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峙县城照相业的始末
繁峙县城照相业的始末
文/高呈芬
繁峙县城照相业何时兴起无从查证，有记载的是在1995年出版的县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繁峙人孙美、高元亮在代县新华书局（兼营照相）学徒，逢庙会携机来繁峙照相，当时设备极其简陋。民国二十四年（1935），高元亮在繁峙县城开始经营照相业。当时没有固定的设施场地，只是游村串户半工半农维持生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年，县城来了一个朝鲜人姓崔（名字不详，实际是现在的韩国人），他在鼓楼下姚恩世前院东房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主要业务是拍良民证上所用的照片。当时朝鲜人用的三角外拍机，在院墙上挂一块白布，人坐在中间利用自然光源拍照。由于日本人统治时期人人都要有良民证，所以工作量很大，便招收了姚恩世的儿子姚孝贤为学徒，后经他介绍又收了15岁的张献亮。
几年后，姚孝贤去了五台从事照相业，张献亮与妻子高瑞德在一道街东门刘安堂院内（现秧歌剧团所在地）开了一家有固定场所的照相馆。1955年公私合营后，又组合了高元亮三人成立了一家公私合营照相馆，归属县手工业社管理。1958年繁、代两县合并，从代县调来刘文彬、宫沛、叶叶（女），从沙河调来刘锐，又招收徒工李培珍（女）共八人，改称国营照相馆，归属县饮食服务公司管理。1961年繁、代两县分离，原调来的人员又回到代县，刘锐调回砂河，同时调来褚茂林，徒工李培珍调走，照相馆只留下褚茂林，张献亮，高瑞德，高元亮四人，重新又归回县手工业社管理。
那个时代的照相业条件简陋，设备落后，技术有限，从拍照到洗印全部都是利用自然光源，三角架照相机没有万能靠背，对光聚焦全凭经验，尤其是冲印环节，暗房技术很难掌握。玻璃底片靠手工分割，印像采用“卷帘撩窗”控制光源。底片的薄厚和春夏秋冬利用的光源各有不同。从拍照到成像一系列流程全靠平时积累的经验和手感，十分辛苦。
1964年照相馆搬迁至县城一道街（原百货公司一门市对面），同时开始了室内灯光摄影。张献亮又从太原购进了一台先进的照相座机和配套的灯具，大大提高了室内人像摄影的技术和效率。同时暗房洗印也以电源代替了日光，胶片代替了玻璃，洗印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三角外拍相机也安装了万能背靠，携带方便，用于大型集体拍照和外出下乡照相。这一年照相馆又收了徒工高殿芳，复转军人李胜二人。
随着摄影业的飞速发展，1970年照相馆又从手工业社重新归属饮食服务公司。随后又分配来曹亮华，陈美玲，杜玉英三名女徒工，给照相馆增添了年轻的新生力量。1972年饮食服务公司在西门外西转角盖起了新楼，使其管辖的食堂，饭店，理发，照相，修表，镶牙，旅馆都有了新的店面，彻底改变了过去店面窄小分散，设备简陋的现象，迎来了饮食行业崭新的局面。照相馆由太原专业人士绘图安装设计，内部结构实用，布局开阔美观，并且有了专业的摄影室、暗室、营业大厅，照相业务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1978年后，照相馆人员有了较大的变动。高元亮退休，陈美玲，杜玉英调走，同时调进了马建平，刘巨森，高殿明，高呈芬，李然，师桂竹，使照相馆在人员技术分工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1979年秋，照相馆选派曹亮华、马建平赴太原鼎章、和平照相馆分别学习摄影、照片着色技术。通过她们的努力，学成归来后，室内人像摄影有了很大的改观。灯光的巧妙利用，让人的面部有了层次感和立体感。新增的照片着色技术成为亮点，浓淡相宜的着色彩照改变了单一的黑白色调，广泛应用于大幅照片上，使其有了亮丽的色彩，很受群众的喜爱。照相馆采取的这种送出去引进来的经营模式，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使照相业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经济效益达到最鼎盛，最辉煌的时期。
1985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化的运行，个体经营开始发展，同时彩色摄影逐步兴起，黑白照片渐渐被淘汰。照相馆在人员上也有了大的转折，职工有的退休，有的调走，有的搞了个体经营。到1988年，由于个体经营对国营企业带来较大的冲击，照相馆也从辉煌走向衰退，职工只留下三人，惨淡经营，随时面临着倒闭的风险。同年六月，饮食服务公司决定对照相馆实行个人承包制，每年一次性向公司缴纳一定的承包费，公司给与自主经营的权利，自由支配的空间。最后由职工高呈芬与公司签订了协议，承包了照相馆。那个时候由于第一代身份证使用的是黑白照片，所以黑白摄影和洗印技术一直延续到2000年以后。
随着影像事业的科学化，自动化，国营照相馆连同它传统的黑白影像退出了历史舞台，个体影楼带着炫丽的色彩不断繁衍兴起。
（作者系县老干局网宣员，老年大学合唱团团员。少年有梦，耆年放飞，不为别的，只为那份对文字热爱的初心）
文字编辑：杨荣 图文编辑：侯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