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会谈

初次会谈,由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系前任系主任、雅克阿兰·米勒的弟弟:热拉尔·米勒导演(官网为:https://www.gerardmiller.fr/),制作后在2009年首次播放于法国三台,旨在透过不同精神分析经历的个体讲述他们为什么要进入分析中去,以及这些分析者和一些分析家会讲述初次会谈的经验。

翻译后的视频已可在B站观看,下文是译者提供的文字稿,我们分为四个部分,逐一发布在此方便大家阅读用。

初次会谈

导演:热拉尔·米勒

制作:热拉尔·朋 热拉尔·拉克鲁瓦

翻译&后期:陈全 校对:何许人

下文由译者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

热拉尔·米勒:不不,这部电影不会说到莫里哀、拉辛、费多,

它要说你们,我们,说我们个人的故事 ,

我们经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不自知,

弗洛伊德和拉康有一个论点,

你们可能不赞同:我们的生活是一出戏剧,你所看和听到的都不是真的。

我们在舞台上生活,成长 ,学会爱、 工作、欢笑以及痛苦 ,就好像舞台有很隐秘的幕后一样。

为了像我现在这样成为精神分析家,必须要再回到幕后,经常要很久,

至于我,我在分析中停留了超过八年。

我那时二十多岁  游荡着,没有什么选择,

今天我拍这部电影,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某一天,我们做了个严肃的决定,来要看看自己的幕后。

下面不同人物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

巴提斯·勒贡特,导演

勒贡特:

我常常因为陷在困境中,而想要跨出第一步,我坚持用这一说法

因为对我而言,拜访精神分析家,也是走到镜子的另一面

说不出来是什么镜子,总之要跨出这一步,

我不知道每次是什么拉扯了我  (让我没有跨出这一步)

也许是某种自负让我觉得,可以独自走出困境

以为自己遇的扰人的烦恼。

在不需要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独自走出来,

我从未把自己看作一个谜,我把人性本性看成一个谜,值得用来研究,当然是这样的。

所以最终,

我倾向于研究别人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

我没看出有任何的动机,

除非是有障碍或者被困住了等等情况。

卡尔·拉格斐,设计师,摄影师(人称:老佛爷)

拉格斐:

我没看出为什么正常人要去做分析,

我没看出,比如说,  为什么您要做分析,

确实如此,当我们自己没做过个人分析时,我们会觉得其他人也不必做

此外,对于第一次见精神分析家的人而言,精神分析是显而易见的事吗?

探究幕后命运这件事,是一个自发的探险呢?

回答是不。

这部纪录片里,我访问了至少十六位分析者。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跨进初次会谈前,

借用弗洛伊德的表述  在“另一个场景”中冒险前行。

他们中的大多数  都有所迟疑,甚至有些担心。

查尔斯·贝尔林,喜剧演员

查尔斯·贝尔林:

我感觉站在面前的这个人。

他将会以超自然的方式  从头到脚审视我。

我花了很多年才决定去看分析家。

皮埃尔·德·玛乌蒙,高中主任

玛乌蒙:

我原来不想去的,那不适合我

我当时认为精神分析  是给伍迪·艾伦或者雅克·梅林的

我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

那里没有我的位置

杨·卢西纳,市场营销

卢西纳:

我原来认为精神分析很荒谬

精神分析绝不是安迪列斯文化的一部分  (法国海外领地)

那里很少有孩子被带去见心理学家

这在法国本土是可能的

例如因为成绩不好

伊莎贝尔·蒙图尔西,国库督察员

蒙图尔西:

我害怕被异化。

我害怕依赖于分析和分析家

我害怕意识到自己病了

也就是承认我有问题。

阿涅丝·贝克尔,产品负责人

贝克尔:

我首先怀疑这会

颠覆我认知事物的方式

因为当我们由于自身经历  形成一种人格时

通常我们会很难摆脱这种人格。

这是很难分开的

我们也能从这种人格中得到快乐,

所以我知道  做分析无疑对自己有益,

但另一方面  也使我失去了某些东西。

某些我喜欢的东西。

卡拉·布鲁尼,歌手(他更为中国人熟知的身份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妻子)

布鲁尼:

我感到无法理解

这一类行为

我不懂精神分析

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做分析的需要

简单来说,我在生活是个行动派,我很年轻,完全和精神分析不搭边

直到28岁我遭遇了一次冲击,我的父亲去世了

然后我就全身心地进入精神分析中了。

米勒:

远不止有卡拉·布鲁尼是这样的情况

想要开始一段分析

仅有智识上的好奇是不够的

为了拿起电话,和精神分析家约时间

需要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才行

例如某天早上起来

突然心想

这生活是什么玩意啊

我的生活是怎么回事啊?

我都认不出自己了

这样的生活似乎没有满足我的任何渴望

任何憧憬。

马克·若利韦,幽默画家

若利韦:

我心想,我今年四十岁,

我受够了,我要还债,没有孩子,

没有哪点正常的。

吉尔·阿斯皮纳,特殊教育者

阿斯皮纳:

让我走进分析的是“重复”。

也就是重复地失败

是因为自己不能投身于事业和生活

出于我不知道的原因  我被困住了。

帕斯卡尔·波希热丽,学校教师

波希热丽:

一天,去做分析变得很显然,

我必须去见见某个人,

才能让自己不再蒙着眼睛前行

玛丽·达丽厄塞克,作家

达丽厄塞克:

我当时的状况很愚蠢,

总之,那时对我唯一重要的就是写作

我却写不出来了,

有些事情妨碍我写作,经常这样

那时我非常神经质,实际上,没有什么妨碍我写作

但我不知道,这个状况也让我“很快乐”

呃...并不是这样,实际要复杂得多,这些矛盾使我......

好吧,生活对我而言太困难了,我活不下去了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脱身之计

不,不是脱身之计

而是回到生活中,是努力去生活

因为生活中也有惰性,事实上,这种惰性是一种抑郁。

米勒:

有时,初次会谈之前

也会有某个事件

某个具体的事件使我们陷入另一维度

在那,我们平常讲述的故事

不再如往常一样

意外,分手,哀事

这些使我们始料未及的不幸

毫无防备地使我们一下子无所适从

热拉尔·路易辛,喜剧演员

路易辛:

我呢,那时结了婚,有两个很小的孩子

然后我太太离开了我,

但不是为了其他男人离开,

她离开是因为想换一种活法。

所以就这样了,我别无他法,只能去找某人 。

我必须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

任何时候,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克里斯汀·欧尔班,作家

欧尔班: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结婚

几个月后别人告诉我,我的丈夫得了癌症。

最多只能活一到两年,

这显然是个很大的打击。

疾病最糟糕的是它颠倒了我们的角色 ,

以前强悍的是我的丈夫,后来他变得很虚弱

以前很弱的人是我,现在为了两个人  不得不变得很强悍,假装生活很美好、

因为我和吉恩·伯纳德医生决定,

不要告诉他真相,承担它实在太沉重了

所以我需要治疗。

米勒:

在疯狂的消费社会中

有很多人考虑开始精神分析

因为他们面临了

精神分析家通常所说的“症状”

某些东西

不只使他烦躁、焦虑、疑惑

而是持续着

就像有一个神秘的欲望在作用

它来自别处

拉康用大写字母写的大他者的欲望

来强调它的奇特之处。

莱茜儿·芭洛斯,公共关系负责人

芭洛斯:

我想我已经不舒服很久了

当我从未清楚地意识到,

我是一个活跃的人,喜欢做事情,喜欢走动

事实上,我做事的渴望减弱了

直到某天  我醒来,毫不夸张地说 ,

我早上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我不再记得我为什么要醒来

是什么理由让我起床,是什么理由让我睡觉

我怀疑我情况不是很好,但是我没有怀疑到那个程度上。

采访人物出场完毕后,下面的内容中可能会出现之前的不同人物采访的片段剪辑,届时我们会给出他们的图片,以做区分(如下面这个例子):

我走在街上时,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失去了知觉

周围一切生命都很陌生 ,任何一点小事都让我害怕

所有人我都非常害怕,有一种动弹不得的感觉

某个东西抓住了我,让我僵在那里

使我变得孤单,无法前进。

米勒:

但要怎样才能找到一个精神分析家?

怎么知道他好不好,

怎么知道他将倾听您的请求

怎么知道他能帮助您澄清您的无意识

几年前,我隶属的弗洛伊德事业学院

它有了一个想法,在巴黎的夏布尔路

建立一个精神分析咨询中心(CPCT)。

夏布尔路CPCT

这个中心是完全免费的,精神分析家每周都会来

无偿地接待病人,任何来做初次会谈的人

就这样能做数个月分析

有成人,有十二岁以上的青少年

或者儿童,有时还有幼儿,由父母陪同前来

奥斯卡所画:上面写着“救命”

上面文字:“学校”

上面文字:美元 10欧元 2 欧元 1欧元 5欧 250欧 10欧

5美-欧元

“下.....周见!”

来夏布尔路的中心,能使我放松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那里有其他病人

有其他的分析者

他们既不是伍迪·艾伦,也不是雅克·梅林

让我安心的是那只有普通人

其他的分析者都是普通人,痛苦的人,

我最感动的是还有儿童,儿童和青少年

这些分析者,不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分析家

也不是为了赶时髦,来做分析的人  不是为了赶时髦

在夏布洛路,我们不选择分析家,分析家也不选择分析者

而是某种随心的安排,您需要定一个约会,到一个分析家小组去

那里有一群病人,就像在车站大厅一样

您恰好登上刚开来的列车,

米勒:

但至少,大部分时间

想登上初次会谈的列车

人们都是去找独立开业的精神分析家

一些人在楼下的铭牌上找到一个分析家名字

就不再到处找了,

其他人翻开黄页

随便地选择其中的人

但通常我们是向朋友、医生要一个地址

之后我们就去打电话。

弗朗索瓦兹·勒吉勒,精神分析家、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教授

勒吉勒:

当病人打电话来定一个约会,那可能会是他的初次会谈

我不认为电话属于这初次会谈的一部分

我认为初次会谈,开始于我们在候诊室中握手

以及带他进办公室

但是电话中能发生很多事情。

盖伊·托巴斯,精神分析家

托巴斯:总是我亲自接电话,来定下初次会谈

我总是先等联系我的人,先开口说出,做分析的原初请求。

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父母。

克里斯蒂安·阿尔贝蒂,精神分析家,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教授、世界精神分析协会现任主席

阿尔贝蒂:

如今呈现的请求,

是带着一些共同问题的,

我对此很吃惊

也就是说病人在电话中

一上来就会问

这会花费多少时间

要花多少钱

所以我花时间向他解释

不一定会解释时间金钱

而是让他由心底说出  是什么让他来

最终在这时

说出的带他来做分析的事情

经常在事后显现出重要性。

路易·索拉诺,精神分析家、精神病医生

索拉诺接着上面的话头说:

在那时我可以做出接受或拒绝,

但必须我当场决定

看看我是否能立即接待病人

当晚,明天,还是一个月后

因为总是会有第一人

弗洛伊德的工作室一直吸引着人的注意

即便从那时起  已有数千个精神分析室开遍世界

将成为病人的人

来进行初次会谈时  经常会问

自己是不是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维也纳

来到弗洛伊德诊所的复制品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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