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有多难 ——从出两本书谈起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绘制这张宏伟蓝图之初，躬身实践，亲自邀请两位世界级工商巨子——香港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和美国的石油大王哈默，来中国看一看并帮助中国建设。
此后不久，当两位工商巨子先后来到北京的时候，一个微不足道的出版工作者，竟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他们的面前。这个幸运儿，当时还是出版行业中初出茅庐的外行。
1986年6月，应国家经委副主任盛树仁的诚邀，希望我去经委“帮他一把”。原来他亲自创办和主管的中国经济出版社，诞生两年了不仅默默无闻，而且居无定所，“我们国家经委也不是没有钱，早已拨给他们一笔款，可至今还到处流浪！”其时我已决定不再承受航空部628所的委屈窝囊之气，从航空科技队伍中落荒而逃，而且接受了一家研究所的盛情聘请。出于老领导的一片真诚，我幡然改途，向那家已为我做了精心安排的研究所深表歉意，毅然跳进了茫茫书海，不知深浅地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加入新的“山头”，而且一到就被任命为副总编辑，还破例将我评选为出版业中大概绝无仅有的“副研究员”职称（在出版社相应的职称系列中只有“副编审”），因为我一直从事科研工作，在出版事业上的经历为“0”。“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或许带有封建色彩，但却是句大实话。如此器重和期望，与航空部628所颐指气使的所长相比，自然心生感激。尽管身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自己也必需尽快地拿出第一张合格乃至优秀的成绩单，作为对出版社领导员工以及盛副主任（还有一位向他推荐我的幕后人许如琳）的报答。
我信心满满地策划了一套为海外十大华人企业家作传的大型丛书《创业》的计划，并将包玉刚列为首选。这一策划得到社长齐向武及盛树仁副主任的积极支持，此后我相继走访中央外宣小组、统战部、港澳办、侨办以及宁波办征求意见，全部获得赞许。特别是外贸部原副部长、宁波办顾问卢绪章应我的请求，亲自与香港的包玉刚进行联系，得到了他的认可，新闻出版署也原则上肯定了选题报告。
正当出书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际，卢绪章和宁波办给我送来一个佳音：包玉刚即将来京开会，同意与我们见面。我向齐向武、盛树仁作了汇报，提出请经委一把手亲自出面宴请包玉刚的建议，获准后又通过宁波办将经委宴请的信息转达给包玉刚。包玉刚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最后他建议在他投资的兆龙饭店与经委领导共进早餐，他的家属也将一起出席。我立即将这一答复报告给齐向武、盛树仁，并着手与齐向武拟定出席早餐的中方人员名单，眼看我加入出版业后的第一炮即将打响，心中的喜悦之情不言而喻。殊不知就在约定双方共餐的前一天，齐向武通知我说经委主任无意出席。拒绝与包玉刚会晤进餐，表明了他的不支持态度，使副主任盛树仁感到左右为难，最后也决定不到场了。
经委两位大领导缺席，将我和齐向武放在火上烤，在贵宾面前个人失去信誉是小事，而丢了国家经委的脸面又怎么交代呢！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我左思右想，急中生智，临时决定施展我的联络能力，逐个打电话邀请卢绪章、庄炎林（中国侨联主席）、柴泽民（首任中国驻美大使）、高扬文（煤炭部长）四位我熟悉的“部级干部”前来赴宴。这样一来，以“民间”方式接待包玉刚，而档次和规格之高却已远超经委一家了。
包玉刚一家和四位部级领导准时来到兆龙饭店，主宾双方见面热烈握手。包玉刚没有过多的寒暄，在就餐一开始就让我介绍出版计划。他听得很认真，边听边提出一些问题，最后表态说他乐意与我们合作，授权经济出版社独家出版他的传记。结束早餐我向包玉刚握手告辞时，他特地嘱我抽时间到他香港的寓所住一段时间，以便忙中偷闲对我讲述他的经历，并表示还可以把李嘉诚介绍给我。在这次会见后，我以出版社的名义向新闻出版署送交了第二份报告，汇报了我们所做的筹备工作，报告同时抄报给中央外宣小组等有关部门，一路绿灯地得到批复。
在经委内部，出版报告经盛树仁批示，顺利地通过了袁宝华、朱镕基、张彦宁副主任的圈阅。然而当经委主任看到报告时，却皱起了眉头，随即对盛树仁下达口头指示说：“我们党的政策和传统是禁止给任何人树碑立传，为什么要给一个海外华人资本家出版传记呢！”一把手令下如山倒，何人还敢抗拒？一个策划、奔波数月的美好计划顿成泡影，我也成了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此后我再也没有勇气与包玉刚联系——叫我怎么对他交代呢？回顾从事出版工作以来，我欠了不少名人的债，而第一位就是包玉刚！1991年9月23日当从央视上听到船王逝世的消息时，我不禁潸然落泪……
后来从央视4台介绍爱国爱乡的包玉刚传奇故事时，才听说他应邓小平之邀来到北京，在北京饭店竟没有容他一家人的安身之地。百般感慨之余，他向有关部门提出愿捐赠一千万美元在首都盖建一幢高档饭店，唯一条件是要以其父包兆龙之名命名为“兆龙饭店”。于是一场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在上层闹得不亦乐乎，一年多过去了，一千万美元的支票竟无人敢签收。此事传到邓小平耳中，他坦然地说：这笔钱就交给我接吧！
包玉刚、李嘉诚的传记梦被一棍子打碎，我熟识的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也姓“华”，他们的选题大概也无望获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开始焦心苦虑地思索。蓦地，一个灵感油然而生：既然写海外华人有诸多忌讳，莫如改弦易辙，给姓“洋”的名人树碑立传吧。正当我睁大眼睛在物色洋名人的时候，听到了小平同志于1979年1月28日访美时的一段趣事：
2月2日早晨，邓小平前往得克萨斯州休斯敦访问。晚上，邓小平出席了在休斯敦西蒙顿举行的烤肉宴会和马术竞技表演。期间，发生了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亚蒙·哈默强闯欢迎邓小平宴会的“事件”。当没有得到邀请的哈默打算入场时，竞技场的验票员说：“嗯，很抱歉，哈默博士，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经顽固而机智的哈默软磨硬泡，终于进入俱乐部。当邓小平走过迎候的行列来到哈默面前时，停下脚步并对身边翻译说：“你用不着给我介绍哈默博士。”然后，他握着哈默的手微笑着说：“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啊。”接着又说：“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三个月后，哈默率领十六名随员如约访问北京，和中方签订了四项初步协议，成为第一个叩开中国大门的外国企业家。以后他又多次访华，在中国投资开采石油并为中美贸易铺路搭桥。哈默，一位当时名声远远大于亚科卡的美国大企业家，如能为这位洋老板出本书，这是经委主任再也不可阻挡的“壮举”。
无巧不成“书”，我突然接到洛杉矶朋友陈文英的一个电话：“老谢，洛杉矶—广州友好协会会长康永华律师一行三人即将去北京访问，此行目的是为哈默九十大寿制办礼物，我把你的电话告诉了他，他抵京后会找你。”康永华一行随即到达北京，一见面就告诉我：“这次我们是专门来华为哈默制办寿礼的，目前考虑到的礼物中，一是借一对熊猫去洛杉矶动物园供市民一饱眼福，二是筹办一个中国商品展销会。请你给我们提提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工作？”
于是我“假公济私”地建议：最好的礼物是给哈默出一本传记。一个小主意引起了一次大行动，在康永华回洛杉矶向西方石油公司总部报告后，西方石油中国公司副总裁、驻京总代表李迪俊很快给我来了电话。我兴冲冲地跑到建国门外（中信）国际大厦与他见面，希望听到来自美国的好消息。尽管后来经过了一系列奔波、舌战和波折，但最终还是为经济出版社取得了《哈默自传》中文版的版权。由于邓小平称誉哈默是“勇敢的人”，因此我建议将中文版书名改为《勇敢的人——哈默自传》，李迪俊也同意这一书名，不过提出应将“哈默自传”改为“哈默传”，否则就显得哈默太不自谦了。
在短短两个月内必需将这本数十万字的厚书翻译成中文版，为此我将这一重任托付给了我的师友、北京语言学院英语系主任吕炳洪教授，吕炳洪很快就联络和动员了在京几所大学的六位英语教授参与，他们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工作，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校对。
在讨论图书封面、封底的设计时，我去中央美术学院寻访结识不久的年轻教师、油画家李迪，请他为本书作封面（封底）画。听说为慧眼识英雄捧出了陈逸飞油画作品的哈默作画，李迪欣然允诺。哈默得悉自传中文版即将出版的消息后，特来函将此书中文版翻译权和在中国的出版权赠予经济出版社，并专门为中文版写了序言。与此同时，我又分别请哈默老朋友高扬文和西方石油公司总部副总裁陈立家以及李迪俊写了前言和后记。
1988年4月，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哈默再度来到北京，杨尚昆践约要在北京为他祝贺九十大寿。随他来京的陈立家一到北京，就嘱李迪俊给我来电询问：“老谢，哈默的书出来了没有？杨主席要给哈默祝寿，我们需要给嘉宾分送礼品，现在找不到合适的礼品，他的自传是最好的选择。能不能催一下印刷厂，先抢印五百本。”承担印刷的百花印刷厂厂长十分配合，在杨尚昆举行寿宴的前一天，如约将书送到李迪俊手上，李迪俊来电连连向我表示感谢。
祝寿活动在长城饭店举行，我也应邀出席，特来参加活动的陈文英将我拉到她的身边入座。寿宴开始后，杨尚昆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寿词并向身旁的哈默敬酒后，就缓步走下主席台，径直走到陈文英前面与她干杯，随后又和我碰杯。国家主席的这一突然举动，令所有与会者都深感惊奇。其实人们并不清楚，1987年杨尚昆访美到达洛杉矶时，美方并没有准备以国家元首规格予以接待，正是陈文英等人的据理力争，改变了美方的态度和做法。寿宴结束后，每位嘉宾都如获珍宝地带走了一本《勇敢的人——哈默传》，当晚，哈默又进中南海，将这本书赠送给了副总理李鹏和政协主席邓颖超。
虽然有一诺如金的小平同志做了保证，但随后哈默仍然遇到了两大麻烦：一是他的私人专机不准降落北京机场，二是他们投资的山西平朔露天煤矿生产的煤不能在中国大陆销售。李迪俊总经理问我有无熟人予以沟通，九十高龄的哈默只习惯于乘坐自己的专机，而上海虹桥机场却不同意这一要求。恰好我在航空部时认识的柯德铭正是中国民航局副局长，经过他的协调，哈默的私人专机终于抵达首都国际机场。而我通过煤炭部有关领导反映了情况，至于处理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每当想起当年那一段为两个巨子出书立传以及后续故事，总感到改革开放的举步维艰，甚至连小平同志亲自邀请和为之保证的非等闲人物，竟然也会遇到这样那样无法跨越的高大门槛。我有缘面见这两位地位十分特殊的工商巨子，固然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往事，然而也深深感喟：改革开放是何等地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