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镇反之”4—27”大逮捕

上海镇反之”4-27”大逮捕
1951年4月27日夜间，镇压反革命高潮中的上海市组织了一次全市大逮捕，一改在新中国成立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落后'面目。
在行动前，市委要求各区区委“按照自己任务之大小，从所属工会中选好一批工会会员、纠察队员，在行动时协助执行任务”。上海总工会从机关和产业工会中集中选调459名干部，深入到235个重点企业参与行动，其中上海电力公司、上棉一厂、新安电机厂等24个单位由上海总工会直接掌握。在市镇压反革命运动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全市出动3.6万名军警、干部、工人、学生，组成4000多个行动小组，统一于4月27日深夜12点开始搜捕反革命分子。参与这一行动的工会干部、纠察队员约有4000人。工会干部、纠察队员除直接参加各小组的统一搜捕行动外，还参加警卫、巡逻。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至28日清晨，全市共逮捕反革命分子8359人，其中企业有2748人。突击逮捕后又继续搜捕漏网分子，到5月5日，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9010人。
“四二七”大逮捕后的第二天，全市各界代表1万余人在逸园（今文化广场）举行公审大会，对9名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和公审。其中有密丰绒线厂大恶霸、曾经强奸过100多名女工、罪大恶极的陈小毛，杀害梁仁达烈士的凶手方擎中等。密丰厂女工代表、永安公司职工代表及李白烈士的妻子裘慧英等都在公审大会上进行血泪控诉，强烈要求严惩这些反革命首恶分子。大会通过电台向全市转播实况，各单位组织群众集体收听。随后，各单位纷纷召开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大会，全市各工厂商店很快形成控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高潮。控诉活动着重揭露本单位反革命分子的犯罪事实及其反动实质，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把控诉活动与抗美援朝运动、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据上海总工会当年7月对10个产业工会统计，基层单位举行各种大小控诉会2712次，参加职工达233458人。
5月10日，上海总工会、市农民协会、市妇联、市工商联、市文联等12个人民团体，联合发出《关于检举反革命分子的通知》，号召全市各阶层人士“人人起来检举反革命分子”，并在工厂、商店、机关、学校、里弄等基层单位成立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到8月底，各工厂成立了768个）。据当年7月对10个产业工会统计，共收到群众检举信4633件（到厂肃反委员会、派出所口头检举的人更多）。杨浦公安局依据547名职工的检举信，抓获了47名罪行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上海铁路局3位职工检举解放前杀人放火、解放后混入工人队伍的特务马某，并带铁路公安人员去伏击，最终在马某乘火车逃离上海时将其抓获。上海银行与税务局的2位职工花了3个多月时间，经多方调查，协助政府抓获了一个血债累累的军统特务。沪江制铜厂工会主席和工人一起，经过16个小时彻夜追踪，捉获了当地政府通缉的原5县行动队队长。北站区纠察队协助逮捕恶霸地主等反革命分子10余人。有些职工还大义灭亲，永大布厂一女工检举曾杀害6条人命的舅舅，中粮上海公司一职工检举了包括自己父亲、舅舅、内兄等在内的数名反革命分子，恒丰纱厂一女工检举了恶霸丈夫。1951年6月7日晚，静安公安局干警蒋国璋在华山路附近巡逻时遭反革命分子杀害。枪声引起路经该处的上棉五厂纠察队员冯正德的警觉，立即追踪现行反革命分子，至复兴路、襄阳路口与民警一起将其扭获，冯不顾自己受伤，奋勇缴下该犯的枪支。至当年10月底，全市又逮捕反革命分子5747人，依法处决罪大恶极者668名，关押3148名，管制568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