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福柯对精神分析之批评的拉康派的回应（上）
对福柯对精神分析做出的批评的一个拉康派的回应（上）
译者:王婧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普通会员，拉康派精神分析研习与实践者
校对：张涛
原文出自Fink《对抗理解：以拉康派的钥匙开展的评论与批评》第三章
这些年来，精神分析被指控的事情有很多，其中许多指控是站得住脚的。据说，以弗洛伊德可能说过的“使无意识意识化”或以重建主体对个人历史的记忆的名义，精神分析学家接受了各种各样的观念，做了大量与精神分析的最基本目标毫无关系的事情。去年，在1999年波士顿APA会议上，我们今天在座的几个人一起讨论了“心理分析的认知方式和政治”，我谈到了一些后结构的、同性恋和女权主义者对心理分析的批评，采取公认的简单方法，将所有这些批评应用于美国形式的精神分析，结果显示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并没有对相同类型的批评有所开放。我想简单地总结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然后再讨论更困难的任务，即解决一些后结构、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对拉康式精神分析本身的批评。
我认为，许多在欧洲受训并且发现他们自己由于移民社区更好或更坏地适应了美国环境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强调人类主体对当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适应；为了寻求美国医疗机构的认可，他们竭尽全力排除了那些可能在公众心目中危害他们良好声誉的人，那些性取向和实践上“可疑”的人。
在努力适应他们的新环境之后，这些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开始将教他们的分析者如何适应自己的环境视为分析治疗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疾病是分析者的自我无法使分析者的本我冲动适应他们的现实。分析者的自我对于适应的任务来说太弱了，必须鼓励他们的自我去认同分析家的所谓的强壮的自我。
简言之，这就是拉康如何描述自我心理学这一趋势的发展，这一趋势在英格兰20世纪30年代末始于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并在20世纪40年代及其后的美国土地上蓬勃发展。自我心理学家经常将把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者作为明确的治疗目标，或者一般意义上把同性恋完全排除在分析训练之外。
虽然弗洛伊德发表的关于同性恋的观点当然并不总是值得称赞的，但我知道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篇文章把同性恋者转变为异性恋者作为分析治疗的目标（相反的观点，参见，例如，弗洛伊德，1955c），或者说同性恋者应该被拒绝接受分析治疗。事实上，他认为“男人对女人的唯一性兴趣也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基于最终具有化学性质的吸引力的不证自明的事实”（弗洛伊德，1953年，第146页，1915年补充脚注）——换句话说，他认为精神分析应该研究异性恋。同性恋也一样，两者都不是完全由生物学决定的。
考虑下弗洛伊德写的以下两封信。第一封，和奥托·兰克（Otto Rank）合写的，1921年寄给欧内斯特·琼斯，内容涉及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因一位申请人的性取向而拒绝其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弗洛伊德和兰科写道，亲爱的欧内斯特，我们已经考虑过你关于同性恋者的潜在成员的问题，我们不同意你的看法。实际上，我们不能在没有其他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排除这些人，[ 正如我们不能赞同他们的法律起诉一样 ]。我们认为，在这样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应取决于对候选人的其他素质的彻底审查[ 就像对任何其他候选人一样 ]。
(引自 Frosh, 1997, p.224)
在第二封信中，这封写于1935年的信写给一位美国母亲，她写信给弗洛伊德是出于对儿子同性恋的担忧，后者写道同性恋“没有什么可耻的，没有罪恶，没有堕落，[也不能]被归类为疾病”（弗洛伊德，1951年，第331页）。弗洛伊德（1953）在他的三篇关于性理论的论文中说，“精神分析研究坚决反对把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从人类中分离出来的任何企图”（第145页，1915年补充脚注）。
关键不是要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粉饰弗洛伊德，而是要指出他的态度——至少在他较好的时日中——和他的许多追随者之间的不同。因为尽管弗洛伊德与英美研究所意见相左，许多同性恋者被分析家拒之门外，或者遭受讲英语的分析家的操纵或说教——在我自己的实践中，经常如此，许多来拜访我的同性恋者至少一开始不无理由地担心我会试图把让他们停止同性恋活动作为工作的目标甚至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中那些在与我工作后想成为分析家的人经常感到担心我会以某种方式劝阻他们或试图阻止他们继续成为实践者——再一次的，基于美国的情况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
有人可能会说，当今美国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才刚刚开始与美国早期医学实践者所信奉的许多价值观分离。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在对待同性恋，特别是在拉康派的表现形式上，遵循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轨迹，但仍然受到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在1960、1970和1980年代，因其对妇女的观点，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原因。
德勒兹和瓜塔里（Deleuze and Guattari）在某种程度上关注了法国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在制度环境中的实践，并批判了俄狄浦斯情结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伊丽加芮（Irigaray）强调了弗洛伊德对女性的厌恶和拉康对女性不完整的看法。鉴于我今天所能利用的时间很短，我决定介绍并阐述米歇尔·福柯对精神分析学的一些批评，尤其是他的《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第1卷中的观点。第2卷和第3卷的表述方式有些不同，但第1卷提供了最直接的评论。福柯对精神分析学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批评，我不可能希望在一次简短的谈话中全部阐述。他还有很多东西要教精神分析学家。我只想在这里集中谈谈他那些更具争议性的评论给我留下的印象。
福柯对于分析权力的动力学的批评
福柯（1978）首先批判了精神分析情境中固有的权力的动力学。他把它比作天主教的忏悔仪式；他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支配的力量不在于说话的人（因为他是被约束的），而在于听而不说的人；不在于知道和回答的人，而在于提问和不被假设知道的人，
这显然是在回应拉康的“被假设知道的主体。”“真理的话语终于生效了，”福柯继续说，“不是在接受真理的人身上，而是在被夺取了真理的人身上”（第62页）。福柯认为，被分析者被迫公开所有的事情，做出一个完整的供认，但是却不被分析家认为能够系统阐述自己的真相。
福柯继续说道，
真理并不仅仅存在于通过忏悔将其完全揭示出来的主体之中。它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呈现在讲话的人之中，但是是不完整的而且对自身视而不见，只能在理解和记录它的人那里被完成。证明这个模糊的事实是后者的功能：通过忏悔揭示的东西必须与它所说的话的破译相结合。聆听的人不仅仅是宽恕的主人、宣判有罪或无罪的法官；他还是真理的主人。
( 66–67页, 翻译有修改)
福柯认为分析家是分析者的真之主人的观点与拉康甚至其他当代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所认为的分析情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的，拉康认为分析者真理的创造——不是揭露而是创造——需要另一个人的在场，一个同意占据某个位置的人。但是拉康把这个位置描述为一种假装物，而不是一种主宰。如果我是分析者，我很可能一开始就相信分析家知道一些事情，一些可能有助于减轻我痛苦的事情。这种信念让我可以告诉分析家关于我自己，我的幻想和梦想的事情，并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然而，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分析家总是让我沮丧，从不告诉我秘密，从不给我解密的钥匙。我慢慢地意识到，事实上，她只就我对她说的话才能了解我，分析家不是个透视者，不是知识大师，也不是某种天才：分析家只是一个假装物，一个外壳，冒名行骗者。只要我把她看作大师她就行了。事实上，我才是那个知道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知识是以某种形式写在我自己的身上的，我必须找到并说出它来。我不会被我的分析家的精彩的解释所解放的，她做的任何小小的解释都常常是离谱的、笨拙的，甚至有时是愚蠢的。也许如果她闭上嘴足够久，我就会说出为了使我的症状消失我需要说的那些。
我认为，这更能反映出分析者在任何有价值的分析中的经历。是的，它展现在治疗开始之前就存在于分析者头脑中的权力关系，但是它逐渐破坏了这种关系。解释来自我，分析者，并试图揭示我没有意识到或不想看到的内心欲望。
许多当代美国精神分析学家似乎都同意这一点：南希·乔多罗说，她相信分析理论永远无法涵盖病人的所有经验，而正是分析者领导分析家，而不是相反。南希·麦克威廉姆斯（Nancy McWilliams，1999）在她的著作《精神分析案例表述》（Psychological Analytic Case Formulation）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观点。
权力动力学几乎存在于每种形式的心理治疗中，这是基于咨客来找一个被认为是处理人类问题的专家或权威的人谈话这样的事实。然而，这种力量的动力在不同的治疗形式中发挥得非常不同：在暗示是自由给出的治疗中——或者说不是那么自由，因为一个人仍然向治疗师付费——它具有明显的建议力量。我付钱给这个人让她告诉我关于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应该相信她；我付钱给她让她告诉我该做什么，所以我应该听从她的建议。因此，我未来的行动和信念直接基于出自于暗示的权力动力。
在治疗师采用行为或认知技术的其他形式的治疗中，我作为一个主体者显然是完全短路的，对我所实施的治疗类似于精神科医生给我开的药：我没有经历任何主观的探索或转变就改变了自己。因此，我没有获得能够改变自己的感觉，如果将来某个时候我需要处理一些事情——我只是回到认知行为治疗师或精神病医生那里，接受新剂量的心理、行为或生理操作。治疗师仍然是专家，而我仍然是一个可怜的笨蛋，没有他的帮助无法继续生活。这与分析者在拉康式精神分析中的地位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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