法。另一方面，不少笔记所载内容是独一份的，并不能从其他文献寻得线索。因此，考究乃至推断其信息来源和传达方式，或能对其可靠性问题有全新认识和更细致的判断。
春秋公羊学中有着著名的“三世说”，其源即《公羊传》中出现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一句。后董仲舒将此“见、闻、传闻”作为三等不同的时代，去平分《春秋》。此后从东汉何休到清末康有为，“三世说”经过多番演绎，与治乱及各种社会性质勾连，读者必不陌生。若单单以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作为时段划分的话，可以发现，这是以孔子作为参照标的作出的。简单来说就是孔子“作《春秋》”（《 孟子》语），书中最后的部分正是其所生活的时代，为所见世；再往前则是未见而有所闻，为所闻世；最早的部分则只有传闻流播，为所传闻世。
如果不考虑高奥的经学大义，回到之前对于笔记“道听”问题的考究上，所见、所闻、所传闻正可以被借鉴为史料史源判断的一种标准。约略判断之：同光人写同光事，某地人写某地事，某衙门人写某衙门事，大抵可以被视为“所见世”；同光人写道咸事，某地人写邻地事，京中人写宫中事，又可被看成“所闻世”；至于同光人写康乾事，又有天南海北、漫无边际者，或只能当作“所传闻世”了。当然，正如前述，清代开始不少笔记中也会给出消息来源，或曰亲历目睹，或曰闻自某某，或曰据传乃至不言消息所自。相对而言，这三世的可靠性是依次递减的。
“所见世”，最好理解，主要即笔记作者的亲身经历、观感。比如《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一》收入金梁撰《光宣小记》即可佐证。庚子之变后，因为《辛丑条约》的所谓“惩办”条例，京师不能举办科举考试，就把原先在京举行的会试移到河南开封贡院。金梁亲历此事，前往开封考试，其《光宣小记》中记述这次考试并拜谒房师、座师时的言谈，大抵可作为该年会试的“所见世”资料，亦可作为房师、座师的人物侧写使用。况且，金梁自述《光宣小记》是“检旧篋得昔年日记数册”择录而成，则更说明其来有本。有些笔记未必是记录一人一事，而是作者对于其所生活时代的现象描绘或总结感悟。比如汪康年在《汪穰卿笔记》
中曾谓：记者喜以“拿破仑不畏三千枝毛瑟枪，但畏一纸日报”之言沾沾自喜，而实际上根本没有此效果，仅仅相当于竹杠一杆（吴语中敲竹杠即敲诈讹钱之意）。汪康年自己就是报人，如此激烈言辞想必是对报界一些同仁所作所为较为失望，即便带有有怒其不争的夸大，却同时也能证明上述所谓拿翁言论在当日的流行。
汪康年（1860年1月25日-1911年11月4日）
《汪康年师友书札（1-4）》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出版
“所闻世”，主要是指笔记所述内容有着明确的消息来源，而此来源当为亲历亲见者，“道听”只隔了一层，而说者又有切身体验和观察，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对可靠性有所判断。比如《梦蕉亭杂记》的作者陈夔龙，本是荣禄的心腹，后又攀上庆亲王，笔记多有荣禄亲口告知的同光间朝局内幕和大臣倾轧之事。当然荣禄作为亲历者，又与陈关系亲密，能较为详细地告知内情，信息来源比较直接，但同时也存在言者有选择性地说和听者为尊者讳地记的情况。此时就需要一些其他材料来佐证这些事情，或者根据陈夔龙的表述来判断。陈氏总体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所以有些故事并不直说人名，而是用类似“南中某侍郎”之类代称，尽管须辨明此究竟为何人，但是却也说明其充分考虑到了影响，事情本身或许更为可靠。与之相仿，《古红梅阁笔记》
的作者张一麐，曾长期作为袁世凯幕僚，袁对其也较为器重，所以笔记所载袁世凯所言，可能也比较可靠。
陈夔龙（1857年—1948年）
张一麐（1867一1943）
《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辑自民国期刊《人文月刊》于1998年出版，本次与张一麐《五十年来国事丛谈》合刊收入《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二》
“所传闻世”，相对而言情况比较复杂，而且大部分笔记内容可能就属于此类。或者不写信息来源，或者不知是经多少口舌的坊间流言，又或者东拼西凑，为了吸引眼球故作惊人语。在阅读笔记的过程中，大抵会发现，有些作者或是小说家之流，或是边缘报人，显然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来源，但说起宫闱秘事或朝堂内情，往往如身临其境，描摹似惟妙惟肖，细至一举一动皆记录在案者。这样的笔记可能就与所述之事没有多大关系了，只能反映某小说家某报人喜欢这么写，而此等写法又受市面上的读者欢迎，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史的材料了。当然，另一种笔记，虽说从直接的消息来源而言，也算是几手传闻，但作者往往接触了大量的相关史料，甚至有些笔记已经具有一定的研究性。其中最著名者大概即是陈寅恪都称赞不已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自然不能以“所传闻世”框限之。
《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出版
笔记一种，“散”“杂”而包罗万象，实是研究历史的绝佳资料宝库。当然，如何研判和利用其中所载，情况也异常复杂，绝非有几条简单的标准和则例可以尽述，而须逐条考证明辨。此处想说的只是，千万不要因为笔记“道听途说”的属性而一概否定之，而恰恰应该从“道听”问题入手，增加一种辨析笔记史料的角度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