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宁丨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修纂考述——以与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对勘为中心
樊 宁
樊宁，1992年，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清代经学史。
内容摘要：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与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阮校记在罗列版本异文、引述前人成果等方面，存在大量因袭卢校本的情况，尤其是阮校记的诸多校语存在谬误，只有对勘卢校本才能明晰致误缘由，此为证实阮校记承袭卢校本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阮校记在校勘方面又有所增补推进，如补入新的版本异文，增加参考著作的数量，使用叶钞本《周易释文》校勘文字，对部分条目进行考辨与按断。卢校本不仅在校勘步骤、方法上给予阮校记很多参考便利，还提供了基本的工作思路;而阮校记在卢校本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吸收与批判，从而推陈出众多发明创造，终成典要之作。
关键词：卢文弨 《周易注疏》校本 《周易注疏校勘记》 修纂
清朝嘉庆年间，阮元主持修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汇集众本，精审严校，堪称群经校勘集大成之作，享誉学界两百馀年，嘉惠学子，不计其数，赞美之声，不绝如缕，至今依然。关于《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纂缘起、参与人员、成书过程、校勘体例、所据版本、引用文献等诸多方面，学界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丰硕[1]。然存留至今的问题亦有不少，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其中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莫过于卢文弨《十三经注疏》校本对《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修纂产生了哪些影响？二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对于此问题，学者们讨论甚多，颇具争议，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卢氏启发说”，认为卢文弨《十三经注疏》校本对阮元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启发与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甚至可以称为《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蓝本。此说首创自清人萧穆[2]，今之学人如汪绍楹、李慧玲、黄庆雄、王宁等皆持赞同态度[3]。
二是“阮氏自发说”，代表人物是刘玉才。刘先生通过考察国家图书馆所藏《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謄清本与刻本之间的异同，得出“阮元延客校勘《十三经注疏》，应主要是受到当时学术氛围的影响，卢文弨只是启发者之一。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与卢文弨手校《十三经注疏》并没有直接继承关系，故今存李锐《周易注疏校勘记》原始稿本甚至没有直接引用卢文弨本人的校勘意见，是严杰补校时方与浦镗的校勘成果一起增加进去。”[4]唐田恬亦云：“《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纂，是阮元在不断积累与充分准备后，自发组织江浙学人进行的。”[5]“以《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全部依据卢文弨校本而作，则未免失之武断。卢文弨只是《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所参考的众多清代学人中的重要一家，但并非最重要的一家。”[6]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但他们依据的材料或为卢文弨《群书拾补》中的诸经注疏校正，或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保存的卢文弨校本信息，或为《抱经堂文集》《拜经堂文集》《敬孚类稿》等清人文集与题跋，都不是卢文弨《十三经注疏》校本原书（卢氏校本或已不存），故所得结论难以完全令人信服。
今湖北省图书馆藏有一部清人张尔耆过录的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可谓弥足珍贵，或有助于深入了解卢氏校勘《十三经注疏》的具体情况。今以该校本为中心，从文本内容上考察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与卢氏《周易注疏》校本之间的关系，进而窥见《周易注疏校勘记》的编纂过程，希望可对相关问题之认识有所裨益。
一、《周易注疏校勘记》引卢文弨校勘成果的来源
《周易注疏校勘记》（以下简称“《周易校勘记》”）书前“引据各本目录”中没有明确提及卢文弨的校勘著作，仅在“影宋钞本”下曰“据馀姚卢文弨传校明钱孙保求赤校本，今称钱本”[7]，然文中却多次引用卢氏的校勘成果，惜没有一一标明出处。
针对这部分校记的来源，目前主要有三种看法[8]：一是认为引自卢氏《群书拾补·周易注疏校正》（以下简称“《校正》”）；二是主张源自卢氏《周易注疏》校本（以下简称“卢校本”）；三是二书兼采说。笔者曾撰作《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引据卢文弨校勘成果来源考述》一文，通过比勘卢校本、《校正》、《周易校勘记》内容异同，所得有二：其一，《校正》虽是卢氏从校本中择取的部分校勘成果，但并非一字不变地迳直钞自校本，而是经过一定程度地再整理，或增补新的条目，或完善旧有条目，使得《校正》收录的校语详实有据，言有所本。其二，《周易校勘记》参引的卢氏校勘成果主要来自《周易注疏》校本，而非《校正》[9]。
故本文排除《校正》，将重点放在卢校本与《周易校勘记》上，进一步探究二书关系。详勘可知，《周易校勘记》中除了明确引用卢氏之说的内容外，还存在大量与卢校本重合的条目。以《周易校勘记》卷一、卷四、卷五、卷八、卷九为例，将统计结果列于表1：
据表1，此五卷《周易校勘记》与卢校本重合的条目超过600条，占《周易校勘记》条目总数的62.6%，这意味着《周易校勘记》有超过一半的条目存在参考卢校本的可能。可见《周易校勘记》对卢校本的使用远不止征引几条校记那么简单，这些重合的条目，便是讨论二书承袭关系的直接材料。
二、《周易注疏校勘记》承袭《周易注疏》卢文弨校本的证明
《周易校勘记》的主要内容是罗列不同版本的异文，而卢校本的大部分校记亦是如此。欲比对这部分内容，首先要明晰二书使用的版本异同。《周易校勘记》书前《引据各本目录》所列版本有：唐石经、清武英殿翻刻岳本、《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下简称“《考文》”）中的古本、足利本和宋刻八行本，钱求赤钞本[10]、十行本（即阮刻底本，实为元刻明修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阳本、明万历北监本、明毛氏汲古阁本[11]。而卢校本卷前题识云：
明天启时有钱孙保求赤号匪庵影宋钞本，与毛氏本科段大不相同，今武英殿本略近之，而亦未全是也。今取以校正，称钱本，其殿本称新本。卢文弨识。
据上，卢氏是以毛本为底本，参校钱求赤钞本（以下简称“钱本”）和清武英殿刻本（以下简称“殿本”）。此外，查阅书中校语可知，卢氏还征引了山井鼎《考文》的古本、足利本和宋刻八行本[12]。由此知，卢校本和《周易校勘记》共同采用的版本有4个：钱本、《考文》中的古本、足利本、宋本。以下举例分析二书对这些版本的利用与承袭情况。
1. 钱求赤钞本
明末清初藏书家钱求赤《周易注疏》钞本曾参校宋刻诸本，保存了重要的异文信息。卢文弨曾得见钱本，以“影宋钞本”赞之，成为他批校《周易注疏》的主要参校本[13]。《周易校勘记》亦大量引用钱本异文。而据汪绍楹、顾永新等学者考察，阮元等人并未见过钱本原书，实乃转引自卢氏传校本，“且已不辨其出自钱曾抑或钱求赤”[14]，此论甚确。然鉴于以前的研究并不是据卢校本直接得来，故仍可作进一步补充考述。以《周易校勘记》卷一、卷四、卷五、卷八、卷九为例，统计二书参引“钱本”的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直观看出这五卷《周易校勘记》所引的钱本异文皆见于卢校本，进一步分析这些重合的校记，发现《周易校勘记》对钱本的引用与卢校本存在明显的承袭关系：二书都以罗列钱本异文为主，有按断语的条目较少，且卢校本9条有按断语的条目皆见于《周易校勘记》。如卢校本卷四《晋卦》疏文“不成一伎王”云：
宋、钱“术”。文弨案，《颜氏家训》作“不成伎术”，知“王”字误也。（卷4/20b/5）[15]
《周易校勘记》此条作：
闽、监、毛本同。钱本、宋本“王”作“术”。按，卢文弨云：“《颜氏家训》作'不成技术’，知'王’字误也。”（第318页）[16]
又如卢校本卷八《系辞下》疏文“故言其辞游也”云：
钱“浮游”，宋同。“言”字疑衍(卷8/34a/1)
《周易校勘记》此条作：
闽、监、毛本同。钱本、宋本“游”上有“浮”字。卢文弨云：“'言’字疑衍。”(第343页)
另据刘玉才考察，《周易校勘记》初稿由李锐执笔，止校文字异同，甚少论断，其中按断语、所引李鼎祚《周易集解》异文以及卢文弨、浦镗等人的校勘成果，为严杰后来增补[17]。据此，《周易校勘记》这9条按断语当是严杰补入。
综上，只有对勘卢校本，才能得知《周易校勘记》的按语来源，明晰《周易校勘记》对卢校本的承袭关系。
2. 古本、足利本、宋刻八行本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卢文弨于友人鲍廷博处获见日本学者山井鼎《考文》一书，感叹“海外小邦，犹有能读书者，颇得吾中国旧本及宋代梓本，前明公私所梓复三四本，合以参校，其议论亦有可采。然犹憾其于古本、宋本之讹误者，不能尽加别择，因始发愤为之删订，先自《周易》始，亦既有成编矣”[18]。由上，卢氏虽赞叹《考文》，但也指出其不足之处，进而萌生删订想法，与自己的校勘成果合并为一书，故卢校本中引用《考文》古本、足利本、宋本异文的校记数量颇多。《周易校勘记》也大量征引《考文》古本、足利本、宋本异文。对勘二书重合条目，亦可看出《周易校勘记》十分明显的承袭痕迹。统计见表3：
此五卷《周易校勘记》与卢校本重合的条目分别有246、115、372条，约占《周易校勘记》条目总数的71%、95%、97%。如此高的重合度，反映出二书都颇为重视《考文》，吸收了其大部分校勘成果。条目重合仍旧是一种较为笼统的表面现象，不能直接说明二书有承袭关系。然进一步考察，仍可发现《周易校勘记》承袭卢校本的蛛丝马迹，尤其是卢校本所引《考文》本身有误，《周易校勘记》未翻检原书，径直承袭其错误。此类例子是证实《周易校勘记》承袭卢校本的最有力证据，试举二例。
《周易校勘记》卷一《乾卦》疏文“欲进于王位，犹豫迟疑”条云：
闽、监、毛本同，下同，宋本“迟”作“持”，与注合。（第292页）
按，此例出自毛本卷一《乾卦》“九四或跃在渊”疏文，这段疏文中“迟疑”二字共出现四次，上引为第1处，其他分别为：“云无咎者，以其迟疑进退”“居非所安，迟疑犹豫”“故迟疑犹豫，未敢决断”。对照阮刻本《周易兼义》正文，仅第3处作“持疑”，其馀皆作“迟疑”，其中第1处原文旁有圈识[19]，即《周易校勘记》出校之处。
卢校本将毛本4处“迟疑”皆改作“持疑”[20]，并在第1处原文下云“宋'持’”。而《考文》之《周易注疏》卷一，仅有“居非所安，迟疑犹豫”条，原文作“迟疑犹豫，七叶右三行[21]，'迟’作'持’”[22]。再核《考文》所据的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刻八行本《周易注疏》此段疏文，仅第3处作“持疑”，其馀皆作“迟疑”[23]，与《考文》所述一致。可知，卢氏错误地引录第1处“迟疑”《考文》引宋本作“持疑”。阮校记亦有此误，极有可能没有查阅《考文》原书，承袭卢氏的误判，此一明证。
《周易校勘记》卷八《系辞下》疏文“情谓情实”条云：
“闽、监、毛本同。钱本、宋本'情实’作'实情’。”（第343页）
按，此例出自毛本卷八《系辞下》疏文[24]，原文作“正义曰：情谓实情，伪谓虚伪，虚实相感。若以情实相感，则利生”，阮刻本同，其中“情谓实情”旁有圈识，即《周易校勘记》出校之处。
卢校本将“情谓实情”之“实情”互乙，云“钱、宋乙”。而《考文》之《周易注疏》卷八，仅有一句疏文“若以情实相感，三十三叶左五行，'情实’作'实情’”[25]。足利学校藏宋八行本《周易注疏》疏文，作“情谓实情，伪谓虚伪，虚实相感。若以实情相感，则利生”[26]，与《考文》所述一致。由此可知，卢氏将《考文》出校的“若以情实相感”之“情实”误看成前一句“情谓实情”之“实情”。《周易校勘记》没有查看《考文》原书，径直承袭卢氏之误，此又一明证。
综上，只有比勘卢校本，才能弄清《周易校勘记》致误的真正缘由，并可知《周易校勘记》对卢校本有十分明显的承袭痕迹。
3. 武英殿刻本
卢校本参引相当数量的清武英殿刻本《周易注疏》异文（卢校本称“新本”），然《周易校勘记》中“殿本”却未出现一例。阮元等人因何不使用殿本，其间缘由值得深思[27]。然对勘卢校本，可知《周易校勘记》并非绝对不涉及殿本，其征引殿本时会在表述上作一些处理，并不直言“殿本”或“官本”[28]。
如《周易校勘记》卷七《系辞上》疏文“而载易之爻辞也”条：
卢文弨校本“而”作“两”。（第337页）
卢校本作：
“而”，新“两”。（卷7/27a/1）
按，此条校记卢校本引殿本作“两”，《周易校勘记》承袭，但不云殿本，改成“卢文弨校本。”
又如《周易校勘记》卷四《晋卦》疏文“有庆者委任得人”条：
卢文弨云：“疏读'失得勿恤往’为句。故此上无'往’字。”（第318页）
按，初读此条校记，不知卢氏所云。对照卢校本，此例出自毛本卷四《晋卦》“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疏文，原文作“正义曰：有庆者，委任得人……”，卢校本于“正义曰”下增“往”字，云“往，新添”，又在天头批云“案，疏读'失得勿恤往’为句，故此上无'往’字”。据此，卢氏的校语是针对殿本而言，殿本认为“往”属下读，而卢氏认为“往”属上读，否定殿本增“往”字。《周易校勘记》仅转引卢氏校语，却删去所涉殿本信息，遂不知所云。
（二）引据前人著作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不仅汇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经书版本，进行版本对校，罗列各本异同，还广泛吸收毛居正、王应麟、陆粲、惠栋、浦镗、卢文弨、陈树华、段玉裁等多位前辈或当时学者的校勘成果，可谓汇集众家，博采群言。具体到《周易校勘记》而言，主要引用李鼎祚、毛居正、浦镗、惠栋、钱大昕、孙志祖等人的著作，其中征引数量最多的是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以下简称“《正字》”）和李鼎祚《周易集解》（以下简称“《集解》”）。卢校本《周易注疏》亦主要参引《正字》与《集解》。对勘二书此部分校语，亦可探析其间的承袭关系。
1. 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
卢氏获见《考文》之后，又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从翁方纲处得见浦镗《正字》。鉴于《考文》与《正字》互有优劣，卢氏“兼取所长，略其所短”[29]，重为整顿，并参以己见，开创了重要且可行的校勘《十三经注疏》的方法与路径。此举对阮元等人深有启发，《周易校勘记》亦大量采引浦镗《正字》。相关统计如表4所示：
核校结果显示，《周易校勘记》所引《正字》除卷一“阳三阴四”条[30]外，其馀皆见于卢校本。虽然此条或可表明《周易校勘记》曾自行翻阅《正字》，但是其馀22条重合条目仍能透漏出二书之间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某些条目，只有对勘卢校本，才能明晰《周易校勘记》的致误缘由。
如《周易校勘记》卷八《系辞下》疏文“皆习包犧氏之号也”条：
浦镗云：“'习’当作'袭’。”（第340页）
按，此条出自毛本卷八《系辞下》疏文，原文作“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黄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皞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习包羲氏之号也”。卢氏对此句进行了5处修改：“大庭氏”下增“王有天下次有”六字、“柏黄”改作“柏皇”、“尊卢氏”下增'祝融氏’、“皞英”改作“昊英”、“皆习”改作“皆袭”，并于页脚下写一“沈（即沈庭芳）”字，表明以上改订都依据《正字》[31]。然《正字》中仅见前4处校改，不见“皆习”改作“皆袭”条[32]。可见，《周易校勘记》并没有逐一翻阅《正字》，而是从卢校本中转引，并把卢氏自己的校语误当作《正字》原文，留下明显的承袭痕迹。
此外，《周易校勘记》明确标明引用卢氏按断语的校记有39条，有11条内容与浦镗《正字》一致。如《周易校勘记》卷八《系辞下》疏文“待隼可射之动而射之”条云：
卢文弨云：“上'之’字下当有'时’字”。（第341页）
卢校本于第一个“之”下加“时”字（卷8/15a/4）。《正字》此条云：
上“射之”下当脱“时”字。[33]
又如《周易校勘记》卷二《谦卦》疏文“卑谦而不可踰越”条作：
《集解》作“卑者有谦而不逾越”。卢文弨云：“《论语疏》所引正同。”（第305页）
卢校本于“卑”下增“者有”二字，并云：
二字见《论语疏》并《集解》（卷2/50a/2）
《正字》此条云：
脱“者有”二字，从《论语疏》校。[34]
这类校记实系卢氏引用《正字》的校勘意见，但未标注出处。《周易校勘记》却直言“卢文弨云”，误把浦镗成果当作卢氏之功，也显然是迳直承袭卢校本而来，未翻阅《正字》原书的表现。
2. 李鼎祚《周易集解》
卢校本还多次引用李鼎祚《集解》，《周易校勘记》亦有很多《集解》引文。然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二书所引《集解》异文多有重合，统计见表5：
由表5可知，《周易校勘记》仅新增了7条《集解》引文，其馀53条皆与卢校本所引重合，其中亦可体现出二书的承袭关系。
首先，卢校本所引《集解》多从《正字》转引，而《周易校勘记》所引《集解》又多从卢校本转引。如卢校本卷二《谦卦》疏文“是君子之所终也，言君子能终其谦之善事，又获谦之终福，故云君子之终也”，卢校本将“所”字删去，“事”作“而”，删“终福”之“终”，“君子之终”作“君子有终”，云：
沈依李。（卷2/50a/2）
《正字》卷一此条云：
“所”衍字，“而”误“事”，“福”上衍“终”字，从《集解》校。[35]
《周易校勘记》云：
《集解》无“所”字，“事”作“而”，无“福”上“终”字，“之”作“有”。（第305页）
其次，存在《周易校勘记》未翻阅《集解》原书，从卢校本转引时不慎致误的情况。
如《周易校勘记》卷九《杂卦》注文“谦者不自重大”条云：
《集解》作“不自任也”。（第347页）
按，此句为毛本卷九《杂卦》“谦轻而豫怠也”注文。然李鼎祚《集解》卷十七“谦轻而豫怠也”下作“谦位三，贱，故轻。豫荐乐祖考，故怡。怡或言怠也”[36]。而《集解》全书，并没有“不自任也”句。卢校本于注文“重大”旁作“任也”二字，并加一“卢”字；似乎此处应是卢文弨的修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字》此条作“重大，卢本作'任也’”[37]。据王晓静考察，浦镗《正字》所引“卢本”乃是明人卢复辑《三经晋注》本《周易》[38]。故卢校本标注之“卢”非指卢文弨本人，而是明人卢复，此为卢文弨从《正字》转引。《周易校勘记》显然没有查阅《正字》与《集解》，仅依据卢校本，想当然地认为卢校本是参考《集解》而来，承袭痕迹甚为明晰。
（三）卢文弨按断语
除上文外，《周易校勘记》还引用了不少卢氏的按断语，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是《周易校勘记》明确标明引自卢氏的按断语，共计39条，皆见于卢校本。然《周易校勘记》有若干条校记征引卢氏按语并不完整，以致表述不清或遗漏材料来源。如《周易校勘记》卷一《乾卦》疏文“百姓既未离祸患”条作：
卢文弨云：“'未’字衍文。”（第292页）
按，此例出自《乾卦》疏文“百姓既未离祸患，须当拯救”。依据《周易校勘记》卢氏之说，无“未”字，句意殊不通，百姓既已离祸患，何须拯救？不免怀疑卢说不确。而卢校本作：
“未”疑衍。离，罹也。（卷1/7b/4）
如此则文义明晰（唯不知卢氏是何依据）。《周易校勘记》截取前文而舍弃后语，以致文义乖舛。
又如《周易校勘记》卷八《系辞下》疏文“生颛顼于弱水”条作：
卢文弨云：“当作'若水’。”（第340页）
而卢校本作：
当作“若水”，《宋·符瑞志》。（卷8/7a/7）
按，卢校本认为“弱水”当作“若水”，并指出依据为《宋书·符瑞志》，核以《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有云“生颛顼于若水”[39]。可见《周易校勘记》遗漏材料来源。
第二是《周易校勘记》没有标明出处，暗引卢氏按断语。如《周易校勘记》卷二《泰卦》疏文“扬州其贡宜稻麦，雍州其贡宜黍稷”条作：
按，二“贡”字，《周礼》并作“谷”（第303页）
按，此条出自毛本卷二《泰卦》疏文：“《大司徒》云'其动物、植物’，及《职方》云'扬州其贡宜稻麦，雍州其贡宜黍稷’。”卢校本于“《大司徒》”前增“《周礼》”二字，将两个“贡”改成“谷”字，并云：
宋亦脱，误。（卷2/34a/8）
可知此条《周易校勘记》按断语来自卢校本，然未标明。
以上通过罗列版本异文、引述前人著作、征引卢氏按断语三个方面的探讨，清晰地看到《周易校勘记》存在大量承袭卢校本的情况，特别是上文所举多条例证，只有对勘卢校本才能明晰《周易校勘记》因何致误与撰写由来，这些皆是证明《周易校勘记》承袭卢校本的有力证据。
三、《周易注疏校勘记》的增补与推进
《周易校勘记》虽然承袭不少卢校本的内容，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周易校勘记》价值不大。据上文统计（表1），《周易校勘记》五卷独有的校记达到373条，约占总数的37.4%。与卢校本相比，《周易校勘记》增补大量新的校记，推进了《周易》的校勘工作。总体而言，新增校记可分为以下4个方面：[40]
一是补入新的版本异文。相较于卢校本，《周易校勘记》增加多种新的版本，包括唐石经、清武英殿翻刻岳本、元刻明修十行本、闽本、监本，而元刻明修十行本正是《周易校勘记》的底本。随着参校版本的增多，《周易校勘记》的条目数量也大为增加，其中三分之二左右都是新增的版本异文校记，成为增补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二是增加参引著作的数量。除《正字》和《集解》外，《周易校勘记》还吸收了许多其他学者的著作。统计如下：吕祖谦1次，出自《古易音训》[41]；惠栋1次，已直言引自《周易古义》[42]；孙志祖10次，皆为孙同元增入[43]；钱大昕2次，引自《十驾斋养新录》[44]；张惠言1次，源自《周易虞氏义》[45]；王念孙1次，见于《经义述闻》[46]；严杰1次，当是校补时增入[47]。可见《周易校勘记》比较重视同时代学者的成果，然多数著作仅偶及一见，新增条目数量仍比较少，缺乏丰富性和广泛性。
三是使用叶林宗影宋钞本《周易释文》进行校勘。虽然《周易校勘记》所据不是叶钞原本[48]，但大规模地将《周易释文》引入校记，加以考辨，亦有助于推进《周易》的校勘工作。
四是新增诸多按断语。《周易校勘记》新增139条考辨按断语，是增补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这些按断语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灵活运用对校、本校、他校等多种校勘方法进行判定；注意区分古今字、正俗字与通假字，并讨论不同时代的不同用字特点；运用声音相近、反切上下字、古韵分部（采用段玉裁十七部说）等音韵学知识进行按断。
以上对《周易校勘记》的新增校记略作分析，其中有不少独到的创获，可见《周易校勘记》并不是完全承袭卢校本，又有很多增补与推进工作。当然，对此事的确切认知，同样有赖于卢校本的重现与全面对校。
四、结语
清嘉庆五年（1800），阮元重整昔日修纂《经籍纂诂》的房屋，设立“诂经精舍”，次年正月开十三经局，延揽学者校勘《十三经注疏》。此项工程汇集了当时能见到的各种经书版本，不仅进行版本对校，罗列各本异文；还从各类文献资料中尽可能地搜集相关异文；遇到难以决断之处，更参考诸多前人著作，进行取舍。至嘉庆九年，李锐等人完成了2333条《周易校勘记》的校勘、增补、覆核工作[49]。相较于巨大的工作量，三四年的时间毕工，也算迅速。而本文考证，《周易校勘记》在罗列版本异文、引述前人成果等方面，存在因袭《周易注疏》卢文弨校本的痕迹，尤其是上举诸例，只有对勘过卢校本才能明白《周易校勘记》的校语（按语）由来与致误缘由，此皆是证明《周易校勘记》承袭卢校本的有力证据。对卢文弨这样的校勘大家已有校勘成果的充分利用，应该是《周易校勘记》乃至《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编纂过程中的常态[50]。
同样，以卢校本《周易注疏》为参照，也能更为清楚的了解《周易校勘记》的创新之处。从参引版本上看，《周易校勘记》增加6种新的版本异文，仅这一项工作所得的校记数量就非常多，成为对卢校本最重要的增补工作；从引用著作上看，除卢校本征引的《正字》《考文》《集解》外，《周易校勘记》多参考如惠栋、钱大昕、孙志祖、张惠言等诸家；从校勘深度上看，《周易校勘记》增补了考辨与按断语，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由此可见，《周易校勘记》的编纂实践在前人基础上也有新的推进与发展，并由此形成纵向脉络，推动清代校勘学与经学向前发展。
以上讨论希望能对《周易校勘记》的成书过程形成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周易校勘记》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吸收与批判，从而推陈出新，取得更多创获，终成不朽之作。同样的，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入手，在重新发掘同时代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全面的文本校勘为依据，才能更清楚更准确地认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真正价值，给出合理的学术定位与评价，这对于清代经学史与学术史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人文集经义整理与研究”（17ZDA259）、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卢文弨《周易注疏》批校本整理与研究”（2030）阶段性研究成果。
[1]其重要者，如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文史》1963年第3辑，第25-60页；李慧玲：《阮刻〈毛诗注疏（附校勘记）〉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日〕水上雅晴：《〈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纂以及段玉裁的参与》，《中国经学》2010年第6辑，第143-162页；杜泽逊：《阮元刻〈尚书注疏校勘记〉“岳本”辨正》，《文献》2014年第2期，第3-9页；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刘玉才：《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成书蠡测》，《国学研究》2015年第35卷，第1-17页。
[2]萧穆：《敬孚类稿》卷八《记方植之先生临卢抱经手校〈十三经注疏〉》，影印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5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3]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第25页。李慧玲：《阮刻〈毛诗注疏（附校勘记）〉研究》，第188页。黄庆雄：《阮元辑书刻书考》，《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4编，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71页。王宁：《卢文弨〈周易注疏〉校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页。
[4]刘玉才：《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成书蠡测》，第4页。
[5]唐田恬：《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探析》，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7页。
[6]唐田恬：《〈周礼注疏校勘记〉平议》，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第316页。
[7]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影印清嘉庆十三年文选楼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80册，第290页。
[8]以下三种意见分别见于井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所据“卢文弨校本”考》，https：// www. sohu. com/a/220760167_755268；顾永新：《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文献》2018年第1期，第55页；王宁：《卢文弨<周易注疏>校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63页。
[9]樊宁：《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引据卢文弨校勘成果来源考述》，《周易研究》2019年第3期，第78-87页。
[10]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指出：“李锐所据钱遵王本、钱求赤本，实为一本。”（第31页）顾永新《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进一步补充云：“《周易注疏校勘记》所引单疏本'宋本’（钱遵王校本）和注疏合刻本'影宋钞本’（钱本）确为一本，与钱曾无涉，实乃钱求赤所校。”（第54页）
[11]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80册，第289-290页。
[12]此外，卢氏校本中还出现少量的神庙本、万本（即明万历北监本）、正嘉本（即元刻明正德、嘉靖修补本）、卢本异文。
[13]据顾永新《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考察：“钱本并非影宋钞本，而是以宋刻宋元递修八行本和明万历北监本为主体，兼及单疏本和经注本，汇校各本异文重构而成的、新的校定本。”（第52页）
[14]顾永新：《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第53页。
[15]卢校本的底本为毛本《周易兼义》。为行文方便，文中凡引用卢校本者，皆以“卷/叶面/行”表示校语位置，如“卷1/20a/3”表示毛本卷一第二十叶左面第三行。
[16]本文所引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皆据影印清嘉庆十三年文选楼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80册)，随文标出页码。
[17]刘玉才：《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成书蠡测》，第8页。
[18]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七《周易注疏辑正题辞》，中华书局，1990 年，第85-86页。
[1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一册《周易兼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9-10页。
[20]按，《十三经注疏正字》于第1处出校曰：“疏犹豫迟疑：'迟疑’当依注作'持疑’，后并同。”（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第5页）“后并同”，可知浦镗认为后面三处亦当作“持疑”。故卢氏将毛本 4 处“迟疑”皆改作“持疑”，也有可能是采纳《正字》之说。
[21]此处是说明毛本位置。下同。
[22]〔日〕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23]《周易注疏》，影印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刻八行本，《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4辑第1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
[2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一册《周易兼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176页。
[25]〔日〕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第50页。
[26]《周易注疏》，《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4辑第1册，第195页。
[27]关于此问题，可参考邱亮、唐生周：《汉宋分帜与〈十三经注疏〉两种校考记的形成——兼谈阮刻本对殿本避而不谈的原因》，《浙江学刊》2016年第6期，第74-81页。
[28]《井超亦发现阮校记存在暗引殿本的情况，对原因有一定分析，详见《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暗引殿本琐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年第2期，第94-97页。
[29]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七《周易注疏辑正题辞》，第85页。
[30]《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一“阳三阴四”条云：“闽、毛本同。监本'三’字中画不全。浦镗云'三误二’，非。”（第291页）卢校本无此条。
[31]按照卢校本的全书体例，凡一段中有数处文字依据同一种书修改者，基本是在此段文字下方统一标注出处，故此处标注“沈”，表明以上5处改订都依据《正字》。按，《十三经注疏正字》目前只有一个版本，即《四库全书》本，题作“清沈廷芳撰”，然此书实际的作者是浦镗(说详李慧玲：《阮刻〈毛诗注疏(附校勘记)〉研究》，第175-185页)。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引该书时标注为“沈”，而在《周易注疏辑正题辞》中直言作者是浦镗(《抱经堂文集》卷七，第85页)，很可能卢氏初得此书时尚不知作者是浦镗。
[32]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第29页。
[33]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第30页。
[34]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第12页。
[35]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第12页。
[36]李鼎祚：《周易集解》，《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据明嘉靖三十六年聚乐堂刻本缩印，第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11页。
[37]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第34页。
[38]王晓静：《清代浦镗〈周易注疏正字〉卢本发覆》，《天一阁文丛》第16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6-74页。
[39]沈约：《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761页。
[40]鉴于张学谦《〈周易注疏校勘记〉编纂考述》已经对《周易注疏校勘记》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探研（《版本目录学研究》第7辑，第307-330页），故笔者仅指出《周易注疏校勘记》新增补的四个方面内容，不再举例详细赘述。
[41]吕祖谦校语位于《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三《复卦》经文“频复”条（第311页），出自《古易音训》卷上《复卦》，详见黄灵庚主编《吕祖谦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42]惠栋校语位于《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一《蒙卦》经文“童蒙求我”条（第297页），出自《周易古义》卷一，详见惠栋《九经古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1册，第363页。
[43]据刘玉才《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成书蠡测》考察，《周易注疏校勘记》所引孙志祖校语皆为孙同元增入（第8页）。然此10条校语不见于孙志祖《读书脞录》等著作，另据《礼记注疏校勘记》卷前《引据各本目录》有“孙志祖校本”，《中国古籍总目》著录重庆图书馆藏有一部孙志祖《春秋左传注疏》校本，故笔者推测《周易注疏校勘记》所引孙志祖校语，很可能出自孙志祖《周易注疏》校本。
[44]钱大昕校语位于《周易注疏校勘记》卷八《系辞下》经文“力小而任重”条（第341页）、卷九《序卦》经文“必反于家”条（第346页），皆出自《十驾斋养新录》卷一，详见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7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45]张惠言校语位于《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七《系辞上》经文“故再扐而后掛”条（第337页），出自《周易虞氏义》卷七，详见林忠军主编，陈京伟导读《周易虞氏义》，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233页。
[46]王念孙校语位于《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一《蒙卦》经文“童蒙求我”条（第297页），出自《经义述闻》卷一，详见朱维铮主编，钱文忠、虞万里等整理《经义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年，第30页。
[47]严杰校语位于《周易注疏校勘记》卷八《系辞下》疏文“待隼可射之动而射之”条（第341页）。
[48]顾广圻曾指出《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所据的《经典释文》是一部何元锡临录的段玉裁据叶钞本的传校本。见《顾千里集》卷十七《跋经典释文三十卷校本》云：“予尝言近日此书有三厄，卢抱经新刻本多误改，一厄也；段先生借叶钞重校，而其役属诸庸妄人之手，未得其真本，即此二也；阮中丞办《考证》，差一字不识之某人（指何元锡）临段本为据，又增出无数错误，三也。”（中华书局，2007年，第268页）袁媛《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成书管窥——从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到阮书》亦认为：“阮元等人所据叶钞本并非原本，而为辗转过录之本，与原本存在差异。”（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第370—373页）
[49]国家图书馆藏有《周易注疏校勘记》的稿本和誊清本。据张学谦《〈周易注疏校勘记〉编纂考述》考察：“稿本第二册卷末有朱笔题署'甲子仲春三日严杰校补’，誊清本各册封底有甲子（嘉庆九年，1804）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孙同元题记，《周易注疏校勘记》定稿当在此后不久。”（《版本目录学研究》第7辑，2016年，第308页）
[50]据袁媛考察，“《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在很大程度上依托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而来”（《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成书管窥——从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到阮书》，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第353-380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1年第3期，此据word版，略校清样pdf，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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