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安徽31岁团委书记被县委书记告知：你的父亲是特工

1949年，一处普通的民宅中，31岁的安徽省青年团书记项南正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那个人就是他已经失踪了14年的父亲。就在不久前他还被人告知，自己的父亲是一位红色特工。图|项与年对于自己父亲可能是一位特工的事情，项南其实早就有所怀疑，毕竟虽然父亲在他幼时一直告诉他，自己的身份是一个生意人，但他所做的事情却不像是一个真正生意人会做的。在项南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告诉过他和母亲，他卖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而且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店面。家里倒是天天人来人往的，但那些人也不像是来做生意的样子。最重要的是，虽然父亲常年在外面奔波，但好像从来没有赚到过钱，出门在外也从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因此在项南加入共产党后有人问起他，他父亲究竟是做什么工作时，他总是给不出一个准确的答复。那时父亲已经离开项南八年了，每当有人问起他这个问题，他总是回答说自己的父亲可能是一个生意人。询问的人听到这个回答，也能感觉到项南父亲工作的特殊性，那种神秘的样子，像极了隐藏在暗处的特工们“你父亲不会是一位地下党员吧？”不少人发出这样的疑惑。一直听着共产党伟大故事长大的项南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父亲是一位红色特工，是一名默默无闻的英雄，但无奈那时的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件事，所以他只能含糊的回答：“可能吧。”他不知道，他的父亲确实是一位红色特工，而且比他想像得还要伟大。他的父亲名为项与年，在进入组织后还有一个化名，叫做梁明德。图|项与年项与年出生在1894年，父母都是福建省连城县朋口乡的普通农民。当时的农民大多都是贫穷的，项与年的父母也是其中的一员。贫穷其实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当时大家都认为多生孩子是一件好事，这就导致每家每户都会有好几个孩子。就拿项与年家来说，他父母一共生了六个孩子，项与年排名第四。但项与年的父母其实根本无法承担这么多孩子的抚养费用，小孩每天都在饿肚子，面黄肌瘦的，看着十分可怜。没有办法，他的父母只能把项与年送给他的堂叔抚养。项与年的堂叔年纪已经很大了，却一直没能生下自己的儿子，因此在得到项与年后对他非常好，他甚至还送他去了学堂。然而这种情况没能持续多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项与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好运，不久后他的堂婶竟然再次怀孕了，并在十个月生下了一个的儿子。在堂弟出生之后，项与年就变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不仅每天都要在家照顾家务，还会经常招到堂婶的白眼，甚至连读书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即便生活状况已经变成了这样，也无法阻止项与年的求学之心，通过自学的方式，他硬是成为了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越是读书，项与年就越是懂得国家强大的重要性，然而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危难之际：外来者在不断入侵我们的国土，但上位者昏庸，官员腐败，百姓们都贫苦不堪。面对这样的情景，项与年十分希望能有一股力量可以改变这一切。图|项与年在1918年，项与年终于看到了改变这一切的希望。那年项与年已经24岁，当时的他正在南京看望自己身为法官的哥哥，也就是在那个城市，他第一次看到了来自革命的力量，那股力量激起了项与年的满腔热血，于是他开始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项与年明显能看见国家在越变越好，他也因此每天都充满着干劲。但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国民党似乎不再是他从前看到的模样，他对此十分失望。也就是在这时，项与年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这支后起之秀，并被我党的精神所深深吸引，决意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项与年加入共产党的时间是在1925年，因为头脑聪明又能说会道的缘故，他刚加入不久后便引起了上级领导的赏识，组织交给了他一个艰巨的任务——前往南洋配合组织的工作。据了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当年很多福建人都选择前往南洋生意，如果能把那些人的力量聚集起来，肯定能使共产党的势力更加强大，因此前往南洋发展建立组织，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项与年被派往的地点是东印度婆罗洲三马林达，那里也是荷兰的殖民地。入境之后凭借同乡的身份，项与年很容易就取得了海外华侨们的信任，并迅速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他甚至还在当地建立起了共产党分支部。随着实力的渐渐强大，他在后来还当上了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组织那边的工人进行了一系列工人运动。因为常年奔赴在与敌人做斗争的一线，当地的官员们都恨他入骨，发出了无数告示要抓拿他，即便项与年已经十分小心，却还是被他们给抓住了。气愤万分的殖民地领导本想杀他泄愤，但迫于各地华侨的压力，最终还是只能放了他。本以为事情已经圆满结束，然后在被释放不久后项与年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进入南洋境内，没有办法，他只能独自回国。项与年去往南洋用的借口是出去做生意，但因为一直奔波于完成组织交代给他的任务的缘故，并没有赚到钱，所以在他回国之后，乡亲们都很疑惑，出门在外的年轻人大多都挣到了钱，为什么项与年好像还更穷了？明明他是他们最看好的人。对于这样的情况，项与年也不知道该作何解释，好在他的亲人们都不重视这些。他在参加这次的任务之前就已经结了婚，当时的项南都已经八岁了，他回来的那年项南9岁，对他们而已，项与年能够回家就已经满足了。图|项南和家人一起过着安稳的日子，这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事情，然而身在当中的项与年却一直处在一种焦躁的状态里。因为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破裂，而且国民党开始打压共产党的缘故，共产党在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在地下发展，这导致刚刚回国的项与年根本无法和上级取得联系，这怎能不让他急躁呢？幸好共产党也没有放弃项与年这位优秀的手下，几经波折，两方终于取得了联系。经过考虑，共产党上级领导决定让他加入周恩来领导建立的中央情报和保卫机关的中央特科工作。同时也向他派下了一个任务：要求他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蒋介石已经把共产党当作了头号敌人，为了找到隐藏在暗处的共产党员，他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这个做法导致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们死在了他们的枪下，此时前往上海的危险性可想而知，但项与年还是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项与年这次没有只身一人前往上海，而是选择带上自己的妻子以及孩子。到了上海之后，他们住在共产党为他们准备的房子里，那个房子就在八仙桥附近，对外宣称是去做生意的。居住在八仙桥的日子可以说是项南在8岁之后最快乐的日子，虽说父亲因为工作的缘故，每天都早出晚归的，但因为住在一起，他还是能经常在家中看见父亲的身影，这对一直仰慕着父亲的项南来说，已经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了。除此之外，另一件让他开心的事情是父亲的好友会经常陪他玩，爱玩爱闹的项南十分喜欢那样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来陪他玩的父亲的好友当中，他最喜欢的是一位长着大胡子的胡子叔叔。在项南快乐生活的同时，项与年的工作也一直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1929年的一天，项与年再次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当时我党的广东负责人澎湃、杨殷、张际春等人也在这个城市，他们的行动轨迹一直被保护得很好，但在一次开会时，这些人却突然被国民党抓捕了。他们被一同关进了上海的华龙监狱之中，在那个地方，他们受尽了国民党的折磨。为了能从他们口中获得共产党的线索，国民党的人对他们用尽了酷刑，但自始至终，这些英雄们都未吐露过一丝对我党不利的事情。这种态度最终惹怒了国民党，他们决定将这些人处决掉。在得知这件事情后，组织立刻决定派人前往营救，项与年也被列入了营救队伍的名单之中，大家一起为劫狱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在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就在大家信心满满地以为这个事情必定会成功之时，现场却起了变化，他们的武器未能被及时运达。没有办法，组织只能遗憾地放弃继续营救，眼睁睁看着澎湃、杨殷、张际春等人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下。图|澎湃这件事立刻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经过排查，大家发现是白鑫在作祟。因为被国民党提出的丰厚待遇所诱惑，这位曾经被组织给予厚望的年轻人选择背叛自己之前的信仰，成为一柄国民党刺入共产党内部的利器，这次的事件就是这位叛徒向国民党高层递上的投名状。对于这样的人，我党也是绝不会姑息的，为了给烈士们报仇，大家决定杀掉这个叛徒。白鑫知道自己做下这样的错事后必定会引来我党对他的惩罚，为了保全自己，他一直战战兢兢地躲在法国租界的霞飞路和合坊43号中不敢出来，在那个房子周围还有国民党反动派在24小时守护着，突破难度巨大。这可急坏了想要杀他报仇的项与年一伙人，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不久之后我党就从隐藏在国民党中的特工口中得知，白鑫已经买好了前往意大利的船票，打算到那边去避难。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立即在白鑫前往码头必经的那条道路上设下了天罗地网，只要白鑫一出现，必定会死在大家的枪口下。事情的发展也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很久没有见到的白鑫带着一堆国民党现身，虽然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但他的身形并未消瘦，从这可以预见，白鑫这些天的伙食非常不错。在出了房子之后，白鑫立刻谨慎地打量了一下周围，看到没有异常之后，才小心地往自己的汽车方向走去。图|白鑫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汽车，白鑫变得越来越兴奋，他知道自己上车之后就能逃离这个鬼地方了。但这份喜悦并未持续多久，很快他的后方就传来一声暴怒的呼喊：“白鑫！”听到自己名字之后白鑫下意识回头看来一眼，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只见不远处有一个枪口正正对着他，拿着枪的主人眼中写满了对他的仇恨，还没等白鑫反应过来，下一秒他就被当场击毙。在死之后白鑫依然保持着睁大双眼的状态，仿佛还沉浸在自己被人拿枪顶着的恐惧之中。因为在这次的任务中有着卓越的表现，项与年也越来越被上级领导所重视，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托付重任的人。有什么困难的事情，脑海中也总会项与年的身影。于是在1933年的一天，一个重任被压在了项与年的身上。事情的起因还要从1930年说起，在那一年的5月，因为矛盾恶化的原因，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以及蒋介石等实力强大的军阀在中原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混战，因为精力都被放在了这次混战上，各地军阀都放松了对共产党的警惕，我党也得以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所以蒋介石在赢得这场战争后发现，共产党已经借此机会建立了大量的革命根据地。这个发现使蒋介石暴怒，决定要对我党的根据地进行“围剿”，而第一个被他盯上的目标，便是位于江西的中央红军。图|莫雄虽然当时有很多国民党想要消灭我党，但他们之中欣赏我党精神的也大有人在，国民党老党员莫雄就是其中之一。莫雄的情况其实和项与年有些类似，他们都是在孙中山领导时期加入国民党队伍的，更喜欢当时的国民党，因此，莫雄的理念和蒋介石的总有些相左。在得知蒋介石想要“围剿”共产党时，莫雄还对其劝解了一番，想让他打消那个主意，谁知蒋介石不但不听他的劝告，甚至还因此罢免了他的军权，让他赋闲在家。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莫雄坚定了想要加入共产党的决心，并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请。我党在接到他的申请时也十分兴奋，恨不得当即就让他入伍，不过考虑到他的身份，认为让他留在国民党对我方会更加有利，便没有同意他的那份申请。得知这个情况的莫雄也向我党表达了他的谅解，同时也表示会在国民党内部为我党打听情报，至此，共产党再添一员大将。在1933年的10月，红军突然接到了一份来自莫雄的情报，他表示自己在前不久收到了来自蒋介石的通知，他被任命为江西德安专署专员，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宏大量，蒋介石还被授予了他一项特权——可以自行挑选自己的下属，这是一个可以让共产党特工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天赐良机。因此，项与年第二次离开了自己儿子身边，在走之前他对家人表示，自己要去九江和朋友做生意，因为信任，家人并未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假。图|莫雄到了江西之后，项与年迅速与莫雄取得了联系，并在他的安排之下，成为了一名情报参谋，一同为“剿共”做努力。在莫雄靡下，项与年化名梁明德，在1934年的一天他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在这一年的9月底，国民党在庐山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关于如何消灭共产党的。在会议中蒋介石提出，他们要部署一个“铁桶计划”即以瑞金作为作战中心，形成一个半径长达300华里的包围圈，将共产党包围在圈内，再调配150万兵力一步步压进，将里面的共产党逐一消灭。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实施，对我党来说势必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如何将这个消息传递给党中央这件事，项与年和莫雄等人一起商量了很久，最终他们决定先把这个消息的大概内容通过电台传回总部，之后再把详细的信息用特殊的药水写在4本字典上，让项与年把他们送回去。德安到瑞金一共要经历八个县市，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开始严格把守各个城市的出入口，项与年传递这个信息的难度可想而知。因为本身长得文质彬彬的缘故，项与年经常被误认为是一名老师，所以在动身时，项与年第一个伪装的身份就是一个教书先生。教师模样的项与年来到了临近南昌的第一个关卡，在这里，他遇到了敌人的第一波搜查，看到他身上背着一个包裹，敌人立即警觉了起来“这是什么？”多年的特工经验告诉项与年，面对这种情况一定不能慌，于是他临危不乱地主动拿出了自己携带的字典“长官，我是一个教书的，这是我的教材”看他这么镇定敌人也放松了一些对他警惕，再翻翻那些字典，确实没有问题后便准许他离开了。经过这次的事件，项与年意识到携带这么大件的字典十分不利于他隐藏身份，所以到了下一个联络点后，他便联系那些共产党连夜把所有的内容都抄到了一张薄薄的纸上，然后塞进了鞋垫中。越是靠近党中央，敌人的检查就越是严厉，教书先生的身份也不再安全，他需要再次改变形象。一次偶然的机会，项与年发现敌人对乞丐的检查会比较宽松，为了能更加安全，他换上了乞丐的衣服。但只是换上衣服还是不够，项与年那周正的模样根本就不像乞丐，为了能够更加贴近角色，项与年狠下心来，用石头敲碎了自己四颗门牙。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虽然项与年早就做好了准备，却还是因剧烈的疼痛，昏迷了过去。醒来之后项与年因为没有过多的停留，把血液擦满脸颊，再把头发弄乱，他忍着痛苦继续前行。在路上，因为没有好好处理伤口，项与年的嘴唇开始肿大，血肉都模糊到了一起，看起来十分渗人。所以在他到达下一个关口时，就有敌人一脸凶狠地问他：“你这是怎么回事”项与年在心中早已想好对策：“这个是摔得，有一天我向一户人家要饭，他们不但没有给我，还放出恶犬来咬我，吓得我赶紧跑赶紧跑，一时没有注意路，就变成这样了。”说着项与年还瑟缩了一下，一副非常害怕的模样这个解释太过形象，敌人根本没有怀疑这件事情的真伪，他们嫌弃地挥了挥手，示意项与年赶紧离开。凭着这幅形象以及这个谎言，项与年在敌人的嘲笑声中，安全抵达了瑞金，并把关系红军命运的情报，交付到了周恩来手中。得到这个情报后，党中央决定要进行一个战略大转移，三天之后，我党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身为共产党中的一员，项与年最初也在长征迁移的队伍之中，但他上级很快就再次对他下达了一个任务，他们希望项与年可以带领同志们前往江西南浔铁路炸毁桥梁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阻断敌人的补给。这次好运并没有继续眷顾项与年，他们一行人到达南京后不久便被国民党给抓住了，好在项与年比较聪明，靠着自己的力量就跑了出来，不过他也并非没有损失——他的脸被许多国民党看见了。为了保护项与年，组织阻断了他和所有相关人员的联系，并让他在家里陪家人呆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他便被召回，而且再也没有回家的机会，直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之前，项与年为了家人的安全，一直不敢和他们联络，无数次梦醒时分，他都在回忆着和家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刻。终于等到新中国成立，项与年再也无法按捺心中对家人的思念，得知自己的儿子也入党之后，立刻和自己的老朋友曾希圣取得联系，希望他能帮忙寻找儿子。对于老战友的这个请求，曾希圣十分上心，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团委书记项南，希望他能尽快找到人，老家是福建，离开儿子已经14年，家里曾经住在过八仙桥，以前对外宣称是做生意的，越是对照，项南就越是觉得熟悉：“我老家也是福建，我也曾经在八仙桥住过”听着这话，曾希圣大吃一惊，同时他仔细端详了一下年轻下属的面孔，越看越眼熟，他想起自己之前总是去找朋友儿子玩：“你父亲朋友之中是不是有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经常去找你玩？”“对的，有一个胡子叔叔经常到我家来，我最喜欢跟他玩了”听到这话，项南也反应了过来，不可思议地注视着曾希圣：“胡子叔叔？”“对啦！”曾希圣爽朗地笑了起来，朋友的儿子终于被他给找到了。至此，项与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回到自己思念多年的家中。看着崭新的世界，注视着许久不见的家人，项与年忍不住热泪盈眶，感谢党，感谢新中国，让他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样幸福的场景。