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失掉创新力的背后，是一场全球性危机......
距离2007年乔布斯推出初代iPhone时带给我们的震撼已经太久了。
库克时代的苹果，在硬件上的创新步伐已经实质性放缓。
然而，这一切只是一场全球性“创新荒”的缩影。
以下，Enjoy：
马特·里德利 | 作者
身边的经济学（ID：jjchangshi）| 来源
01
乔布斯VS库克？
乔布斯时代的苹果：
2001年，发布iPod，不仅改变了人们听音乐的方式，也改变了整个音乐产业界；
2007年，重新发明手机，发布了初代iPhone。
生前最后一款iPhone4，处理器比2012年登上火星的好奇号探测车强4倍，不锈钢边框、全玻璃外壳以及首次采用Retina屏、语音助手Siri等等
无一不是当时手机最前卫的设计。
库克时代的苹果：
备受吐槽的刘海屏；
安卓厂商玩剩下的「双卡双待」、「20W」充、三摄等等
可以说，看得见的创新变得越来越少。
作为一个市值过万亿的庞大跨国企业，苹果公司的创新乏力只是这场创新危机中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不是所有创新都在飞速发展，有些早已放慢了脚步。
以速度为例，如果从1982 年开始，汽车的改进速度和计算机一样快，那么汽车每加仑可以行驶近400万英里（643.74万公里），这样它们就可以在携带一箱油的情况下行驶往返月球100 次。
02
一场创新荒
有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创新危机的时代：创新太少而非太多。
西方世界，特别是自2009年以来，似乎已经忘记了如何以某种合理的速度扩张其经济。
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这一方面进行赶超，特别是非洲，非洲所实现的爆炸式增长速度，开始与亚洲过去20年的增速相匹敌。
但这大部分是追赶式增长，是由于采用了西方已经使用的创新成果而造成的。
相比之下，自满与停滞的势头有时似乎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占上风。
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和比约恩·魏格尔在其著作《创新幻觉：这么多辛勤工作的人创造了这么少东西》中指出，当今资本主义面临的生死存亡考验是打破企业和政府都不愿意鼓励创新的习惯，虽然它们说得很好听。
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永恒风暴”已经被寻租的微风取而代之。
大公司与政府相互勾结、日益霸占经济舞台，公司管理主义正逐渐挤压企业的生存空间，这些老板对不确定性避而远之。
泰勒·柯文和罗伯特·戈登等经济学家同样认为，我们不再发明真正改变世界的东西，如厕所和汽车，而是越来越花时间在社交媒体这类琐碎的事物上。
这种疾病的一个症状是，公司坐拥着数万亿美元的巨额现金，并且跨国公司成为净贷款人而非借款人，因为他们找不到将资金投资于创新的方法。
一些大型制药公司现在从金融投资中获得的利润可能比卖药的利润还多。
大公司真正花钱时，经常是出于防御性的考量，往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专利或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它们的资产逐渐老旧，它们越来越倾向于谨慎行事。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的所有权分散，以及在随之而来的博弈中缺乏风险共担，这往往会把企业家变成食利者，通过知识产权、职业许可和政府补贴提高准入门槛，从而借助区域垄断来榨取利润。
企业管理主义的流毒在于，控制市场比争夺市场更容易，制订计划要比试验更容易。
全球化非但没有对这一趋势提出挑战，反而可能加深了这一趋势。
跨国公司吸收的是规划者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企业家的思维方式。这些因素可能是美国经济活力下降、不平等加剧的原因。
美国的新公司成立速率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每年增长12% 下降到2010年的8%。主要指标中，公司的周转率明显下滑，表明现有公司存在的时间更长。
1996 ～ 2014年，由20多岁的年轻人创办的创业公司的比例减少了一半。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18个经济体中，有16个经济体的创业率正在下降。
这个问题在欧洲更为严重，欧洲委员会倾向于制定有利于现有公司的规则，在其庇护下，创造性破坏几乎停止。
欧洲100家最有价值的公司中，没有一家是在过去40年里成立的。在德国的DAX30 指数中，只有两家公司是在1970年后成立的；在法国的CAC40指数中，只有一家；在瑞典的50强企业中，无一家公司。
欧洲还未孕育出一家能挑战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的数字巨头。
如果我这样想是正确的，那么西方经济体产生创新的能力已经变弱了。就收入似乎停滞不前、社会流动的机会日益枯竭而言，原因不是创新太多，而是创新太少。
埃里克森和魏格尔写道：“令人不安的现实是，我们应该担心创新荒，而不是创新盛宴。”
布林克·林赛和史蒂夫·特莱斯同意此言：“创造性破坏的体系正在消亡。证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利润增加；新成立的公司变少；顶级公司不断稳固，令人不安。”
但也许世界的另一个地区会来拯救这一情况。正如6个世纪以前，欧洲从日益僵化的中国手中夺过创新接力棒一样，中国或许即将再次夺回接力棒。
03
中国：创新发动机
毫无疑问，中国的创新发动机已经点火。
硅谷的创新发动机还会噼啪作响一阵，但从大多数指标来看，加州未来很难吸引人才：加州越来越成为一个花销巨大、束缚众多、监管严格、课税繁多的工作场所。得克萨斯表现得更出色一些，以色列、新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欧洲部分地区均有其亮点，特别是伦敦及其腹地。
但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创新规模和创新速度可能将超过其他任何地方。
中国只作为聪明的复制者，通过模仿西方产品和工艺来追赶西方的日子已经翻篇了，中国正大步迈向未来。
在中国，互联网使用完全转向移动端，摆脱了普通电脑的束缚。至少在中国大城市里，消费者不再使用现金，甚至不再使用信用卡：移动支付已非常普遍。
由腾讯和阿里巴巴推出的数字货币正在快速发展。多数时候，你不再在餐馆里找菜单，也不再在商店里找收银机：使用二维码，你可以支付所有东西，订购一切东西。
移动数据的成本在中国暴跌的速度，可以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5年时间里，1GB数据的价格从240元暴跌到仅仅1元。
微信这类公司最初只是社交媒体公司，但现在它们为消费者提供其想要的一切：移动钱包、叫出租车程序、点餐程序、付水电费渠道等。
在西方需要使用五个不同软件才能完成的事情，在中国使用一个软件即可完成。
就发现和发明而言，中国也富有创新性，并且以西方所艳羡的激情投身于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核能和太阳能领域。
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过去10年里，中国每年新建7000英里（11265.4千米）的高速公路；在西方需要几十年才能建成的铁路线和地铁网络，在中国一两年内就可以出现；中国的数据网络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大、更快、更全面。
耗资建造这些基础设施并不能称得上创新，但肯定有助于创新的实现。
西方可能仍会在金融、科学、艺术和慈善领域发挥才智进行创新，但它在创造影响日常生活的产品和过程方面却放缓了脚步。
官僚作风阻碍了任何人创新的道路。
伦敦花费30年（现在还未完工）为其主要机场建一条新跑道，而顾问们则通过调查附近几英里内每只蝾螈、蝙蝠和噪音表的情况发家致富。
布鲁塞尔多年来一直苦苦探索，想知道尝试研制抗昆虫的作物是不是好主意。华盛顿通过从创业公司那边汲取活力，为监管者、律师、顾问和寻租人摆了一场盛宴。各国央行对加密货币和数字金融技术嗤之以鼻。
与之前的中国明朝、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拜占庭和印度阿育王朝所做的一样，这些成熟的文明对创新不再热衷，并将责任推给了别人。
关于作者：马特·里德利，英国科普作家，科学家，纽卡斯尔英国国际生命中心的创始主席，纽约冷泉港实验室客座教授。因其在科学、环境学与经济学领域的著作而闻名。
本文整理摘编自《创新的起源：一部科学技术进步史》，经出版方授权“身边的经济学（ID：jjchangshi）”原创首发。转载请添加微信：shenbianjun，并备注“转载+公号名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