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因为坚信“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所以民国时期很多文人都喜爱打麻将，把打麻将作为娱乐休闲的一种方式，且大多都带着彩头。以下这些故事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因为这些名人的表现和光鲜的外衣包括起来的那个他差异很大。
文化名人当中，有一些对麻将非常喜爱，比如梁启超，因“四人功课”推掉演讲；徐志摩则属于技术比较好的，他善于随机应变，麻将打得最漂亮的，牌去如飞，不假思索，有如谈笑用兵，十战九胜。也有牌技很差的，辜鸿铭还因而获得了“光緖(光输)皇帝”的雅号；也有人从麻将中探索到了人生哲理，这个方面就要首推傅斯年了；潘光旦则从麻将与足球的对比，看出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柏杨对于麻将众生像的描画可谓是入木三分。胡适虽然也喜欢打麻将，但水平并不高，经常输牌。梁实秋因家敎甚严，乃至读书后，他才知道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不过，文化名人中也有对麻将深恶痛绝的，鲁迅就是这类人。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种“趣味”的游戏。梁启超是麻将的超级爱好者，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坊间也有梁启超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梅贻琦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叶公超曾以“慢、稳、刚”三字形容梅校长，寡言、慎言的他，有着严肃而沉默的形象，让人很难将他与打牌联想在一起。由清华出版社出版的《梅贻琦文集》二册，内容为梅贻琦在1956至1960年间所写的私人日记。出版社工作人员特别针对梅贻琦的生活面，作了趣味的统计，而爱打麻将就是其中之一。梅贻琦日记中不写打麻将，多改用“手谈”或“看竹”加以取代。据日记所载统计，仅在1956-1957年，就打了85次之多，平均一年42.5次，大约每周会有一次。一周一次看似不频繁，但这两年里，清华在台湾“复校”如火如荼，梅贻琦又屡屡赴美洽谈公事，公忙之余，打麻将可说是他重要的娱乐了。在85次方城之战中，梅校长共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前后输了1650元。当年一碗阳春面不过才1元钱而已。胡适虽然喜欢打麻将，但水平并不高，梁实秋就曾亲眼见胡适输过一回：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饭后开房间打牌，梁实秋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到最后一圈局势十分紧张。当时，胡适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牌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牌。胡适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胡适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犹豫好一阵子，啪的一声，胡适还是把白板打了出去。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适身上现钱不够，还开了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这在那时可不算小数目。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科罗拉多大学两位教授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几圈助兴。闻一多连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甚为窘迫。两位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牌，甚是窝囊。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无独有偶，梁实秋曾写《谈麻将》一文但并不擅长打麻将。梁实秋自小家教甚严，及到读书，他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有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也留下了对麻将的坏印象。梁实秋身边好友如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麻将爱好者和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了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一赶快就出差池。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往往反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干脆不如不打。”
傅斯年曾在《申报·自由谈》上撰文，讲述136张牌中蕴涵的人生哲学。打麻将要能赢，关键是要手气好，运气好，“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只要运气好，机会巧，一路顺风，就可以由书记而主席，由马弁而督办，倘若奖券能够中了头彩，那末不但名流闻人，可以唾手而得，并且要做什么长或主任之类，也大是易事。所以我们中国人最注意的是天命……”又云：“这有如人们对于生活的执着，无论如何非到绝望，不愿放弃生活的意志而自杀”。徐志摩对鸦片与麻将有过一番妙论。陈定山的《春申旧闻》中记载，徐志摩有一套哲学，是说：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海戈(原名张海平，民国文人)1934年9月在《人间世》发表《谈麻将》一文，他指出，“四个人坐上桌子，搬庄，分筹码，砌牌，掷骰子，这些繁文末节，往往很认真，但开头总是客气(自然，如张宗昌之流是够不上打麻将的)，谦和有礼；可是牌到手里，不是拚命在扼下家，——即是不让坐在他的右方的人“吃牌”，就是极力在组织“和三番”，这是一种勇于私斗的最好的表现。”著名优生学家和社会学家潘光旦认为，麻将的最大特点，是在其“各自为战性”，而西洋游戏，如足球则注重一致行动，所以中国是“人自为战之国，绝端个人主义之国”。柏杨认为，每个人的气质和品德在牌桌上都会彻底曝光：“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一旦到了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有些人赢得输不得，三圈不和牌就怨天尤人。别人吃张，他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发脾气。一会怪椅子高，一会怪灯光暗，一会提醒人家不要老咳嗽好不好，咳嗽教人心烦。一会儿埋怨对方总是吸烟，不吸行不行？看能不能瘾死。一会儿向下家瞪眼，你的尊腿不要伸那么长可以吧，这是打牌，不是伸腿比赛。一会儿又埋怨电扇吹得太大，谁不知道我有风湿病。”也与麻将有不解之缘，他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是麻将高手。每天晩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在张家门口等候，张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一次，他在麻将桌旁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他左手麻将，右手写稿，麻将、交稿两不误。
有人说牌场看人品，也有人说酒场看人品，这是因为在这两个场合，大多数人们都会剥去虚伪的外衣，呈现出了原生态，露出真我的性情。但个别表演的高手，即使在这两个地方也会深藏不漏。那样的人，要么是人间龙凤，要么是祸害苍生的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