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下宋朝“医学”蓬勃发展的始末
序言：
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在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具体的科技史料史，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朝”。而“医学”作为科学的一种，在宋朝同样是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那么问题来了，宋朝“医学”蓬勃发展的背后，都经历了什么？
“巫医”老照片
在宋朝之前，“医学”的社会地位如何？
早在宋朝之前，中国“传统医学”的地位并不像我们如今“现代医学”这般“高大上”，就连治病救人的“医生”都有着“白衣天使”的“美誉”。毕竟每个人都是要生病的，想要健康的生活下去，那就必不可免的需要去医院进行治疗。
但这一切的基础，都是依赖于现在高度发达的“医学技术”和完善的“医疗体系”才完成的，而宋朝之前的“医学”，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以及当时对“人体结构”的不了解，让当时的人对于人体所出现的一系列病症都感到十分的恐慌、害怕，认为这肯定是沾染到了什么“邪祟”所致。
所以，当时的人一旦生病，更多的则是倾向于去寻找“巫医”来治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封建迷信”之中的“跳大神”，通过“祭祀、焚香、祈祷、驱邪”等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手段来驱赶“邪祟”，从而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其治疗效果可想而知，真不是一般的差。
宫廷御医漫画作品
至于影视作品以及动漫作品中的“御医”、“太医”什么的，那都是宫廷里面的皇室专属，民间真正的“医生”其实少之又少，“医术”也是良莠不齐，更别提十里八村的都不一定能有一个，如果遇到个什么“急症”更是来不及，故而，在宋朝之前，“医学”的社会地位属实是高不到哪里去。
就好比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曾提到过这样一句话：“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弗论”。
意思就是唐朝的“士大夫”群体看不起“医学”，只愿意教授弟子一些可以让他们出人头地的东西，甚至就连世人不愿意学习医术，对“医学”置之不理，致使唐朝“医学”发展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尴尬局面。
直到到了宋朝，这一局面才发生了改观，当朝统治者开始注重“医学”，大力普及“医学知识”，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使“医学”在宋朝取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蓬勃发展期。
身穿盔甲的“宋太祖赵匡胤”剧照
宋朝“医学”蓬勃发展的起源
至于宋朝为何会如此推崇医学，这就要从宋朝的开创者“宋太祖赵匡胤”以及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开始说起了。
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原是“武将出身”，此前曾任后周“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而他的弟弟张光义同样是武将，一路跟随赵匡胤的脚步，在北宋建立后被封为“晋王”。
既然是武将，那么不论是在出征还是在训练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跌打扭伤，所以势必就对“医学”方面有着简单的认识，历史上也曾流传着“宋太祖用‘艾草’为弟弟治病”的典故。
巧的是，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张光义同样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登基之前，就曾在自己的封地内到处搜集“医术方药”，并加以实践。
据宋朝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中的“御制太平圣惠方序”记载：“朕昔自潜邸，求集名方，异术玄针，皆得其要，兼收得妙方千余首，无非亲验，并有准绳。贵在救民，去除疾苦。”
说的就是宋太宗四处收集“医术良方”的典故，同时也指出了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能够拯救百姓，消除疾病所带来的痛苦。
宋太祖赵光义画像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这本《太平圣惠方》的编纂，宋太宗赵光义指派尚药奉御“王怀隐”与副使“王佑”、“陈昭遇”、“郑奇”等官员，历尽千辛万苦，从收集到检验，再到分门别类撰写成书，总共100卷，分1670门，载方16834首，直到公元1046年，前后历经14年才最终完成。
也正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对“医学”的浓厚兴趣，给宋朝“医学”的蓬勃发展种下了一颗“种子”，只需要稍加“浇水”和“施肥”，便可以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但此时所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无论是宋太祖还是对“医学”兴趣浓厚的宋太宗，都只能算是一种“个人行为”，如果他们的后代对“医学”不感兴趣，而是如同宋朝以前的朝代统治者那样，除了想要获得一个“大一统”的政权之外啥也不想，那宋朝“医学”想要获得一个蓬勃发展的机会，估计也只会是一个“空谈”了。
因为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在“医学知识”方面的普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缺乏“医学知识”的“推广”和“营销”。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文献记载
宋朝“医学”蓬勃发展的过程
幸运的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句出自《孟子》的经典名句，在信奉儒家学说，坚持“文以靖国”的宋朝历代统治者身上，可谓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好比如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赵祯”，他就完美的继承了他爷爷赵光义的爱好，对于“医学”同样有着很深的研究，并且还指派“王惟一”编写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于后世针灸知识的普及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据《宋史》列传第三宗室一中的记载：“德文虽老，嗜学不倦。晚被足疾，不能朝。初得疾，仁宗临视，亲调药饮之。”
说的就是宋氏宗亲之一的“德文”，一生好学，孜孜不倦，但因为年纪大的缘故，导致腿脚得了病，不能上朝。而且，在他刚刚患病的时候，宋仁宗亲自去探望不说，还亲自给他“调药”并让他服下，希望他能尽快好起来，足以见得宋仁宗在“医学”方面的造诣。
然而，只是这些简单的推广的话还不够，只能说是宋太宗的后代给前人所埋下的“医学种子”浇了一点水，有了破土而出的先决条件，但宋仁宗的做法顶多也只能算得上是在宫廷内部有了推广，对此时的民间百姓而言。
医学？这是个什么东西呀，能吃吗？
毕竟，在封建时期，各个阶层之间的等级观念是十分的浓厚的，平民与官吏之间的差距，隔得远远不是一道“鸿沟”那般简单，想让官吏主动的去向百姓讲解“医学”，这不是强人所难吗，难道我当官的不要面子的吗？
就好比一盘味道很好的“菜肴”，在刚做出来的时候，只有厨师才知道它是美味的，之后又做给了客户品尝，客户也觉得好吃，但是其它没吃过的人由于不知道什么味道，自然也就不会认为这个菜好吃。
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菜单”做出来，把做法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自己去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然后再拿给更多的人去品尝，等所有的人都品尝过了之后，自然就都知道好吃了。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封闭的”状态，把“医学”推广到民间的各个角落，就必不可免的需要统治阶层去制定政策，然后督促百官去实施。
故而，公元1044年，宋仁宗在“太常寺”设立“太医局”，开始选拔“医官”传授医学知识，首次把“医学”纳入了“官办教育”的体系之中，标志着宋代官办医学教育的正式开始。
宋朝儒医欧阳修所著的《灼艾帖》局部
之后到了“宋徽宗赵佶”执政时期，又在中央太医局之外，在“国子监”另外增设了一个“医学”机构，
意思就是把“儒生”的科举考试跟“太医局医官”的考核放在了一起，让“儒生”也可以参与到“医学”的发展和推广进程上。
正应了“医圣张仲景”所说的那句话：“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
意思就是心怀抱负的考生科考失利以后，虽然不能实现辅佐君主治理国家，造福百姓的夙愿，但也可以选择退一步，当一名济世救民的良医，换一种方式来报效家国。
宋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范仲淹”，亦是这一理论的推崇者之一。
同时，宋徽宗对宋朝民间各个地方上的“医学”教育推广也丝毫不松懈。
一方面继续在地方设立“医学”，并加派“医官”驻扎，提升地方“儒生”和百姓对“医学”的认知，瓦解“巫医”在百姓心中的地位，改善“医学”在百姓心中的不良形象。
另一方面又在地方设立“医药和剂局”和“医药惠民局”，制药救人两手抓，让百姓的疾病都能得到医治，以推广“医学”作为统治者“仁政爱民”的体现。
宋徽宗的这种做法，也直接导致宋朝出现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医生群体“儒医”，他们既懂天文地理、四书五经，也通养生治病、精研医学”。
也就是清代徐松在其《宋会要辑稿》中所言的：'政和七年……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与疾病，谓之儒医。”
就像苏轼、沈括、陆游、朱熹、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以及辛弃疾等宋代著名儒学文人，他们在通晓儒学的同时，也兼修“医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好比欧阳修所著的《灼艾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只不过是由于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太过于耀眼，这才让他们的另外一层“医生”的身份一直都籍籍无名，被放在了角落里蒙尘。
宋朝的“医学”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真正的迎来了一个“全民化”的普及，让更多的民众也参与到了“医学”的发展历程当中，共同为宋朝“医学”的蓬勃发展添砖加瓦，松土施肥。
同样的，宋朝“医生”的社会地位，也“随着”民众对“医学”的了解而有了显著的提高，不再是宋朝之前的那副被世人所不齿的尴尬局面。
活字印刷术
与此同时，得益于宋朝发明家“毕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其灵活多变的汉字排列，让书籍的刊印变得更为方便快捷，不再像以往那种“雕版印刷术”一样耗时耗力。
一时间，各式各样的医学著作也在宋朝“文以靖国”的理念中被刊印出来，好比前文提到过的由“王惟一”所著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宋朝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以及北宋末年编印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等等。
此外还有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欧西范五脏图》、《存真图》等，都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洗冤集录》最为出名，更是流传至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并作为这些国家法医“尸检”时的对照依据，一直被应用到了十九世纪末期。
中医药
宋朝“医学”蓬勃发展的结果
正是在宋朝这种把“医学”正规化、多元化、合理化，甚至是当做“政策制度”实施的等等推广方式的综合作用下，再加上“活字印刷术”的推波助澜，促使宋朝在医学方面取得了全面而又蓬勃的发展。
另外，各类官方编纂收录的药方著作，以及“医学”教育体系的日益完善，更是让民间涌现出了不少民间名医，继而又编写出了更多的“医学著作”，这些著作又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医学”，就这样慢慢的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体系。
之后又在经年累月的研究突破之下，“中医科目”的细分自然而然的就从唐代《唐六典》所记载的：“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等“五科”进化到了宋朝时期的“大方脉(内科)、风科、小方脉(小儿科)、疮肿兼折疡、眼科、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针灸科、金镞兼书禁科”等九科。
而且，这些“医学”著作在影响着当代的“医疗环境”的同时，其中所具有的理、法、方、药等完整的医药体系，也对后世在临床、病理、药物药性方面的研究，以及医学教育体系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若我们此时再把宋朝之前“不受重视”的医学与宋朝时期的“医学成就”结合起来来看的话，相信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宋朝在“医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属实称得上是“华夏文明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并且，宋朝为如今的我们所遗留下来的这些丰富又宝贵的“医药文化财产”，对如今的我们而言，同样有其宝贵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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