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史国栋||过年

过年

文/史国栋

风在光秃秃的山上游动着，仿佛在寻找一片落脚的地方，但干巴巴的山坡上，连一丝云都没有，只游弋一层浅淡的灰黄色。太阳慵懒地照在楼房上，发着白亮亮的光，直晃人的眼睛，愣愣地照在人身上，暖和得像到了春天。街面挂满了彩灯，随风轻轻地飘荡，像是提醒着人们春节就要来临，该有点动作了。

直到了腊月二十七，街道上才变得人挤人了，人们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年也仿佛一下子开始涌动了。路边摆满各种花花绿绿的年货，连人行道都占了，也没人过问，一直要到十五以后才猛然消失。味道最冲人的要算各种油煎食品，既有架锅现煎现卖的，也有煎好再卖的，反正一下子冒出许多。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而震天价的流行乐更是响彻整个街道，还不时传来一些鞭炮声。

从父亲去世后，我们就把母亲接到城里，从此就在城里过年。没有乡下过年的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一时间有一种说不出的轻快，也感受到了自在的惬意。可到了去年过年，疫情让人憋在家里两个多月，一天除了看电视、看手机，就是吃饭和睡觉，感到异常的压抑与烦闷，想起乡下过年的事情，突然觉得别样地亲切，随时都能从记忆中唤出很多趣事来。

在乡村的过年就慎重多了，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就不能清闲了，先是扫房，家里瓶瓶罐罐都要搬出来，把积年尘土都打扫干净，往往得整一天下来，打扫结束后，人脏得非好好洗一番，不然无法上床。我最讨厌就是腊月扫房了，所以在夏天经常凑个晴好的日子，把屋子好好地打扫一番，平常也是经常清扫，尽量不让屋里有明显的灰尘，但这仍然不算，父亲到腊月还是非要扫一番，我们如不能按时回来扫房，他就要自己动手，看着父母带病的身躯，只能硬着头皮干了。

扫完房，还要蒸馍馍、煎果子、煮肉，买不完的东西，跑不完的腿，腊月成了最烦人的日光。好不容易到了腊月三十，吃完饺子，想休息一下，往往就有本家的或者同村的人来转门儿，又要准备酒菜，一直陪到十二点以后才结束。后来随着电视春季晚会的兴起，窜门的人不来了，仍然需要看电视到交过夜才能睡觉，这是父亲雷打不动的习惯，我们也只能陪到那个时辰。

从初一开始，就是没完没了的拜年与接待客人，一直要到十五才结束。只要待在家里，随叫随到地端饭倒水，是我的必修课，一不到位，就会被父亲训一顿。而自己的孩子，我只能指挥动一阵，时间一长，他们会感到不胜其烦，甚至从城里叫不回来。

随着时间推移，也许是在城里待得久的缘故，在体味乡村厚重人情时，也慢慢感不堪其负，尤其是孩子日渐长大，让他们在乡村过年也成了令人烦恼的事情。现在的孩子受了新式教育，根本不会步前人的老路，想让他们乖乖地过传统的年，吃以前的饭，就会不停地与你赌气。特别是离开网络，他们会六神无主的，乡村宁静生活对于他们就是折磨，时代的发展是谁也奈何不了的，顺应才会减少冲突，不然怄气都会让人受不了。

乡村过年的灵魂其实就是社火，记得等到正月初四，就开始炒秧歌了，学校门口前经常放着一面真牛皮鼓，稳稳地蹲在那里，还有一对钹，谁对可以去敲打一番，一直到初九晚上秧歌出来。后来家神庙落成，鼓和钹移到庙院里，这里也成了村人的聚集地。

庙院里挤满了人，下棋的、打牌的、最近几年还有卖吃的东西的、卖玩具的……但最快活的是那些孩子们，庙场子上有几十个男孩女孩，这儿跑那儿窜，丢窝、夹沙包、踢瓦片，打垒球、踢键子、滚铁环、跳绳、抓拐、打扑克牌，各享所需，各找各的玩伴。

正月初九晚上，在一片鞭炮声中，龙灯率先而出，狮子、龙船、灯笼队紧随其后，社火队沿村转一圈，慢悠悠地移动，在住户集中的门前常常停下来，接受主人的礼遇——放鞭炮，人人都兴奋着，将那天的耍社火当作一年中最神圣最隆重的事来对待。

正月十七日，也是谢将的一天，也是正月里的热闹达到登峰造极的一天。村人早早吃过早饭，就着手绑火把，从晚上八点开始，到晚上四五点结束，大约七八个小时。一个扮作钟馗和两个随从的人，要到每家每户去赶鬼，最后点几堆火，年轻人围绕火堆纵情地舞，释放他们青春的激情，往往直到天亮，这时候过年才正式落幕。

城里过年就简单多了，年前或者年后，一些好友一起在饭馆聚聚就行了。过年是与家人在一起，除了个别长辈亲戚，基本上是不拜年的，拜年也是在晚上去，一起聊聊就行了。不管怎样，虽怀念乡村的过年，但我还是愿意过城里的年，谁也得与时俱进呀。

2021年3月2日

史国栋，男，武山县城关镇史家庄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学高级教师，武山县作协副主席。多年来勤于散文写作，有一百多篇散文发表于全国各类报刊与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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