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陶信成

人道岁月无情，我说岁月无痕。一位我的同乡、同行而且同龄的好朋友，在离跨进耄耋门槛仅仅一步之遥的时候，竟然悄无声息地地告别了他在数十年中每天走过的北京安华桥，告别了他当年千辛万苦与同事们建成的北京出版社集团大楼。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喜爱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结尾的四句话，但每次引用时却总是充满伤感甚至悲哀之情。如今我又将这句话用在老陶身上，他的确是走得悄悄，要不是北京出版社的老朋友杨晔向我通报噩耗，我还以为他在新婚没有多少年的年轻妻子陪同和照顾下，依然健康而快乐地安度晚年。

2021年5月8日，老陶罹癌而仙逝，80年的春秋岁月被一笔抹杀了，在大多数北京版人、绍兴老乡心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新一代或两代的北京版人，不知道陶信成其人其事情有可原。然而倘若绍兴老乡，不管少长尊卑，把陶信成这个名字忘了，我以为有失感恩之情，须知老陶在位时为家乡做了不少工作。

老陶活得艰难，死得痛苦——按常识，胰腺癌晚期是使患者十分疼痛的病魔。

我与老陶可谓“老”朋友了，我们的友谊源于“乡”，缘于“书”。初次见面的情景至今还犹在眼前。

文革之后，大江南北掀起建设四化和改革开放热潮，激活了死气沉沉的江南一隅，唤醒了呼呼大睡的古城绍兴。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环境下的小国寡民，亟需寻求项目，寻访人才，寻觅信息，寻找“关系”。于是乡音和乡情如春风般地吹进京城，一批批来自家乡的创业者络绎不绝地北上京城。与此同时，一股更大的“越旋风”到达了——绍兴市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正式在京挂牌成立，首任主任李春林肩负重任，不辞辛劳地奔走于京城各地，终于召集到一群百余人的各行各业人才。

借助于李春林建立起来的老乡联络网以及联络处这一平台，使我认识了曾经同饮一湖水如今又同在一座城的绍兴人。而其中的一些人，如北京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封明为、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陶信成，后来成为与我经常联系和互相帮忙的朋友。在李春林的倡议下，在京绍兴老乡一致赞同和支持出版一本名录。当他前来与我商量具体出版事宜时，我提出以《奉献在京华》为书名，主编由李春林担任，我和陶信成两人任副主编。此书免收书号费在我主持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编辑过程中，我与老陶多有联系来往，两位版人遂成好友。

在我退休以后，决定华丽转身，开辟蹊径，向新的航程扬帆起航。我心中的新航程就是静下心来闭门写作，拾起和实现我儿时的梦想。诚如我在2000年2月6日写的《春节归里》小诗所言：

人生能逢几多春，离别家园四十年。

游子非复识途马，故地皆是陌路人。

混迹京城步蹒跚，涉足文坛途漫漫。

一事无成霜发繁，留得余勇追逝年。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策划并征询不少行家和朋友的意见后，我提出了一套历史散文书系《江南佳话》为选题，这套书集吴越文化之大成，以江浙沪名城千古风流人物为主题，包括《西湖佳话》、《古越醉话》、《秦淮夜话》、《苏锡雅话》、《维扬韵话》等五册书。

选题已定，我却是怀着忐忑不安的惶惑心境：仅发表过十余篇小文章的无名之辈，能驾驭手上的“派克”笔（当时连电脑也不会）写出一部称得上作品的书稿吗？既非文学家更非史学家，哪家出版社能接受我自称的“历史文化散文”？何况选题还是五本书。

不出所料，跑了几家知我“大名”的出版社，去推销我的“货品”。但各家只认我曾是出版社长却并非文化学者，连书稿都一眼没看，就客气地婉言谢绝。情急之下，我猛然想起老陶。老陶客气地接待了我，听说来意后并未予以回绝，在认真地翻阅了一遍书稿后说：“史料丰富，文笔流畅，把历史写成文学作品，大大增强了可读性。”他并不忌讳我的“身份”，在作了初步评价后说：“老谢，我先收下书稿，再与有关编辑商量一下后通知你是否同意出版。”

或许应了“吉人天相”这句话，在《江南佳话》出版中，文史编辑部责编杨晔和她的同仁以及编辑部主任杨良志，对我的书稿都表示赏识和支持。于是经老陶批准，使我这一套丛书得以顺利问世，而且出版社美编室主任还亲自担任封面设计。当丛书出版后，我手捧那一本本印有我名字的心血之作，看着那一幅幅古朴、苍茫、缥缈的封面画图，想起那一幕幕从印刷到发行流程中亲历的艰苦过程，眼睛不禁湿润了。

与老陶再次合作，是为了家乡越文化研究会的一套大丛书的出版。1988年4月，绍兴县文化局长李月兔率领绍兴小百花越剧团首次晋京演出时与我相识，从此与他任所长的绍兴越文化研究所（越文化研究会）结下了缘。在我在任期间，曾为研究会出书提供过一些书号，但当退休之后就无能为力了。一次返乡时照例受到研究会的宴请，席间李月兔希望我帮忙解决一套工程巨大、意义深远的《绍兴名士家世丛书》的书号。于是我又想起已经担任北京出版社总编的老陶，并当场拨通了电话与他商量，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

1994年的一个上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吴小昌来到我办公室，向我提出一起合作出版一部《中国当代油画名家名作选（中央美术学院部分）》（后改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油画》）的想法，由他和油画家李玉昌负责物色遴选著名油画家的人选和画作，希望我负责画册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一部百年油画史巨著，不仅是对中国油画发展的总结，更是填补了美术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

然而按吴小昌的宏伟规划，要出版这一部包括三卷六册的巨著难度极大，单是经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尽管有张仃、黄胄、吴冠中、廖静文、侯一民、钱绍武、闻立鹏、邵大箴、彦涵等著名老画家的支持，然而巧妇难为无“钱”之炊啊！

筹备时间拖了多年，我先求助于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力图说服他们投资出版这套巨制，他们再三犹豫和研究，但终因投入过大而遭否决。此后我又找到老陶，不过投入实在过大，老陶也不敢贸然点头答应。对此作为名誉主编的吴冠中十分着急，曾二度通过和我很熟的董希文女儿董一沙，了解画册出版进展情况并催促我抓紧，囊中羞涩的我也只能无奈地应允和应付。

正当山穷水尽之际，我的台湾朋友、企业家江英村与其合伙人，同意出资50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凭着这笔启动资金，老陶终于说服了本社其他领导，同意作为这部巨著的出版方，一部包括三大卷六分册的油画史册巨制《二十世纪中国油画》终告完成。画册问世后，文化部艺术司、中国油画学会和北京出版社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出版庆典和首发式。

虽说是“乡”源、“书”缘，作为“老”版人的陶信成老陶对我这个“新”版人的帮忙更多，我特别感谢他对我第一套处女作的肯定和予以出版。这套丛书在1999年11月出版后，20余家北京和江、浙、沪的报刊都发表了书评，中央电视1台、3台也分别做了介绍，特别是著名散文家冯亦代和人民日报社老社长秦川两位文学、新闻界耆宿，分别为《新闻出版报》和《解放日报》撰文作评。冯亦代的文章更被《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和（上海）《大江南北》杂志等数家媒体转载。责编杨晔还特地以《冷艳的雪——关于“江南佳话”丛书絮语》为题，在《北京青年周刊》上发表了评论文章，虽非名家点评，却更发自肺腑。

有了旗开得胜的第一步，为我在后来的写作生涯奠定了基础。当我给老陶发去感谢的短信后，他以“厚积薄发”四个字的复信涵盖了祝贺之意。后来我在北京出版社又出过几本新书，去该社时常有机会与老陶见面，之后就少了，只是逢年过节通过短信相互问候，了解一些彼此近况。2010年2月12日，老陶发来短信说：新年快乐，合家安福。陶信成在杭州提前向您拜年。原来杭州是他岳父母家，但此后没有几年，他的杭籍妻子离他先走了。

在出版社林立的京城，唯有北京出版社是北京市的独子，财力充足，资源丰富，是其他出版社尤其在80年代蜂拥而起的“后起之秀”所望尘莫及。在出版社改组为出版集团之后，其实力更是非同一般，因此出版社陆续出过不少好书。老陶深知我这个老夫子爱书，每次见面时总赠送我一两套精品，我也一直将它们摆放在书柜最醒目的位置，不时翻看阅读。三四年前在未雨绸缪安排身后之事时，我把这些图书连同其他很多藏书，一起捐赠给绍兴图书馆了。

老陶较少参加北京的老乡聚会，几次家乡领导来京团拜活动，他几乎都没到场，因此我也难得与他见面。2018年末的团拜会，我因事没有出席，从老乡盛智龙那里听说，老陶竟去了，而且还带着他的年轻夫人一起参加，还在会场上找我。错失一次见面机会，我想下一次老乡聚会他一定去参加，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见面畅谈一番。没想到2019年底的聚会，我去了却不见老陶的身影。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我始终认为总有一天会与老陶见面，顺便也认识一下他的新夫人。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却使我与他阴阳两隔，从此有久别而不复有重逢。更令我深感遗憾的是，连最后向老陶告别为他送行的机会，也没给我留下。

仰天长叹空悲伤，对月祈拜送友人。老陶，我的同乡、同行、同龄人，老谢只能以一篇祭文纪念你，哀悼你。愿你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