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没有“纸票”了，像我妈这样的文盲，有点头痛，有点烦
她小时候家里穷，只到学校去了两天，就被外婆叫回家，带弟弟妹妹了。现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阿呆出生以后，每隔两个月，她会来一次，帮忙带孩子。
我也几乎是立即就发现，因为不识字，两个月一次接送路要难走得多。
在老家，我爸把她送到火车站候车室门口。等我坐车到站，然后出站接到她，我们两个人再一起进站，上车。
送她也是大致如此。有时候工作实在太忙，不能全程接送，流程也会更麻烦一点：
我也买一张票，陪她一起进站，上车，找到座位坐下。然后，我下车回家。我爸在老家车站接她。
取票、进站、找检票口、找车厢、找座位，不识字，有点寸步难行。
这个流程的关键一步，就在车票与电话。
据说高铁只用电子票，不用纸票，下半年试点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
以前，上了车，找不到位子，她可以拿着纸票问询，到站了，我们可以打电话联系。
现在，只有电子票了，事情就有点麻烦了。电子票的信息都是发到手机上，而我妈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也看不懂。
虽然可以提前打印乘车信息单，但对我妈来说，没有车票直观、醒目。
以后的接送，对我依然还是一件头痛的事情。
我妈这一代，不识字很常见。
那时，在农村出远门的机会很少，需要认字的场合也不多。岁月动荡，能吃饱饭就不容易了。
许多人凑合着，一晃几十年，也就这么过来了。
但现在不行了，新技术、新名词、新物种，像原子核裂变一样，遍地都是。而她也老了，也不可能再有多少精力去学习了。
这个时候，麻烦就来了。
我就发现，离开了老家，很多时候，她是无法独立生活的。
我给她买过小米手机，教她发微信语音，接视频。教来教去，眼睛老花了，也就不学了。最后还是换成了按键的老人机，但也只会接打电话。
新家装电视，刚开始我装的是数字电视。后来发现我妈用不来，她不认识“电影”“电视剧”这些字，找不到自己想要看的东西。
我只好又去办了有线电视。空荡荡的有线电视营业大厅里，只有我一个人来开这个业务。办业务的小姑娘，看我就像一个古董一样。
带她到医院看病，从挂号、检查、缴费，不同的窗口，不同的项目，有时候需要爬楼上下四五次。许多医院已经实行自助挂号缴费了，懂行的人，三五分钟就解决问题。
而像我妈这样，排队两个钟头，也未必能挂上号。因为年轻人早就在自助挂号机上一抢而空了。缴一次费，排一次长队，实在太闹心了。缴一次费排一次长队
不识字的文盲，有点“寸步难行”。
像我妈这样的文盲，中国还有多少？
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一个词，叫“数字难民”。
指的是那些因为经济、文化等原因，学习新技术困难，享受不到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的群体。
她们就像难民一样，在整个互联网浪潮中被边缘化了。不识字，可以说事是“文盲难民”了。
现在，满大街看过去，人人都在用着智能机，在菜市场买根葱都是扫码支付了，数字难民似乎早就没有了。
然而，实际上，她们不仅存在，人数还很庞大，识不识字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指标。
像我妈这样的文盲难民，在中国还有多少呢？
我看到的一个报告显示：大约还有七千万。其中，有大约两千万是十五岁到五十岁的青壮年文盲。云贵、青藏一带是“重灾区“。
让我非常意外的是，即使是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也还有差不多六十万的文盲。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据。（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扣除七千万文盲，中国有十三亿识字人口，这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密码之一。）
因为不识字，不方便的地方还有很多。
我妈不会上网，不会电子支付，连自动取款机都不会用。我也很少让她一个人坐公交、地铁，因为她不知道哪一站下，哪一站转；她也不会叫滴滴；去饭馆点餐，菜单上没有图的话，就只能两眼一抹黑了。
反过来看我爸呢？他要潇洒的多了。
我爸识字，磕磕碰碰跟着时代浪潮走。拿着手机出门，接送不用我太操心，一个人在家刷抖音、快手，也溜得很，出门用高德地图导航找一些窝在巷角里的小景点，也能不迷路。
当然，识字，不代表就有学习新技术，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不识字也不意味着就束手无策，寸步难行。但因不识字而无法阅读、产生学习障碍，成为不同程度上的数字难民，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妈就是这样因文盲而生的数字难民。
既无奈，也残酷的是，只要技术还在变革，难民就会一直存在。
对于我妈那一代来说，有个中学毕业文凭，就算得上有文化了。多留一点心，就能适应一轮又一轮的新事物。就可以不成为文盲、难民。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不认得ABC，不会说英语，坐高铁座位，恐怕都不能对号入座。文盲的标准也大概从认字，提高到了会不会几句英语吧。
对下一代呢？识字，会英语，恐怕会成为不用质疑的“标配“了。他们的标准更高。
看到那些疯狂的家长，送孩子去上钢琴、书法、数学、舞蹈、编程。
我就在想，他们没有说出口的焦虑就是担心未来竞争太激烈，孩子会落伍，日子难过。
为了适应将来的社会变革，要尽其所能多做一点准备。
其实，某种意义上：落伍的另一个意思，就是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