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竹斋诗话

林 岫：

字苹中、如意，号紫竹居士、颐阳书屋主人。

紫竹斋诗话：难得初心读好诗

□ 林  岫

十数年前，香港女诗人秋野来访，翻笔者旧作，读到“何妨细字酬清客，难得粗心读好诗”二句，好生奇怪，问：“古贤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如’，'毋非细味，诗文不明’，你何以要'粗心读好诗’呢？”

其实，粗心读诗，全凭读家需要，毋须奇怪。读诗也好，读书也好，善读者，各有各的读法，方法多多。纵同一读者在同一时期，对不同的诗或书也可用不同读法，只要读懂阅乐就好。譬如吃饭，用刀叉筷子，还是干脆用手抓，受用舒服就行，绝对民主。

说“粗心读好诗”，自有一番道理。好诗万万千千，当粗心时不妨粗心，轻松放过，留下足耐品味的雅趣，正好颐养清修读书的仁人之心。唐代刘禹锡《陋室铭》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二句。苔，也是草。此处“苔”、“草”同用，但不碍文意，而且以“上阶”和“入帘”写出了苔绿草青的勃勃生态，读者喜欢，自不必计较“苔”、“草”是否“梨和水果”的关系了。

说“粗心读好诗”，首先须是好诗。换句话说，就是先解其妙，然后再高抬贵手，权且饶过。唐代王维写过一首小诗《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东坡题跋》评此诗时说过，“味摩诘（王维）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确好诗，毋庸置疑。但是，“天寒红叶稀”应是秋深，“空翠湿人衣”却是孟夏。若以为春寒料峭时也可能“天寒红叶稀”的话，那么，此时的春山小路上又哪来的“空翠湿人衣”呢？这样的好诗，不妨粗心去读。惟其写景如画，惟其见情见趣，读来又清新爽口，读者宁可陶醉其中而不去计较其余。这就是粗心读法。细心在前，粗心在后的假糊涂真潇洒，终归快意在我，不愁没有知音。成人之美和成诗之美，不过风雅裁断的一念之间，没隔着千山万水。

莺声乱调胜鸦啼

据《西清诗话》载，吴越王时期宰相皮光业写诗，得一联曰，“行人折柳和轻絮，飞燕衔泥带落花”，志在“警策”，感觉良好，“以示同僚，众争叹誉”，独裴光约出来扫兴，认为“二句偏枯”，对仗不工，说“柳当有絮，泥或无花”（柳确实有絮，燕子衔的泥未必有花）。裴光约读诗犯呆，病在过分挑剔而不能宽容好诗。后来，也有抬杠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讥讽道“衔泥未必无花”，裴应无语。诗文警策，方便传世。因为警策最不易得，故佳句偶有小憾，毕竟“莺声乱调胜鸦啼”，不妨轻松放过。何况读者有时读诗不精，“莺声未必乱调”，即妄评枉杀，误导学子，也好残忍。老杜《雨诗》有“紫崖奔处黑，白鸟去边明”，明目净心，设色如画极妙。今有评论以“老杜笔拙，那乌云奔紫崖就黑，奔黑崖就白吗”，“老杜另有'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二诗简直是印模作诗……”，苛刻如此，不知掠眼过去，撂倒一片，千秋还有几多诗人？

诗人不按常见的俗熟路数创作，读者也需要兼用粗心和细心两种读法的，不妨举明代诗人吴兆的《鹫峰寺寄友人》。此诗确实类似“莺声乱调”，非常值得一读。诗曰：

水漫长桥深复深，寺门花密柳阴阴。

寻余只在莺声里，不听莺声何处寻？

首句写景，说“水漫长桥浅复深”（深浅不知）或者“水漫长桥远复深”（深远不详），都好理解；唯独说“水漫长桥深复深”，让读者犯晕。然而，此诗意趣大好，奇妙在后，读者千万不能撞头就喊放弃。下半首，是以诗代信的主要内容，诗人对赴约的朋友说，如果到鹫峰寻“我”，只须寻找莺声即可，“我”就在那莺声宛转之处。其实，说“寻余只在莺声里”已经告白去处，结句“不听莺声何处寻”不过是聊作补意，但用的是“反手出击”，随即矫反精警，则必须点赞。宋杨万里《晓登万花川谷看海棠》最后两句是“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非“愁中”即“病中”，这是选择关系，较“不听莺声何处寻”，意趣差远。若明乎此，再掉头回味，遂得惊醒：人在何处？“莺声何处”？正在那“水漫长桥深复深”和“寺门花密柳阴阴”之中。没有路线图，没有烦言赘语，只有小诗温馨一首：请沿着寺门长桥的流水往深处前行，到花密柳阴间莺声宛转处来找“我”。

看来，读诗或先粗心放过一二，待细心读毕全诗，获得更多惊喜之后，方始明白写诗原本可以如此任性，深情暗示的微妙全在那一笑回眸。

兵将守关须细心

当然，读诗仍须细心，犹如兵将守关，岂可掉以轻心？苏东坡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如”，清代范家相说“毋非细味，诗文不明”，都斩斩有理。譬如读杜甫写王昭君的名句“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则须细心。粗心读此，匆匆一瞥，皆不知“青冢”之妙。《归州图经》说“胡中多白草，王昭君冢独青”，此说虽然真假难考，但读者大都宁可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的；如果静心一想，青草对昭君尚且多情见怜如此，何况人呢。这时方才解得老杜下字的用心。

读诗，或先粗心随后细味，或先细味随后粗心放过，因人因诗而异，没有定规。清初写过“一片长安秋月明，谁吹玉笛夜多情”，差点夺席李太白的诗人陈廷敬，白发垂暮时还翻检平生未读深透的诗文，曰“残年饱饭细吟诗，一笑生涯老自知”，不怕从头再来。其爱诗读诗的那份执着痴醉，实在令人叹服。

读诗，最好有一等学养和胸襟，再有一双通情识法的火眼金睛。如果学养胸襟不足，又眼光不精，难免忽略或挑剔好诗，留下擦身错过的遗憾。近代《习静斋诗话》举荐过罗里庵的《舟中即景》，诗曰：

十里湖光一镜磨，扁舟摇过绿生波。

四边多少捕鱼客，细雨斜风不用蓑。

初读，以为舟客即景所见，平淡无奇。如果沉吟细思：那“斜风不用蓑”尚可理解，为何雨中捕鱼竟不用蓑呢？于是，读懂诗中隐意，方解前半首所见只为后半首所思所想而来。首句“十里一镜”写湖面之大，次句“扁舟摇过”，一点一线破开湖面，形画生动。“捕鱼客”，显然不是唐代那位“斜风细雨不须归”的烟波钓徒张志和，因为名利场沽名钓誉的“捕鱼客”只玩手段，是“细雨斜风不用蓑”的。“四边多少”，言其泛泛，热衷如此；“不用蓑”，言其巧佞取便，诡谲如此。读懂此诗的独白潜辞，能觉出讽意可法，雅趣堪味，则不难知《舟中即景》实是一首感叹时风日下的慨世诗。研究诗学的功夫，若非以细心读法磨砺岁月，料也会错失一些相貌平平却真正精彩的好诗。

切勿乱钻牛角尖

诗歌史中乱钻牛角尖，琢磨过头的事太多，弄得像东坡那样的大手笔也须小心从事。元丰八年（1085）五月初，年近五十的东坡前往扬州游竹西寺，“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其间”，遂题诗于寺壁：“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没承想，好诗被御史贾易等歪读，竟弹劾其庆贺帝（神宗）崩、“益加放傲”等，欲复加其罪。东坡只得自辩，谓“闻好语”，指丰岁“喜闻百姓讴歌”，又“先帝（神宗）上仙在二月，题诗在五月”，“若稍有他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据实坦陈，结果有惊无险。其实，惹祸的“山寺归来闻好语”，不过将唐代李贺的“沙路归来闻好语”，借来一用。东坡性格豪放，仕途坎坷，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入狱谪外，六年后出游，好不容易诗兴大发，来点灵感，还要谨防贼眼盯着，诗人岂止受累，有时也会受罪。

找茬儿跟善意指正瑕疵，肯定是两回事。唐白居易《琵琶行》巧妙融合浔阳琵琶女的不幸与自身遭遇贬谪的失意，哀叹“同是天涯沦落人”，已经将民间与官场的“天涯沦落”赋予了社会意义，历代评价甚高。至清，有位称“佟法海”的诗人凭吊琵琶亭时讥讽说，“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泪眼哭苍生”，埋怨诗人怜惜琵琶女而无视社会苍生。“苍生”，即平民百姓。琵琶女非“苍生”乎？既然要求“哭苍生”，又讥讽对琵琶女“青衫何必湿”，见解自捩，几近无理，被袁枚《随园诗话》斥责为“煞风景语”。若依拙见，值得细心研读的倒是“青衫”一语。唐制服颜色视阶官品级别类，九品服青。白居易贬谪江州司马，本应从五品下，但阶官却是将仕郎（从九品下），故令服青衫，有点欺人太甚。由此切入，方能理解，白居易已经迁降外放，又青衫闲置，加重抑郁，故情何以堪。那文人的泪眼哭哭苍生，再顺便哭哭仕途颠蹶的自己，有何不可？放过琵琶女，放眼看清世道的不公，便可成全一首“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金代《滹南集》评语）的七言古风经典，也是文学的浮图超度。

晚唐风流才子杜牧的七绝《江南春》，脍炙人口。诗曰：“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写江南春色，道出国势盛衰易代的伤感，活脱脱一篇欧阳文公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当然是绝妙好诗，非晚唐、非杜牧，写它不出。明代杨慎那老夫子偏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见《升庵诗话》）。鸟声的听闻，需要丈量距离后才能写诗，还有诗趣吗？杨慎没有“粗心读好诗”，琢磨过分，成了书呆子找茬儿，惹翻了天下偏爱杜牧这首好诗的读者，身前身后都没少挨骂。

须识好诗深妙处

当然，该细心处还得细心，否则未识得那深处妙处，囫囵吞了人参果，竟不知味，也会遗憾。

解识深处妙处，必须兼顾诗法的研究和学习。细心解读诗法，本应是诗歌欣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因为在比较漫长的一段时间内，偏重“内容”而慢怠包括作法在内的“形式”的研究和学习，结果务虚失实，未解“观千剑”（欣赏实践）和“操千曲”（创作实践），也不可能而后“识器晓声”。诗法的研读，粗心还是细心，关乎“内容”也关乎“形式”，岂止“辞达”而已。

清嘉庆道光间著名诗人张维屏，晚年面对清政府官场腐败，又目睹民不聊生和英军对华的骚扰侵略，激发爱国热情，期盼切实有力的社会大变革，写过《三元里》《新雷》等振奋志士的绝妙好诗。其中，《新雷》诗曰：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却春生。

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春雷第一声。

此诗作于道光四年（1824），历史背景无须赘述。诗人当时虽然对腐朽政局已经倍感绝望，但相信“残破江山依旧在，男儿热血可冲天”，壮志犹存，即希望不灭，所以奋力呼唤变革的春天早日到来。仅知乎此，当然不够，读者还需要从诗法上深层解读此诗，才有可能真正读懂并完整理解其文学和历史的价值。

此诗全以“有”“无”二字立骨。首句说“造物”（即天地万物之创造者），无言有情，议论喝起。次句承接，倒因果，因为“每于寒尽却春生”（冬尽，渐无严寒；春至，遂有生气。一“无”一“有”），故而认为“造物无言却有情”，确然有据。第三句转舵，春日的千红万紫俱已安排停当，只待第一声春雷的爆发了，即是说，已有时机成熟，却尚无革命引领，也是一“有”一“无”。如此读来，知“无”，即知现状；知“有”，即知翘首期盼的国家民族的未来。立骨兼得气脉，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自能语圆篇圆。

诗用奇字，也须细读。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有“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诗句，楞说柳絮“片片红”，读者难免意外。待细心玩味诗法后，方知柳絮“红”得奇妙，又当叫绝。上句的“夕阳”和“桃花渡”用暗色法，已预先为诗境设色作衬，给出了画面的大背景色。这样，将夕辉映照下桃花渡飞来的柳絮看成“片片红”，审美幻觉的绚采绮丽，便会给读者展开足够阔大的想象空间。“片片红”，主观色，诗笔能成功彩绘天地浑然一色的奇特景象，正是其艺术真实的高妙。导读者不解其妙，在鉴赏文中释为“被风吹过来的白色柳絮与片片红桃花交汇一起，构成一幅春日黄昏的美妙图画”，有负原创诗心美意，就算白读。

后来诗人苏曼殊宣统元年（1909）在日本本州岛的淀江道中，看见乡村插秧春景，写过七绝《淀江道中口占》。诗曰：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插田。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

前半首写景，以插秧竞歌和隐起微烟写动静交汇。后半首倒句，说因为田边“桃花的红色正欲流上吟鞭”，春景美不胜收，所以瘦弱的老马不会历经漫长旅途而疲惫发愁。此处虽然实言“桃花红”而非“柳絮红”，但“红色”变幻成可以流动的审美视觉形象，即可飞可流动到吟鞭上去的梦幻之物，跟“柳絮飞来片片红”一样最耐细品。诗歌设色，极似绘画，“即物即色”也好，“随类赋彩”也好，“能得其道，则情态于此见”（清《芥舟学画编》），故善用色者，奇幻无比，谓之“活色”；不善用色者，纵涂抹斑驳陆离，一色不得情态，也一色不得活泛。

有年开诗会，顺道游桃花源。赏花路上，笔者说起近代方廷楷的《习静斋诗话》曾经点赞过一位女校书的“桃源此日春依旧，底事渔郎不问津”，同行者显然都认可此诗，但曰“算不得精彩”。笔者遂问，为何今天的渔郎“不再问津了”，大家细心沉吟一番，方知“底事渔郎不问津”，实则一声棒喝，正在喝问世俗众人。今人大都太过世故，万事精明，岂止渔郎不再问津，连文家也写不出陶公的好诗文矣。此诗精警醒世，高妙如此，却娓娓道来，不露声色。若不细心，错过就是遗憾。

如果今人不去细究桃花源的虚境实写，也像古贤陶公那样，痴痴地相信渔郎傻傻的追寻，留住几分想像的雅趣，难得粗心地天真一下，反倒是真正的聪明。

看来，文学艺术作品的识读必须适度，当粗心时太细心，会抹杀好诗，伤害雅趣；当细心时太粗心，又会错过好诗，埋没了雅趣。纵晋唐宋元顶级书画墨宝，也非纤毫无憾，要求全美尽善，实在太难。想想那些愣要跟李白、张继较真，说桃花潭水没有千尺、寒山寺半夜三更也非撞钟之时的书呆子们，“粗心读好诗”难道还不“难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