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竹斋诗话
林 岫:
字苹中、如意,号紫竹居士、颐阳书屋主人。
紫竹斋诗话:难得初心读好诗
□ 林 岫
十数年前,香港女诗人秋野来访,翻笔者旧作,读到“何妨细字酬清客,难得粗心读好诗”二句,好生奇怪,问:“古贤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如’,'毋非细味,诗文不明’,你何以要'粗心读好诗’呢?”
其实,粗心读诗,全凭读家需要,毋须奇怪。读诗也好,读书也好,善读者,各有各的读法,方法多多。纵同一读者在同一时期,对不同的诗或书也可用不同读法,只要读懂阅乐就好。譬如吃饭,用刀叉筷子,还是干脆用手抓,受用舒服就行,绝对民主。
说“粗心读好诗”,自有一番道理。好诗万万千千,当粗心时不妨粗心,轻松放过,留下足耐品味的雅趣,正好颐养清修读书的仁人之心。唐代刘禹锡《陋室铭》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二句。苔,也是草。此处“苔”、“草”同用,但不碍文意,而且以“上阶”和“入帘”写出了苔绿草青的勃勃生态,读者喜欢,自不必计较“苔”、“草”是否“梨和水果”的关系了。
说“粗心读好诗”,首先须是好诗。换句话说,就是先解其妙,然后再高抬贵手,权且饶过。唐代王维写过一首小诗《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东坡题跋》评此诗时说过,“味摩诘(王维)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确好诗,毋庸置疑。但是,“天寒红叶稀”应是秋深,“空翠湿人衣”却是孟夏。若以为春寒料峭时也可能“天寒红叶稀”的话,那么,此时的春山小路上又哪来的“空翠湿人衣”呢?这样的好诗,不妨粗心去读。惟其写景如画,惟其见情见趣,读来又清新爽口,读者宁可陶醉其中而不去计较其余。这就是粗心读法。细心在前,粗心在后的假糊涂真潇洒,终归快意在我,不愁没有知音。成人之美和成诗之美,不过风雅裁断的一念之间,没隔着千山万水。
莺声乱调胜鸦啼
据《西清诗话》载,吴越王时期宰相皮光业写诗,得一联曰,“行人折柳和轻絮,飞燕衔泥带落花”,志在“警策”,感觉良好,“以示同僚,众争叹誉”,独裴光约出来扫兴,认为“二句偏枯”,对仗不工,说“柳当有絮,泥或无花”(柳确实有絮,燕子衔的泥未必有花)。裴光约读诗犯呆,病在过分挑剔而不能宽容好诗。后来,也有抬杠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讥讽道“衔泥未必无花”,裴应无语。诗文警策,方便传世。因为警策最不易得,故佳句偶有小憾,毕竟“莺声乱调胜鸦啼”,不妨轻松放过。何况读者有时读诗不精,“莺声未必乱调”,即妄评枉杀,误导学子,也好残忍。老杜《雨诗》有“紫崖奔处黑,白鸟去边明”,明目净心,设色如画极妙。今有评论以“老杜笔拙,那乌云奔紫崖就黑,奔黑崖就白吗”,“老杜另有'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二诗简直是印模作诗……”,苛刻如此,不知掠眼过去,撂倒一片,千秋还有几多诗人?
诗人不按常见的俗熟路数创作,读者也需要兼用粗心和细心两种读法的,不妨举明代诗人吴兆的《鹫峰寺寄友人》。此诗确实类似“莺声乱调”,非常值得一读。诗曰:
水漫长桥深复深,寺门花密柳阴阴。
寻余只在莺声里,不听莺声何处寻?
首句写景,说“水漫长桥浅复深”(深浅不知)或者“水漫长桥远复深”(深远不详),都好理解;唯独说“水漫长桥深复深”,让读者犯晕。然而,此诗意趣大好,奇妙在后,读者千万不能撞头就喊放弃。下半首,是以诗代信的主要内容,诗人对赴约的朋友说,如果到鹫峰寻“我”,只须寻找莺声即可,“我”就在那莺声宛转之处。其实,说“寻余只在莺声里”已经告白去处,结句“不听莺声何处寻”不过是聊作补意,但用的是“反手出击”,随即矫反精警,则必须点赞。宋杨万里《晓登万花川谷看海棠》最后两句是“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非“愁中”即“病中”,这是选择关系,较“不听莺声何处寻”,意趣差远。若明乎此,再掉头回味,遂得惊醒:人在何处?“莺声何处”?正在那“水漫长桥深复深”和“寺门花密柳阴阴”之中。没有路线图,没有烦言赘语,只有小诗温馨一首:请沿着寺门长桥的流水往深处前行,到花密柳阴间莺声宛转处来找“我”。
看来,读诗或先粗心放过一二,待细心读毕全诗,获得更多惊喜之后,方始明白写诗原本可以如此任性,深情暗示的微妙全在那一笑回眸。
兵将守关须细心
当然,读诗仍须细心,犹如兵将守关,岂可掉以轻心?苏东坡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如”,清代范家相说“毋非细味,诗文不明”,都斩斩有理。譬如读杜甫写王昭君的名句“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则须细心。粗心读此,匆匆一瞥,皆不知“青冢”之妙。《归州图经》说“胡中多白草,王昭君冢独青”,此说虽然真假难考,但读者大都宁可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的;如果静心一想,青草对昭君尚且多情见怜如此,何况人呢。这时方才解得老杜下字的用心。
读诗,或先粗心随后细味,或先细味随后粗心放过,因人因诗而异,没有定规。清初写过“一片长安秋月明,谁吹玉笛夜多情”,差点夺席李太白的诗人陈廷敬,白发垂暮时还翻检平生未读深透的诗文,曰“残年饱饭细吟诗,一笑生涯老自知”,不怕从头再来。其爱诗读诗的那份执着痴醉,实在令人叹服。
读诗,最好有一等学养和胸襟,再有一双通情识法的火眼金睛。如果学养胸襟不足,又眼光不精,难免忽略或挑剔好诗,留下擦身错过的遗憾。近代《习静斋诗话》举荐过罗里庵的《舟中即景》,诗曰:
十里湖光一镜磨,扁舟摇过绿生波。
四边多少捕鱼客,细雨斜风不用蓑。
初读,以为舟客即景所见,平淡无奇。如果沉吟细思:那“斜风不用蓑”尚可理解,为何雨中捕鱼竟不用蓑呢?于是,读懂诗中隐意,方解前半首所见只为后半首所思所想而来。首句“十里一镜”写湖面之大,次句“扁舟摇过”,一点一线破开湖面,形画生动。“捕鱼客”,显然不是唐代那位“斜风细雨不须归”的烟波钓徒张志和,因为名利场沽名钓誉的“捕鱼客”只玩手段,是“细雨斜风不用蓑”的。“四边多少”,言其泛泛,热衷如此;“不用蓑”,言其巧佞取便,诡谲如此。读懂此诗的独白潜辞,能觉出讽意可法,雅趣堪味,则不难知《舟中即景》实是一首感叹时风日下的慨世诗。研究诗学的功夫,若非以细心读法磨砺岁月,料也会错失一些相貌平平却真正精彩的好诗。
切勿乱钻牛角尖
诗歌史中乱钻牛角尖,琢磨过头的事太多,弄得像东坡那样的大手笔也须小心从事。元丰八年(1085)五月初,年近五十的东坡前往扬州游竹西寺,“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其间”,遂题诗于寺壁:“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没承想,好诗被御史贾易等歪读,竟弹劾其庆贺帝(神宗)崩、“益加放傲”等,欲复加其罪。东坡只得自辩,谓“闻好语”,指丰岁“喜闻百姓讴歌”,又“先帝(神宗)上仙在二月,题诗在五月”,“若稍有他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据实坦陈,结果有惊无险。其实,惹祸的“山寺归来闻好语”,不过将唐代李贺的“沙路归来闻好语”,借来一用。东坡性格豪放,仕途坎坷,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入狱谪外,六年后出游,好不容易诗兴大发,来点灵感,还要谨防贼眼盯着,诗人岂止受累,有时也会受罪。
找茬儿跟善意指正瑕疵,肯定是两回事。唐白居易《琵琶行》巧妙融合浔阳琵琶女的不幸与自身遭遇贬谪的失意,哀叹“同是天涯沦落人”,已经将民间与官场的“天涯沦落”赋予了社会意义,历代评价甚高。至清,有位称“佟法海”的诗人凭吊琵琶亭时讥讽说,“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泪眼哭苍生”,埋怨诗人怜惜琵琶女而无视社会苍生。“苍生”,即平民百姓。琵琶女非“苍生”乎?既然要求“哭苍生”,又讥讽对琵琶女“青衫何必湿”,见解自捩,几近无理,被袁枚《随园诗话》斥责为“煞风景语”。若依拙见,值得细心研读的倒是“青衫”一语。唐制服颜色视阶官品级别类,九品服青。白居易贬谪江州司马,本应从五品下,但阶官却是将仕郎(从九品下),故令服青衫,有点欺人太甚。由此切入,方能理解,白居易已经迁降外放,又青衫闲置,加重抑郁,故情何以堪。那文人的泪眼哭哭苍生,再顺便哭哭仕途颠蹶的自己,有何不可?放过琵琶女,放眼看清世道的不公,便可成全一首“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金代《滹南集》评语)的七言古风经典,也是文学的浮图超度。
晚唐风流才子杜牧的七绝《江南春》,脍炙人口。诗曰:“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写江南春色,道出国势盛衰易代的伤感,活脱脱一篇欧阳文公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当然是绝妙好诗,非晚唐、非杜牧,写它不出。明代杨慎那老夫子偏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见《升庵诗话》)。鸟声的听闻,需要丈量距离后才能写诗,还有诗趣吗?杨慎没有“粗心读好诗”,琢磨过分,成了书呆子找茬儿,惹翻了天下偏爱杜牧这首好诗的读者,身前身后都没少挨骂。
须识好诗深妙处
当然,该细心处还得细心,否则未识得那深处妙处,囫囵吞了人参果,竟不知味,也会遗憾。
解识深处妙处,必须兼顾诗法的研究和学习。细心解读诗法,本应是诗歌欣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因为在比较漫长的一段时间内,偏重“内容”而慢怠包括作法在内的“形式”的研究和学习,结果务虚失实,未解“观千剑”(欣赏实践)和“操千曲”(创作实践),也不可能而后“识器晓声”。诗法的研读,粗心还是细心,关乎“内容”也关乎“形式”,岂止“辞达”而已。
清嘉庆道光间著名诗人张维屏,晚年面对清政府官场腐败,又目睹民不聊生和英军对华的骚扰侵略,激发爱国热情,期盼切实有力的社会大变革,写过《三元里》《新雷》等振奋志士的绝妙好诗。其中,《新雷》诗曰: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却春生。
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春雷第一声。
此诗作于道光四年(1824),历史背景无须赘述。诗人当时虽然对腐朽政局已经倍感绝望,但相信“残破江山依旧在,男儿热血可冲天”,壮志犹存,即希望不灭,所以奋力呼唤变革的春天早日到来。仅知乎此,当然不够,读者还需要从诗法上深层解读此诗,才有可能真正读懂并完整理解其文学和历史的价值。
此诗全以“有”“无”二字立骨。首句说“造物”(即天地万物之创造者),无言有情,议论喝起。次句承接,倒因果,因为“每于寒尽却春生”(冬尽,渐无严寒;春至,遂有生气。一“无”一“有”),故而认为“造物无言却有情”,确然有据。第三句转舵,春日的千红万紫俱已安排停当,只待第一声春雷的爆发了,即是说,已有时机成熟,却尚无革命引领,也是一“有”一“无”。如此读来,知“无”,即知现状;知“有”,即知翘首期盼的国家民族的未来。立骨兼得气脉,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自能语圆篇圆。
诗用奇字,也须细读。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有“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诗句,楞说柳絮“片片红”,读者难免意外。待细心玩味诗法后,方知柳絮“红”得奇妙,又当叫绝。上句的“夕阳”和“桃花渡”用暗色法,已预先为诗境设色作衬,给出了画面的大背景色。这样,将夕辉映照下桃花渡飞来的柳絮看成“片片红”,审美幻觉的绚采绮丽,便会给读者展开足够阔大的想象空间。“片片红”,主观色,诗笔能成功彩绘天地浑然一色的奇特景象,正是其艺术真实的高妙。导读者不解其妙,在鉴赏文中释为“被风吹过来的白色柳絮与片片红桃花交汇一起,构成一幅春日黄昏的美妙图画”,有负原创诗心美意,就算白读。
后来诗人苏曼殊宣统元年(1909)在日本本州岛的淀江道中,看见乡村插秧春景,写过七绝《淀江道中口占》。诗曰: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插田。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
前半首写景,以插秧竞歌和隐起微烟写动静交汇。后半首倒句,说因为田边“桃花的红色正欲流上吟鞭”,春景美不胜收,所以瘦弱的老马不会历经漫长旅途而疲惫发愁。此处虽然实言“桃花红”而非“柳絮红”,但“红色”变幻成可以流动的审美视觉形象,即可飞可流动到吟鞭上去的梦幻之物,跟“柳絮飞来片片红”一样最耐细品。诗歌设色,极似绘画,“即物即色”也好,“随类赋彩”也好,“能得其道,则情态于此见”(清《芥舟学画编》),故善用色者,奇幻无比,谓之“活色”;不善用色者,纵涂抹斑驳陆离,一色不得情态,也一色不得活泛。
有年开诗会,顺道游桃花源。赏花路上,笔者说起近代方廷楷的《习静斋诗话》曾经点赞过一位女校书的“桃源此日春依旧,底事渔郎不问津”,同行者显然都认可此诗,但曰“算不得精彩”。笔者遂问,为何今天的渔郎“不再问津了”,大家细心沉吟一番,方知“底事渔郎不问津”,实则一声棒喝,正在喝问世俗众人。今人大都太过世故,万事精明,岂止渔郎不再问津,连文家也写不出陶公的好诗文矣。此诗精警醒世,高妙如此,却娓娓道来,不露声色。若不细心,错过就是遗憾。
如果今人不去细究桃花源的虚境实写,也像古贤陶公那样,痴痴地相信渔郎傻傻的追寻,留住几分想像的雅趣,难得粗心地天真一下,反倒是真正的聪明。
看来,文学艺术作品的识读必须适度,当粗心时太细心,会抹杀好诗,伤害雅趣;当细心时太粗心,又会错过好诗,埋没了雅趣。纵晋唐宋元顶级书画墨宝,也非纤毫无憾,要求全美尽善,实在太难。想想那些愣要跟李白、张继较真,说桃花潭水没有千尺、寒山寺半夜三更也非撞钟之时的书呆子们,“粗心读好诗”难道还不“难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