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殷墟青铜器的分铸技术
作者：刘煜
来源：《中原文物》2018年第5期
原标题为：《试论殷墟青铜器的分铸技术》
殷墟青铜器以造型复杂、纹饰繁丽而名世，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复杂的分范技术以外，另一点就是其多样的装饰技术，除了繁复的三层花纹，浮雕和立雕的兽头状附件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附件与器物主体的连接方式，主要是分铸法（铸接）和焊接技术，而其中分铸技术应用更为广泛和普遍。
所谓分铸法，是指器物不是一次浇注完成，而是存在两次及以上的浇注活动，将附件和主体连结在一起的铸造技术，又称铸接技术，包括后铸法和先铸法两大类做法，具体的连接方式还可以再细分。华觉明在对妇好墓青铜器铸造技术进行研究时，将分铸法分为榫卯式后铸法、铆接式后铸法、榫卯式先铸法以及多次铸接的分铸法工艺。在殷墟青铜礼器中，这些方法都得到了充分的应用，特别是榫卯式的后铸法及先铸法，使用最多。
一、后铸法
后铸法是指先铸器体，再于器体铸接附件的方式，分为榫卯式后铸法和铆接式后铸法两种做法。
1.榫卯式后铸法
即在铸造器体时，于预定部位铸出接榫，然后在器体上安放模具制范，或是安放已经制得的分范，浇注附件，和器体形成榫卯式连接的铸接方式。这种分铸方式在殷墟时期非常多见，比如殷墟M54∶84方尊（图一），其肩部兽头有明显覆压在器身的痕迹（图二），其铸接结构如图三所示，榫的整个形状可能是束颈状或是通过后部开叉，和器体肩角配合严密，浑然一体。（图三）肩部范一般会在这里设孔，浇注后成为凸榫。（图四）妇好墓所出鸮尊的鋬也采取了这种后铸的形式。在尊体顶部有预铸的接榫，为增加局部强度，还特地将尊体泥芯挖去一部分，在器壁内形成凸块。
图一 M54∶84方尊
图二 M54∶84方尊肩部兽头
图三 方尊肩部兽头的铸接结构
1.器体2.附兽3.泥芯
图四 方形器物颈部和肩部合范（03AXSH683∶53，59），可见预留的孔，铸后成为凸榫
榫卯式的后铸法是殷墟时期青铜器附件最重要和最常见的连接方式之一，常用于器物的鋬、耳、肩等各种饰有立雕动物形象的附件。
2.铆接式的后铸法
对于薄壁铸件，通常会采用铆接式的铸接办法。这是因为较粗的接榫会造成厚薄不匀形成的热结，容易产生裂纹或孔洞，铸接强度较差，甚至造成附件从根部断裂。如果接榫较细，也同样达不到理想的铸接强度。这种做法就是在器壁预铸孔洞，然后于器壁合模、制范与浇注，依靠金属液的凝固收缩使附件紧贴器壁。通常一些薄壁件，比如妇好墓出土甑的鋬部、卣盖的钮，采用了这种连接方法。这种做法是用铸造的方法形成和铆接相同的连接结构，器壁内外有接触面较大的金属构件来保护，使铸接较为牢固，器壁不易受损。和榫卯式铸接一样，器体和铸型都必须预热到较高温度，才能减少金属液和器体的温度差，达到较好的铸接质量。
盖顿斯（Gettens）在讨论弗利尔美术馆藏青铜器的制作技术时，对青铜器的分铸技术有很详细的观察和描述。他指出一件带盖斝（07.37）的鋬和盖都使用了铆接式的后铸法，其斝鋬根部对应的内壁有两个铆钉状的突起，这是在铸造器身时预留的孔，浇注斝鋬时金属液流过孔形成锁死结构。为了美观，这个铆钉状的突起上也有花纹，应该是浇注斝鋬时形成内壁铆钉的范上制作的花纹。斝盖上的鸟形附饰也是用同样的办法铸接的，只在中心预留了一个孔，浇注后在内壁形成一个铆钉状的突起。
M54∶169盂鋬（图五）也使用了这种铸接方法，在盂体内相应部位铸成2个铆钉状突起的半圆形凸块，上饰有涡纹。（图六）
图五 M54∶169铜盂
图六 盂鋬内壁“铆钉”状凸起，上有花纹
苏荣誉系统研究了这一类的铸接方法，他将其称为“铸铆接”，认为其做法起源于南方。盘龙城李家嘴的M1∶5簋是其早期代表，通常用来制作簋和盂的附耳，以及斝鋬等。他找到13件使用这种做法的器物作为例证，年代从早商一直延续到殷墟二期，认为很可能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工匠家族的系列作品。榫卯式后铸法的出现应早于铆接式后铸法。
二、先铸法
先铸法是指将事先铸好的附件放入陶范，和器体铸接的分铸方法，具体的做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带空腔的附件的泥芯形成铸接，是一种榫卯式的连接，斝的柱帽经常采用这种方式与斝柱连接，表面看起来比较光滑。一种是中柱盂中柱和盂体的铸接，这是一种金属与金属之间的铸接，根部有明显的金属覆压痕迹，是一种包裹式的铸接方式，可称为包裹式分铸法。
1.榫卯式先铸法
有高大筒形柱帽的斝较多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不同的斝具体做法又存在差别。有些铸接的位置在柱帽底端，比如司母斝（图七），铸接前在柱帽泥芯周缘挖出凹槽，中心不予修削使成凸块，浇注后，斝柱金属裹住凸块形成较为牢固的连接。（图八）但是，这种铸接形式中，斝的柱帽主要由泥芯形成的卯与柱顶连接，连接强度较弱，导致柱帽容易从柱顶脱落。
图七 司母斝（见《中国青铜器全集》图3-40）
图八 柱帽与柱顶的连接
因此，更多的斝不是从柱帽底端铸接的，而是柱帽会带着一小部分柱，在柱中部偏上的位置与柱下段连接，李济和万家保研究殷墟出土斝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种铸接方式（图九），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凤柱斝的柱帽可能也是用这种方式铸接的，说明这种铸接方式至少在中商时期已经使用。（图十）
图九 殷墟出土斝（R2046）柱帽的连接方式
图十 陕西贺家村出土凤柱斝（见《中国青铜器全集》图4-059-061）
方斝M54∶43（图十一）的柱帽具有特殊的连接方式，柱帽下部有一凸台，连有八字形的两个外伸的榫头（图十二），而柱内侧的空腔内有一根横向的圆柱（图十三），连接时位于榫头的下方，起支承的作用，柱顶外侧留出两个凹槽，恰好可以卡住两个榫头，外表面得以平齐（图十四），连接形式如图十五所示。该柱帽很重，从X光片上可见它带有泥芯，而这种连接方式可以保证铸接的牢靠性。
图十一 M54∶43方斝
图十二 M54∶43方斝脱落的柱帽
图十三 M54∶43方斝柱内空腔
图十四 斝柱外侧
图十五 M54∶43方斝柱帽铸接结构图
而弗利尔艺术馆藏的方斝（35.12）有更为复杂的铸接痕迹（图十六所示1、2、3处均为铸接留下的痕迹）。从斝柱的X光片上，可见柱帽中空带泥芯，有两次铸接痕迹，一个在柱帽下沿、一个在柱的中段（图十七所示箭头方向）。其铸接的方式是先铸柱帽，然后掏出帽内部分泥芯；同时铸出斝体（连同部分柱，柱中空），掏出柱中部分泥芯，再制作柱上段铸型，且包含一短芯，将它们与柱帽和斝体组合并浇注，一头铸接进柱中，另一头铸接进柱帽，完成铸接。
图十六 弗利尔藏方斝（35.12）斝柱和柱帽的连接痕迹（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Vol.ⅡTechnical Studies fig.98）
图十七 方斝柱和柱帽X光片（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Vol.ⅡTechnical Studies fig.100）
2.包裹式先铸法
这种方式是将预先铸好的配件放入铸型中，浇注之后完成连接。比如妇好墓出土的中柱盂（M5∶764）的中柱是铸就后放入芯中，在浇注盂体时，和盂体铸接的。盂的底部有明显铸接痕迹（盂体金属覆盖于中柱之上），中柱根部稍凸出于盂底之外。这种铸接方式实际也是一种榫与卯的抱合，和斝、爵柱帽不同的是：它们是金属与金属之间的铸接，作为榫的中柱先铸，作为卯的盂体后铸。
西北冈大墓出土的四龙中柱盂的中柱与盂体有同样的连接方式。（图十八）盂（R1089）和盂（R1090）的底部正中有一中空的六角瓣花朵形立柱，四只昂首平视的青铜龙可绕之旋转，龙尾连成一环，套于中柱上。万家保先生指出先铸四龙，再铸中柱并与四龙套接，然后在铸造盂腹时与之铸接成一体，最后铸接双耳。盂R1090底外中心的凸榫，是中柱先铸的证据。藁城台西村所出商代中期铁刃铜钺的铸接方式，可说是它的前身。
图十八 西北岗1005号大墓出土的中柱盂（见《中国青铜器全集》图3-179）
盖顿斯（Gettens）发现还存在扉棱先铸的现象，这也是一种包裹式的铸接。弗利尔馆藏的凤鸟斝（07.37）的三组扉棱是预先铸好的，对应处的内壁有相应的凹入，但另外两组扉棱是与器身浑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中，宽而透空的扉棱是一重要特征，多件虎饰扁足圆鼎和虎饰方鼎（图十九）的扉棱是先铸成形，再与鼎体铸接的。而贺家村出土的凤柱斝也有这种做法。因此，贺家村斝和弗利尔斝在鋬的铸铆铸接上和盘龙城李家嘴簋一致，在扉棱的先铸铸接上和新干大洋洲多件青铜鼎相一致，因此，苏荣誉认为这两件斝具有商代南方青铜器的特点，应是南方铸造的，而扉棱先铸是南方青铜器的特征之一。
图十九 新干大洋洲扉棱先铸的青铜鼎（XDM∶14）
三、多次铸接
有些更复杂的器物，可能会综合运用上述方法，使用多次铸接的办法完成附件与主体的连接，比如提梁卣等。以妇好墓M5∶765卣为例（图二十），卣体两侧铸有半圆的耳，其上用类似铆接式的铸接方式加铸提梁。由于环耳里侧敷有泥料，浇注后除去，形成间隙，使提梁略能活动但不能与卣体分离。卣盖和附钮的铸接，和前述甑鋬做法相同，断面结构见图二十一。盖和钮之间的套环是预先铸就，在铸接钮和盖前放入的，套环两端的圆孔中又穿以先铸的半圆形铜环，在浇注提梁时和梁铸接。巴纳认为商晚期不带范线的绹索形提梁可能是用“失绳法”制成的，即直接用绳索制模，在绳索模型外包以不分块的整体陶范，焙烧时，绳索燃烧成灰，不需脱模即可获得无分型面的整体型腔。但是在耳环处分范，使灰烬可以吹尽。谭德睿考察了上海博物馆所藏戈鸮卣，认为是采用这种方法制作的，提梁仅在耳环内侧有范线，提梁外部无范线，而在耳与提梁的连接处有细线捆扎的痕迹。我们考察的殷墟青铜器中，仅在M160出土的方形器两端的绹索耳环处发现了绳索捆扎的痕迹，但是大部分的绹索形提梁上仍可见清晰的范线。孝民屯出土的绹索形提梁模（图二十二）以及提梁范（图二十三）表明，有一些绹索形的提梁可能仍旧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做出的。
图二十 妇好墓出土的提梁卣（M5∶765）
图二十一 卣的多次铸接
1.卣盖2.盖钮3.套环4.提梁5.卣体6.销钉7.提梁泥芯8.提梁范9.浇口（转引自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M］.1999：140-图4-79。）
图二十二 孝民屯遗址出土提梁模
图二十三 孝民屯遗址出土提梁范
四、分铸法的起源和发展
分铸法的出现始于中商前期，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PLZM1所出簋（图二十四）及提梁卣（图二十五）等，均使用了分铸法。
图二十四 盘龙城出土的簋（李家嘴M1∶5）
图二十五 盘龙城出土的提梁卣（李家嘴M1∶9）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PLZM1出土的两个斝，其鋬均使用分铸的方式与器体连接。PLZM1∶13斝鋬的两端均可见在器表叠压的金属痕迹，鋬下端更直接压在腹部饕餮纹上，双范线到腹部花纹上端截止，未打断颈部的凸弦纹。鋬上对分的范线突起、歪扭，中部有浇口的痕迹。该鋬应是在器体铸就之后再铸的，接铸的方式类似于榫卯式后铸法。（图二十六）
图二十六 湖北盘龙城李家嘴PLZM1∶13斝鋬（左）及其线图（右）
PLZM1∶12斝鋬的做法与之有所不同，其两端亦有叠压在器体上的部分，鋬下有对应的两条范线，腹部的花纹被打断，截止于鋬下范线的两侧，内壁有对应的方块形凸起。该器很可能是在铸造器物时于相应部位预留两孔，采用类似于铆接式后铸法的方式铸接而成。（图二十七）
图二十七 湖北盘龙城李家嘴PLZM1∶12斝鋬（左）及其线图（右）
由于大部分盘龙城铜斝的鋬都是浑铸的，所以这两件斝鋬的铸接不是必须的，应视作对分铸方法的早期探索和应用。铸接部位未经修饰打磨，不像PLZM1∶5簋的那样规整，仍具有类似补铸的较为粗率的特点，因此这两件铜器的铸造时间可能早于PLZM1∶5簋。而且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PLZM1∶13鋬的分铸更接近补铸，而PLZM1∶12鋬的分铸更接近有意的设计。从这个角度看，铆接式后铸法的出现应晚于榫卯式后铸法。
此外，所有使用了分铸法的器件均出自李家嘴1号墓，而比之稍早的李家嘴2号墓则未有分铸法应用的实例。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分铸法或许就是在从早商到中商的过渡时期出现的。中商后期，郑州窖藏坑的扁足鼎使用了榫卯式的后铸法，中柱盂的中柱则是使用先铸法与盂体铸接的，提梁卣和大方鼎更是使用多次铸接制成，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附件和主体的连接，而后者则是“化整为零”的分铸实践。这一阶段可视作分铸法的形成期，尽管使用分铸法的器件数量较少，铸接的痕迹明显，但是，除了榫卯式先铸法，各种分铸法的形式都已出现了。大方鼎式的铸接工艺显示技术形成期的探索和努力，这种方式在殷墟时不再出现。
洹北花园庄期和殷墟一期的青铜器因为发现的数量较少，但仍可以看到分铸法使用的例证，并逐渐显示出以榫卯式后铸法为主流的趋势。到了殷墟二期，各种分铸法——先铸、后铸、多次铸接等等大量应用，器物形体明显增大，器形的多样和复杂程度上升，附饰、附件明显增加，花纹也空前繁复，铸接的痕迹被很小心地去除，呈现光滑细致的表面，将陶范铸造工艺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尤其是妇好墓的铜器，205件礼器中有85件99例使用了分铸法，其中，48例使用了榫卯式后铸法，38例使用了榫卯式的先铸法，9例使用了铆接式的后铸法，2例使用多次铸接，还有2例是中柱与盂体铸接的包裹式的先铸法。
殷墟三期以后，中小型墓铜器出现新的趋势，铜器的复杂程度有所下降，比如尊、罍等器物较少附饰兽头，爵、斝使用兽头鋬的数量减少、柱帽由筒形变为菌形，提梁卣不再使用将盖和提梁连在一起的套环，少见带龙头形饰并饰有花纹的扁形提梁，而代之以绹索形提梁等。而在高等级墓葬铜器中，一些新技术开始出现，比如M160方尊附饰的兽头，可能采取了焊接的工艺等。四期以后，使用分铸法的器物数量进一步减少，浑铸的倾向加强了。
尽管分铸法的出现早于殷墟，但是这种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始于殷墟二期。这是与当时空前强盛的国力、与之匹配的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由于妇好墓等级很高，所以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可以集中大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极尽铺陈之能事，器形、花纹、附饰都非常繁复。但是很多附饰的兽头或者斝的柱帽在出土时脱落，证明这种工艺还有某种不完备性。而殷墟三期的M160虽然仍保持了这种铺陈华美的风格，却很少发现类似的脱落现象，在工艺的简便实用性上有所提高，并拥有更为细致的表面。这说明殷墟二期以后的分铸工艺在细节处有所进展。
分铸法是了解殷商鼎盛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奥秘的关键。没有分铸法的普及和娴熟应用，大量精美、复杂的青铜器物是不可能在不使用失蜡法的情况下制作出来的。殷墟时期手工业生产已较发达，但和后世比较，尚处于原始阶段，在简陋的生产条件下，运用朴素的工艺方法，出色地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诚如郭宝钧先生所言，“执简驭繁”，精确地概括了这类方法的工艺特色。
作者刘煜，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老 胡
校审：水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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